陈尚君：清代西北史地学的拓荒者徐松为何被贬新疆？

徐松(1781—1848)是清嘉道间最有成就的学者。他二十岁中举人，二十五岁中进士，且是被号称清代科举龙虎榜之嘉庆十年榜的殿试二甲第一名，朝考一等第二名。寻授翰林庶吉士，三年后散馆任编修，进入南书房，官场的美好前景似乎已经铺就。三十岁领衔担任皇家重大编修工程《钦定全唐文》的总纂官，一年后外任湖南学政，掌管全省的“学校政令，岁、科两试”，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然而好景不长，次年末遭到弹劾，受到遣戍伊犁効力赎罪的严厉处分，人生命运就此改变。虽然七年后允许归京，但从此仕途偃蹇，到年逾花甲的六十二岁，方检任榆林知府，品级与学政差不多。学者不幸学术幸，他因遣戍伊犁而研治西域史地，成为清代西北史地学的拓荒者，所著《西域水道记》《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更成为学术史上的不朽经典。

《清代学者像传》中的徐松画像

徐松获罪遣戍的原因，在事后百年一直仅在传闻间，如姚莹认为是“父干正事”(《赵慎畛行状》)，李详述缪荃荪谈话认为是“随棚厨夫卖茶点与诸生敛钱，事涉徐之封翁”(《药裹慵谈》卷三)。至清廷逊位后，陈垣方利用清内府档案所存赵慎畛奏折和初彭龄拟奏，撰《记徐松遣戍事》(初刊《国学季刊》五卷三号，1936年9月，后收入《陈垣史学论著选》)，大体认定获罪原因是刻印《经文试帖新编》令生童购买而得利，并考出姚莹的错误是将浙江学政朱士彦事与徐松事误混。北京大学历史系朱玉麒教授继校点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后，新出《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内阁、军机处、宫中档、内务府全宗档案开放的方便，充分查证所涉该案的上谕和奏折，较完整地还原了全案的真相。这一事件之揭示，不仅对徐松研究极其重要，对了解清廷在处理案件过程中的调查取证、审判断案，以及所涉制度防腐和惩诫案员的举措，都具有启示意义。

真想还原：徐松为何获罪？

徐松于嘉庆十五年(1810)十月二十八日抵达长沙，三日后即奏报到任情况，重申牢记皇上“整饬学校、录取真才之至意”，表示将“实力甄厘，悉心训敕”。在任一年有两份工作汇报，一份写于次年正月，是收到上谕“实心校士，正人心为本”之训示后，表示“即由长沙起程，前往宝庆、永州、桂阳、衡州等处举行岁试”;另一份在半年后，报告在六州府举行岁试过程，士风之观感和改变之举措。同年岁末湖广总督马慧裕密折也认为徐“考规俱尚严谨，阅卷发案亦能迅速”。宝庆府县学生魏源，这时曾得到徐松鼓励指点，其后终身师事之。

嘉庆十六年(1811)十一月二十日，礼科给事中赵慎畛以风闻上《奏为湖南考试收受钱文请敕下湖南巡抚详密奏明办理事》之弹章。赵为湖南人，负有言责，举报徐松涉嫌罪愆。陈垣将赵之弹章分理为九款：一、乘轿进棂星门，是对孔圣之大不敬。二、重价发卖诗文，“每学发交《阴骘文排律诗》、《乙丑会闱经文》”，篇幅不大，定价很贵，士子推卸不领，教官垫钱难堪。乙丑就是徐松登科之嘉庆十年，似乎是要生员出重价买自己的成名作文。三、取优等生员，点名前各缴钱数百文。四、加增红案陋规。五、滥取佾生索费。六、纵容家丁凌辱士子。七、卖给熟食，每人索钱数百文。八、考试武童，强取弓箭，仍复发卖。九、出题割裂经文，所出《四书》题有“室车”“至于犬”“不畜牛”等。各事有大有小，赵仅说“都中纷纷遍传”，他将所闻奏上，请皇上下敕查明。赵在当时负直言之名，他的上奏，嘉庆帝当天就发上谕批转，要求正在湖北处理周季堂案的工部左侍郎初彭龄在事毕后，立即转往湖南，会同湖南巡抚广厚“切实查究”，“如得有一二款据”，即将徐“革职拿问”。在事实还没有清楚的第二天，再发上谕委任汤金钊为湖南学政，相信了赵奏的基本事实。

