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砅个展《蛇杖Ⅲ：左开道岔》：艺术本就是画蛇添足

3月17日，黄永砅个展“蛇杖Ⅲ：左开道岔”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展览持续至同年6月19日。本次展览由侯瀚如担任策展人，这也将成为PSA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装置展。

在罗马MAXXI、北京红砖美术馆的相继展出后，来到上海的黄永砅共带来25件作品，除了《头》、《蛇杖》等数件大型装置外，更回顾性地重访了其早年作品，其中多件作品更为国内首次展出。

开展前一天的早晨，黄永砅依然在偌大的展厅内忙碌地穿梭布展，两层楼的空间被他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大型装置撑满了。“这是一个大体量的展览”，策展人侯瀚如这样评价道。动物标本、宗教、虚无主义、政治……不论这些外加在黄永砅身上的标签是否具备实在的意义，这场“关于世界的百科全书式的讨论”都将是对观众的一次脑力考验。开展前，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获得与艺术家本人对话的机会，论及他的创作理念、艺术实践以及对社会、宗教、政治的看法——或许这得以为黄永砅复杂的艺术作品提供新的注脚。

“为事件而作”

黄永砅的创作永远有两个维度的契机：为一个特定场所、以及为一个现实中的事件。由事件引发的关于更广泛领域之间的关系，是黄始终关注的焦点，例如，艺术与社会、历史与现实、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等不同领域间的碰撞。这种创作的特殊驱动性为他的作品提供了一种可以跳出原有语境而重新获得某种潜在可能性的力量。比如本次展出的《三步九迹》是黄1995年的作品，其灵感来自于道教仪式中的“禹步”，主题是关于世界宗教的思考。这个近20年前为法国巴黎地铁恐怖袭击事件而创作的作品，现在看来依旧是对世界现状的准确描述。此时，艺术家仿佛是看到了世界的某种潜在规律，也因此，他的这些创作还在持续不断地发生着影响，其意义的变化内化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规律。

“艺术本就是画蛇添足”

在本次展览中，关于“蛇”的展品屡见不鲜，作为整个艺术计划名称的《蛇杖》，2009年为大型装置制作的《蛇塔模型》，以及《剩余物》中的零零散散却与整个展览环环相扣的物件中都充斥者“蛇”的意象。被问及为何对这种爬行动物如此着迷时，黄永砅笑对：“你们也可以买一条小蛇，把它剖开，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角度看看，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不亚于对神话的兴趣”。

在黄看来，“艺术本就是画蛇添足”，在众人看来本没有脚的蛇其实具有转变的可能性：剔除皮肉之后，蛇骨有了蜈蚣一样多的脚，正如我们能在《蛇杖》中所亲眼见到的那样。蛇骨来自于蛇，却原是蛇的一部分。蛇骨从“蛇”的概念中抽离后，其本身作为一个骨架，具有更复杂的结构、框架与联结，在这层意义上，蛇骨为黄提供了一种建筑面向的启发，即空间中转变的多重可能性。

此外，黄永砅认为，蛇还与“问题”相关。西方的蛇在圣经中是给出问题的一种动物，也是圣经中留下第一个问号之处。蛇给人类制造麻烦，但麻烦引发麻烦的解决，于是问题导向回答。这泄露了黄对不确定性的痴迷，在这点上，侯瀚如这样评价他：“每次他提出问题，都寻找不一样的方式……这样这个问题就成了更大的疑问，而不是一个有固定回答的疑问。”把潜在变动的可能性以提问的方式丢给观众，这俨然是一个如蛇般“狡猾”的黄一贯的作风，也是他的作品迷人之处。

“最好艺术家不说”

在被问及是否担心作品的意义经由策展人与媒体的阐释而受到妨碍时，侯瀚如抢先说“那当然是”，而一向以反传统、反权威著称的黄则认真地解释说：“艺术家做一件作品的时候，刚开始往往不会想太多。哪件作品是重要的，哪件对之后的作品很有影响，起初都是不清楚的。艺术不是一种很理性的、按照规划进行的东西……最好艺术家不说，策展人多说”。

或许同文学、戏剧一样，意义的“不确定性”也正是艺术作品最隽永而深邃的魅力所在，黄永砅十分正面地肯定了策展人作为阐释者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向世人揭示其作品无限可能性的话语，还体现在对艺术家本身的内在思索与未来的艺术实践不可磨灭的影响力上。在黄看来，艺术家在创作时不一定要想很多，艺术是做了再有含义，而并非是含义先行于实践。

没有艺术的黄永砅会怎样？倏然的寂静中，他大笑着答道：“这完全不是问题啊。” “你为什么选择做装置？” “又不是画画，弄弄骨头嘛。”此刻坐在我们眼前的，分明只是一个乐于工作、勤于思索的狡黠的“老顽童”，虽少言语，却无拘束。

笑谈中，他的艺术家身份仿佛没有那样显眼了，如若假借《蛇杖》的模式，适时剥去黄永砅的这层艺术家外衣与种种的标签，兴许真的可以贴近他本质的那副“蛇骨”：“你们都是个体，有自己不同的经历和视角”。

在“蛇骨”式的细思之下，或许我们之前误解了黄对媒体的抗拒：那不是对媒体“标签化”自身的焦虑，而是对单一的厌倦与恐惧。媒体人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处在一个规约的框架之下，因此往往会提出近似的问题。

