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究竟是国号还是族名？

在学界的通常认识中，“满洲”是明末女真人在实现统一后为自己重新选定的族名，这一名称1912年后被简称为“满族”。最近有学者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满洲是“国号”而非族名，事实又是怎样的呢？笔者不揣冒昧，就此话题试论一二。

改号之事发生在天聪九年（1635）十月十三，满文史料《满文原档》和成书略晚的汉文史料《清太宗实录》对此都有记载。其满文本拉丁字转写如下：

musei gurun i gebu daci manju, hada, ula, yehe, hoifa kai. tere be ulhirakv niyalma juxen sembi. 

juxen serengge sibei coo mergen i hvncihin kai. tere muse de ai dalji. 

ereci julesi yaya niyalma muse gurun i da manju sere gebu be hvla. juxen seme hvlaha de weile.

成书稍晚的汉文本《清太宗实录》中则记称：“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之后，一切人等，只称我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

对照两种文字的记载，“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一句在满文本中是没有的，当是后世修史时的刻意雕琢。而整篇上谕的关键词无疑是juxen（诸申）和manju（满洲），二者一为改号前的旧称，一为改号后的新名。

“诸申”本为旧有族名

上谕中出现的“诸申”，实际上同汉文史籍中的“朱里真”、“女真”，蒙古文背景下的“主儿扯惕”一样，是对满语juxen一词的音译。而这个词至少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aisin gurun）前，一直都是这一族群的统称，在与相邻的蒙古、明、朝鲜的往来文书中，“诸申”或其它译词共同扮演着自称和他称的角色。并且这一族称所覆盖的范围至少远至黑龙江中游，有学者发现俄文史料中对明代后期活动在这一地区的部族也称为“jucher”。

据滕绍箴先生在《“满洲”名称考述》一文中的统计，《满文老档》档册中“诸申”的提法出现了200余次，其中3/4是指代部族或政权，1/4则具有属人、臣民的意义。譬如努尔哈赤自己曾经在回复朝鲜国王的信中自称“女真国建州管束夷人之主”，而称帝前的皇太极也在给蒙古台吉的信中自称过“朱尔齐特汗”，可见“诸申”确系皇太极改号前的部族名称。

“超墨尔根之裔”与“诸申”词意的迁变

皇太极在上谕中将“诸申”定义为对“席北超墨尔根之裔”的称呼，这又是为何呢？

“席北”是部落名（即今锡伯），“墨尔根”（mergen）有神射手、善射之人的意思，在北部满语语境中常作为一种称呼出现，与“巴图鲁”（baturu，英雄、勇士）寓意相似，著名的清初将领多尔衮在1636年以前的赐号便是“墨尔根代青（mergen daicing）”。都兴智先生曾通过对《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满洲苏完瓜尔佳全族宗谱》、《开原大湾屯锡伯族关氏世谱》、《超墨尔根后裔锡伯族关氏谱书》等资料的比较研究，认定“超墨尔根之裔”是满洲瓜尔佳氏北迁至今黑龙江省嫩江下游西绰尔河流域的一支。

从血缘上讲，他们与被康熙皇帝智擒的权臣鳌拜同祖同宗，自然也属于曾经的“诸申”。但在女真民族走向统一过程中，这支北迁的部落因长期受制于科尔沁蒙古，未能融入日后的满洲族群之中。

与此同时，“诸申”表达的意思也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1616年后金政权的建立使得国号（金国，aisin gurun）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族称的使用，“诸申”则被更多地用在对内臣仆的称谓上。刘小萌先生曾借《五体清文鉴》中juxen一词对应的蒙古语albatu来推测其含义，即“负担赋税义务的人”或“纳贡的人”。正在这种情形下，皇太极才用表示“臣仆、属人”之意的“诸申”来称呼科尔沁的属部席北超墨尔根之裔。

为什么说“满洲”是族称？

皇太极的上谕中明明说的是“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辉发等名，我们为什么始终强调是将“族称”由诸申改为满洲呢？汉文的记述源于由满文书写的档册，我们不妨先从满语gurun一词的意义说起，而就此问题友人hasuran曾有过精辟的阐述，现将其整理转述于下：

gurun虽然一直被译为“国”，但其与现代汉语中“国”的概念并不相同，它的本意为“一群人”。《满文原档》里曾记录了努尔哈赤指责弟弟舒尔哈齐时的一段话：“deo sini banjire doro gurun gucu be musei amai salibuha gurun gucu waka kai. ahvn mini buhe gurun gucu kai.（弟弟，你仰仗生活之道的国人、僚友并非是从咱们父亲那里继承的啊，是哥哥我给你的国人、僚友啊！）”

这里的gurun与gucu（朋友、僚友）并列，显然不是政权国家的意思，而应理解为“所统辖的部众”，并且在当下的满语（锡伯语）语境中，gurun仍然保留着“一群人”的意思。如《锡英会话》一书中的一段对话中即有“sini booi gurun ni baita akv nio?（你全家人都好么？）”的说法，可见满语gurun的含义在满语语境下确实是更偏重于“人”的。因此，满文本上谕中提到的“musei gurun i gebu ”，是可以被翻译为“咱们这群人的名字”的。

上述观点在历史上也能找到一些印证，比如努尔哈赤父子在对“诸申语言之诸国”的征讨过程中始终是以招徕人口为主要方针的，并没有表现出对疆域的占有或在其地设置常设行政机构。这可能与处在游猎生产为主、农耕生产为辅的经济模式下人们对政权的认识有关，也可能是在特定的生存条件下，人们对人口所代表的生产力和战斗力更为重视的一种表现。

至于后世将gurun译为“国”，应该是出于满、汉两种语言交流的需要。随着女真社会的发展，gurun的含义也会发生变化，后世人以变化后的词义去译注前代的记录，遣词择字难免会有些出入，而且也不能排除史官以“国”字来彰显前世“尊贵”的用意。

其次，这份上谕中所提及的是“诸申”这一特定族群旧有的族名，而非1616年由努尔哈赤正式选定的国号“大金”，如果将“满洲”作国号讲，即意味着是用政权的国号去替换部族的名称，显然不甚合情理。

此外，如果“满洲”真的是1635年十月才选定的国号，为什么在几个月后（1636年四月）皇太极正式称帝时是将国号由“金”（aisin gurun）改为“大清”（daicing gurun），而非由“满洲”改为“大清”呢？

以是观之，可见清乾隆年间官修《满洲源流考》中“满洲本部族名”的说法实非妄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