当时上谕仍靠驿传，身在湖北的初彭龄到十二月二日接到上谕，立即奏明行程，两天内完成周案，五日启程赴湖南，十二日可以抵达长沙。初是山东即墨人，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此前曾任御史、云南巡抚，因直言能干，嘉庆朝多次受派查办贪渎案件。湖南巡抚广厚则是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历任甘肃按察使、安徽巡抚等职。二人一满一汉，且资历深厚，办事老成，嘉庆帝指定二人查办徐松案，有他的考量和信任。

初彭龄十二日到达长沙后，即与广厚对徐松停职拿问。四天后即十六日上奏初步调查结果，对赵奏九款罪行一一回应，部分与事实稍有出入，如“加增红案陋规”“优等生员缴钱”之类，而如“乘轿进棂星门”，徐松坚决否认，拟续调地方官员来核实;“纵容家丁凌辱士子”则家丁坚不承认，查证的最严重问题是向下属各府州属县发交自著《经文试帖新编》事，“徐学政曾发给(长沙)　府学一百四十本，长沙、善化两县学各一百二十本，令分给士子，每本缴银三钱六分。其士子有不愿领者，实系该教官等垫缴价值”。初彭龄的结论是有错失的部分，如“违例将备卷童生竟行发县充佾，又出题割裂，并失察轿夫隶役抢拾箭枝、索取点心钱文，均属有乖职守”，即工作有失误，对下属管教不严，而“发给各学书籍派令缴价，又令优等生员出钱以为刻文之费，已与勒索无异”，这是分摊卖书，故意敛财，罪名足以成立。初彭龄的工作效率确实很高，但他也说明，更进一步的结论还要有待更进一步讯问当事人和所涉各方后方能做出，但就初步调查，至少可落实一项罪名，即根据上谕，接受学政关防，将徐革职待罪。

初彭龄发出初步调查所见后，陆续调及全省各府县相关人员，调查取证，同时也让徐松本人对此作出口供。徐松对各款皆有说明，如有关乘轿进棂星门事，说明是在谒孔庙时，因天雨没有在下马牌下轿，自己因轿帘放下，未察觉，到角门外方知悉，即将轿夫呵斥，有误察，没有大不敬情事发生。再如出题，本来是想防闲生童抄袭，因而出了些偏题，“细思实属割裂句读，有乖文体”。对最严重的卖书事，他解释旧作《阴骘文排律诗》“对偶工稳之中兼寓劝惩之意”，另选文数十篇也“词义醇正”，认为“可以启迪后进”，遂印了六千册，发出四千十册，卖出二千三百多册，“实是糊涂见小”。口供最后说:“我蒙皇上恩典，简放学政，不知检束，出题割裂文义，违例滥准佾生，不派教官监场，又失察家人、书役、轿夫藉端需索，已无可辞咎，况又冒昧令优等生员出钱刊刷考卷，并将自己书籍散卖，实属辜负天恩，只求将我从重治罪。”虽然有解释，但大多应承，而且他很清楚知道前几项是工作失误，“冒昧”以下二款罪责难脱。初彭龄的结案拟折，则在充分调查后，认为赵所弹九款罪行，如乘轿进棂星门、加增红案陋规、家丁凌辱士子三款可以免除，其他五款虽属实，但“均属轻罪不议”，即议也“咎止降罚”，唯有“将书籍分派教官，转令生童购买，除去工本银外，计得余利银四百七十六两”，属贪赃索贿之罪，根据刑律“监临官挟势将自己物货散于部民多取价者”，以“不枉法、无祸人”论罪，定罪“杖一百、流三千里”，“发往新疆効力赎罪”。也就是说只有这一款构成利用自己的官职，把自己的货物发卖给属下，收取盈利，其间虽然没有枉法，也没有害人，但仍属重罪。