然而在黄永砅看来，记者的个体性决定了他们各自的视角，如此一来，如果是以访谈对话的形式写出来，那么毫无疑问将是千篇一律的；但如果以个人阐释的方式写出各自理解中的艺术家时，言语本身就不再是一个僵化的存在，而成为了变动的可能性。这便自然而然地衔接上了他的艺术理念：单一事物具备衍发出无穷变化的可能性。正如他在大量装置中所不断呈现的那样，一切的关联与悖论、散落与悬置、废墟与花园、神话与现实、强权与威胁，最终，问再生问，问问不息。

“我不是移民”

普遍意义上，黄永砅被视作“海外艺术家群体”的重要人物之一，因而海外的生活经历在何种意义上对他的艺术产生启发与制约，是众人所好奇的。对这样一个牢牢粘着他的标签，黄语气决绝地说道：“艺术家即便不动，他也是在移动。如果他不移动，就无法工作，因为最起码——思想是在移动。”

黄永砅对“移民”概念作出了饶有趣味的解释，这个解释为他“我不是移民”的宣称提供了逻辑前提：人不会往一个贫困的地方移民，总是往安定富足的地方，所以移民具备一种明确的目的。黄通过移动获得艺术创作的灵感，移动的属性为他提供了多元的可能性，于是他断定：“我不是移民。既然你一直在移动，你就不是移民。”

《骆驼》，澎湃新闻记者 高剑平 图

对话策展人

澎湃新闻：此次PSA的展览是“蛇杖计划”的第三部分，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点，在罗马的首个“蛇杖”计划关注宗教对抗，在北京的“蛇杖II”注目于领土争执，这次则在上海则关注世界统治力量与世界命运的选择，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城市本身所具有的符号意义也是展览所传达的线索之一？

侯瀚如：应该是这样。因为永砅作品的思想一方面是基于当地历史文化背景给予他的契机，由这种契机提出更广泛的疑问。同时他也一直关心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和信仰的系统，他的根本的立场是每一个个人或文化所建立的对事物的认识和价值观的确定系统是不可靠的，需要不断被提问。比如宗教问题，从历史到现实形成了一系列价值观念和体制，实际上是其信仰系统在各种演变过程中同其他系统的权利转换关系的搏斗中慢慢形成的，它还会不断提出问题，不断地被动摇。对于永砅来说，这个世界不是简单地由一两种确定的真理观所构成的，更多的是对所谓确定东西的挑战，或者说从边缘的角度重新去观察和提出问题。

澎湃新闻：所以说这三个展览的主题是持着对整个世界宏大的怀疑论？

侯瀚如：那当然。而且这种怀疑论还在不断产生变化。

澎湃新闻：是紧扣现实的变化。

侯瀚如：一方面是紧扣现实的变化，另外很重要的一点，他的根本立场是，变化就是一种规律。

澎湃新闻：动物是黄永砅创作中的十分引人注目的艺术语言，他大量使用动物标本，以及活的蛇、虫、龟等生物，比如他的作品《科尼街》、《黄祸》、《世界剧场》等等，能不能结合本次展览的展品谈谈为什么艺术家对这些如此着迷？

侯瀚如：每一件作品都有其契机。他最早使用的是蝗虫，这与他早期研究殖民主义的历史有关。90年代初永砅做了《黄祸》这个作品，那时他开始关注中国和其他文化的关系。他使用蝗虫，借用其语言上的双关含义，结合殖民主义时代对于中国人和被殖民者的成见，他就问，如果中国人是“黄祸”的话，那西方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蝎子，但是这种一对一的关系有时又不是这么明确。所以每次使用动物时他都会看到，一方面是两者的对立，一方面是互相之间没有办法说清、无法分离的纠缠关系。

最近他还做了一种尝试，就是将动物的头和身体进行分离。这里不单单是谈生与死的问题，人们通常将头看做理性象征，身体看做非理性象征，这些可不可以分离。如果分离，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澎湃新闻：所以观众特别需要聚焦于黄永砅在展品中所形成的对立？

侯瀚如：对立，还有相连。他的很多作品都是由非常具体的事件和物体开始，比如恐怖主义袭击、疯牛病、或者清真寺的塔。在处理这些本身就有特定内涵的事件时，他不单单延伸出更深的认识，而是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比如为什么五角大楼会长出很多青草来？这个霸权力量的中心，也许某一天就变成野草丛生的荒地，也可能变为农场、花园，永砅不会给出价值判断，而是为我们直接的理解之外提供另一种可能性。

澎湃新闻：《头》这件作品会作为展览“左开道岔”隐喻的开篇注解，也是这次展览的标题内容之一，它和《蛇杖》并列为标题有着怎样意义上的联结？

侯瀚如：左开道岔的形象就是列车，这是火车铁轨的专门术语，站在道岔前段，面向道岔，在主线即直线铁轨的左侧分支为“左开道岔”。通过转辙器，尖轨和导曲线轨与主线直轨成为一个直行和左行的“两可之间”夹角必然有铁轨。道岔给我们提供了可能性，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在《头》这件作品中，列车是头领的车，可是在被一群没有头的动物引导着又将去向何方呢？观众在浏览完全部展品走到二楼的最后一件作品《首领》那儿，会看到一串动物的头，头和尾似乎被倒置，让人搞不明，形成一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