初彭龄的结案奏议于嘉庆十七年正月七日发出，随即北上，十一日到岳阳，方收到嘉庆帝对他初步调查所作之批谕，认为徐松“身为学政，罔顾廉隅，取戾甚重”，要求就三方面问题继续追查，一是长沙府外其他州府的勒索情况，二是对其出题割裂经义议罪，三是调查他平日所作诗文有无违碍内容。可以说，嘉庆帝不但要穷究徐松卖书索利的行为，还指示从科场命题和诗文违碍两方面加以追究，这些正是清代文字狱的核心内容。初彭龄当天即将上谕转发长沙，并于十三日回奏，当然肯定皇上英明，洞察秋毫，但也说明所涉湖南各州府卖书情况，就徐松口供和各州府调查，已经全部理清奏进。徐松所印书籍内容，系用浙江旧本，“立意尚为工整”，即不涉及违碍内容。至于其抄出赀财及所作诗文内容，则因自己已经交割，建议交由湖南巡抚广厚和新任学政汤金钊来处理。

话分两边。初彭龄十三日奏议，二十三日到京，嘉庆帝即下上谕给湖南巡抚广厚和学政汤金钊，要求“即将徐松任所赀产严密查抄，并将伊平日所作诗文查出”，“如有词涉悖缪者，逐一粘签进呈”，是欲穷究到底，且欲往文字狱方面罗织之决心，可见其对徐松有负皇恩的恼怒与严苛。而广厚则早在十一日当天收到初彭龄转来上谕后，次日上午立即会同省司府道县并标下中军参将对徐松寓所严密查抄，所得为衣物414件，镀金首饰30件，银花银器20件，纹银553两8钱，元丝银141两，制钱12贯，朝珠5盘，以及其他零物。所有衣物首饰，“多系蔫旧，并无值钱之物”。于是讯问徐的管家，管家告家主“家道贫苦，素无产业”，出为学政，虽然“养廉丰厚”，即薪俸不薄，但日常开支和偿还积欠外，所余无几，因此方“刻书售卖，希图利息”。而且徐松在湖南并无亲朋，因此不存在隐匿赀产的情况。至于其家中书籍，仅查到经史类书籍95种，内容并无违禁。至于其自作诗文，则没有查到，讯问本人，供认早年所作未能工稳，因而未留稿，其后编修《全唐文》及到湖南学政，则因公务繁忙无暇写作。在这里看到广厚办事之迅速和小心，不仅当天就完成抄家，且将省府主要官员全部拉到现场以作见证，以示绝无包庇。

由于通讯之阻隔，广厚二十二日发出查抄结果的上奏，到二月五日又收到嘉庆帝二十三日穷加究查的上谕，乃会同汤金钊再作覆查，主要检查徐松的藏书和自作诗文，最后结论仍与初彭龄一致，“所犯各款，亦惟卖书一项最重”，所涉书籍和诗文“并无违悖”。覆查奏议二月二十八日发出，三月二十八日朱批“知道了”，刑部据朱批定谳，“杖一百、流三千里”，“发往新疆効力赎罪”，与初彭龄最初所拟一样。从赵慎畛弹劾，到最终结案，大约历时四个半月。

一档馆藏徐松获罪缘由清单

遣戍边疆：仕途之不幸，成就学术之大幸

由于清宫档案的充分公布，也由于朱玉麒教授的仔细搜辑和梳理，上述徐松案的过程和细节可以说已经基本清楚了。我不治清史，更没有能力发掘第一手文献，以上所述所引，全部出于朱著和陈垣文，务请读者鉴谅。但读完相关论著后，更有许多之感慨。

首先，徐松出事虽然似出偶然，但也属必然。他出生贫寒，父亲没有官职，仅其伯父徐立纲在乾隆四十年(1775)中进士，后两任安徽学政，家族状况有所改善。他早年也因此得以接触一些著名学者，在举业之余得到良好的学术训练。他骤得高第，年轻得意，又得君、相之信任(他登第时的主试为大学士董诰)，三十岁就担任《全唐文》的首席总纂官，在施展才华的同时，不免有任性恣为的另一面。《全唐文》在文颖馆编修，嘉庆帝将内府图书和《永乐大典》调入，充分提供方便。《永乐大典》当时尚存两万余卷，外间无从见到，仅全祖望和后来的四库馆臣曾两度利用辑佚，这是第三次供学者利用。徐松在一年多时间里，除主持《全唐文》编务，似乎对《永乐大典》中四库馆臣未曾辑佚之著作抱有更大的兴趣，先后从中辑出《宋会要辑稿》《宋中兴礼书》《河南志》《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等大量遗书，总字数即便不到一千万，大约也有七八百万，而且前二书可以说与《全唐文》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是稍具文史知识的人都能理解的。虽然从学术史来说，此项工作功德无量，但就朝廷所委工作来说，显然属于假公济私。参与《全唐文》编修的其他各位也利用《永乐大典》做了许多自己的研究，但篇幅都不大，惟有徐松胆子大，让书馆的抄胥用《全唐文》的稿纸，抄出那么多佚书，也不知报备过没有，至少此事没有引起言官的注意。以同样的态度当湖南学政，面对数千屡试不中的举子，他的想法就过于想当然了。

徐松是清嘉道间最有成就的学者，在学术史上留下多部不朽经典。左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唐两京城坊考》稿本，中为《登科记考》南菁丛书本书影，国家图书馆藏《汉书西域传补注》稿本。

从唐宋以降，朝廷即设言官，凡政事有阙失，官员有失德，可以风闻奏事，除非恶意诬谤，一般可以不负言责，即所奏与事实有些偏差，朝廷也不加深究，即保护了言官的事职。徐松在湖南的施为，即便小有出入，也通过官员和举子的口耳相传，传到京城。与徐松案相关的几位官员，包括首先弹章的赵慎畛，我们姑且认为以前与徐松全无过从，更无恩怨，在场面上都做得非常及时而周到。

赵慎畛上奏，仅说自己因为是湖南人，听到了这些，至于是否属实，请皇帝派员去调查。虽然结果在所奏九事中，坐实的仅一件，其他均有夸大或不实，但赵并不承担罪责。这里还涉及清代的密折奏事制度，即部院大臣和地方大员都可以就所知直接给皇帝上折言事，不必经过一层层上司，而要员更须定期汇报工作，给下属主要官员考评，并将在地方上见闻上报。徐松案已发生，但湖广总督居然全无所闻，仍给其作肯定评价，仅仅因其老成，留一笔说了解不够，无法考绩，避免失察。

嘉庆帝在清列帝中仅属中主，但在徐松案中，一是对臣下奏事处置迅速，二是指示明确，这可以见其勤政。同时，他因信任的臣下辜负了自己的付托，因愤怒而穷究，甚至多次指示超越赵慎畛奏事的九点，以罗织文字狱的办法加以深查，更显出其为人忮苛的一面。在反复追查终无所获后，他将广厚的奏议留中二十天，最后无奈接受下属的结论。两年后伊犁将军松筠奏请以徐松充任小京官职衔帮办伊犁粮饷，也被他否定。

徐松案中几位主持案件审理的官员，给人以深刻印象。初彭龄史称正直能干，嘉庆朝多次受委处理官员犯赃事件。对皇帝交托的案件，无疑要及时妥善调查清楚，做到不偏信，不枉纵，还有不惟上，一律以事实、律条为依据。这里说不惟上，当然是现代表述，他对嘉庆的每次上谕都恭敬回复，认真执行，绝不拖延，更无包庇，但也不加诬枉。广厚是满员中的能臣，资历深厚，处事更求周全。初彭龄是钦差大臣，前一阶段他仅属配合，后一阶段由他与新任学政汤金钊一起调查，他查封徐家，将省府官员招齐，汤刚上任，与他也说不出私谊，因此可以秉公处理。了解清代文字狱者必然了解，这是大逆罪，动辄株连九族，满门抄斩。皇帝已经动了杀心，所幸这两位大臣没有加以网罗周织，能深入调查，秉公奏议，徐松虽遭重挫，但终于未至论死。

遣戍案改变了徐松的人生道路，是他仕宦之大不幸，但也成为他作为一流学者之大幸。

徐松本人学术之起步是《全唐文》总纂官。虽然他个人之具体贡献没有详尽记录，但我认为全书编纂的总体框架和具体方略，应由他制定。《全唐诗》是以胡震亨《唐音统签》和季振宜《全唐诗》两书拼合而成，没有普查文献，仅稍补后见文献中的佚诗。《全唐文》虽也以陈邦彦初编为基础，但首先是利用内府藏书作充分普查，据《永乐大典》和佛道二藏、地方志、石刻碑帖充分辑佚，因而达到很高水准。这是乾嘉后学风变化的结果，也与徐松本人的学养格局有关。《全唐文》编成时，徐松已经遣戍四年，仍以“原翰林院编修”领衔总纂官，正可看出他当初贡献之巨大。

徐松之治学，不仅有札实之文献与精密之考据，更具有宏伟之构想与合理之布局。《唐两京城坊考》据《长安志》与《河南志》的记载，努力恢复唐代两京的宫城和坊里;《登科记考》据零星文献完整拼出唐科举兴废和历年制度的变化，恢复逐年之考官、考题和登第者，实在非大手笔不办。只要比较差不多前后成书的《宋东京考》，就知道徐松如何超越了一个时代。遣戍新疆以后，他将治学中心转向西域地理，不仅笺释《汉书·西域传》，搜罗历代文献，更利用在新疆的漫长岁月，认真踏勘新疆的山山水水，完成具有现代西域地理学开山意义的著作《西域水道记》，带动其后两百年新疆和中亚历史地理的研究新潮。

我认识朱玉麒教授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他刚从南京师范大学毕业，自愿支边，任教于新疆师范大学，长于书法篆刻。后来负笈入京，在北京师范大学师从赵仁珪教授和启功教授，专攻古典文献学，博士论文是张说集版本研究，曾给过我，用力极深，至今未定稿出版。此后他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从荣新江教授做博士后，专治《西域水道记》。又返回新疆工作八年。2010年再度作为引进人才，任职于北京大学。他在新疆工作时间长达十七年，是徐松戍疆之两倍半，在新疆史地研究方面用力极深，主编《西域文史》更赢得国际声誉。本文开始所举他的两种著作，历时超过十五年方完成，我没有能力加以评述。粗作翻阅，我只能说他将传统文献学之工作发挥到极致，徐松著作之整理追溯到他存世手稿的任何一张碎片，徐松生平的研究充分利用各种今所能见之中外文献和公私档案，对徐松著作所涉新疆之研究则不仅广征文献，鸠聚中西，更包含大量新疆现代地理调查和考古发掘的收获。2012年夏由他主持在新疆开唐代文学年会，我建议他将学位论文整理出版，他说来不及做，现在理解，他最近十多年的心力都交给徐松了。

2016年2月21日于复旦

（本文原题《徐松案真相还原》，刊于3月18日《文汇学人》，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