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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梅：《姜义华口述历史》纠谬六项

廖梅

2016-04-27 18:08

来源：澎湃新闻

《姜义华口述历史》由姜义华口述、熊月之撰稿，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出版。

姜义华教授和熊月之教授都是资深历史学者，被年轻一辈尊称为历史学家。熊月之教授2000年发表《口述史的价值》一文，被个别学者视为新世纪口述历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两位历史学家的强强联合，将为口述史领域增添一部力作：口述者将以历史学家的视野和睿智，反思七十年家国历程；执笔人在口述文本的整理、注释和编辑方面推陈出新，于理论和操作规范上同时为学界留下榜样，将大陆口述史的发展推向新高度。

可是，阅罢全书，一切期待皆成泡影，让人遗憾万分。

除了口述者的风发意气，书中鲜见历史学家对于个体、群体和国家命运的省思。全书无前言、无注释、无附录，只有短短一页又五行的撰稿人后记。记录者完稿仓促，既没有创新，亦未能体现大陆目前口述历史作品的发展水平，只能说这是一部未经整理的粗糙的口述史料，属于低水平的口述史成果。

通观全书，有六大失误。

第一，主客职责不分，既侵犯了口述者的独立性，又损害了撰稿人的客观性。

《后记》中提到，撰稿人进行了“部分史实核对与文献补充”。由于缺乏注释说明，现在读者不知道哪些史实经过核对，哪些是口述者的原始口述，哪些文献又是撰稿人补充添加的。将口述者和撰稿人的工作混为一谈，甚至越俎代庖，不利于口述史的健康发展，更损害了口述史参与双方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今天，略有经验的口述史从业者都会用注释等手段清晰地划定各自的文责。

第二，与他人现有记载不符之处，未能并列异说，以供读者参考研究。

第61页，“因为我从1959年起一直在做章太炎研究，当时受命注释章太炎的两篇文章。”第168页《姜义华教授学术活动年表》又言：“遵照毛泽东关于注释章太炎《秦献记》与《秦政记》的指示，注出初稿，由谭其骧修改审定。”

这一说法，与现存记载有异。

1972年至1975年参与为毛泽东注释大字本古籍的刘修明等先生，于1993年整理出版《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花山文艺出版社）一书，详细介绍了注释往事、注释篇目及时间。刘修明在前言中清楚回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王守稼、许道勋、董进泉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吴乾兑、刘修明五人被借调参与点校注释工作。“此外，参预部分注释工作的，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谭其骧、杨宽、邹逸麟、王文楚先生，中文系的王运熙、顾易生、章培恒先生等人。”同书版权页“参加本书部分注释工作的”人员名单，除上面七位，又增添“李霞芬、潘咸芳”两位。也就是说，参加长期注释工作的正式借调人员有五人，短期或部分参加的有九人或更多。在十四位有名有姓的参与者中，没有姜义华的名字。

刘修明又介绍：“一九七三年八月上旬，布置注释章太炎著的《秦献记》、《秦政记》二文。太炎二记已有北京注释的简注本，我们见到过这个本子，看来是叫我们重注的。八月中旬注释印制完毕，上送五份。”

这段话有时间有细节，显然刘修明等人确实有着注释太炎二记的经历。

朱永嘉先生《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2012年，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第1、286页两度谈及参与注释人员：“在复旦是谭其骧作最后校订的，王守稼与历史组的刘修明、许道勋、董进泉、李霞芬、吴乾兑等来往于写作组与复旦及中华印刷厂之间具体完成这项任务。在复旦参加过这些工作的有谭其骧、陈守实、杨宽、王运熙、章培恒、胡裕树、顾易生、邹逸麟、王文楚、徐连达等老师。”

和刘文相比，朱文增加了陈守实、胡裕树、徐连达三位老师。但在一长串注释者名单中，依然没有姜义华的姓名。那么，姜义华为什么说自己注释了太炎二记呢？是刘修明等人遮蔽了姜义华的功劳，还是姜义华将他人的经历挪到了自己身上？

《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第54页出现了姜义华的名字。朱永嘉希望谭其骧为青年教师和其他人的注释初稿把关。1973年“8月11日下午，章太炎《秦政记》的注释稿送到，谭其骧改至次日凌晨2时”，“13日早上姜义华（历史系教师）来家取走稿子”。“下午3时又开始校改章太炎《秦献记》，也是到次日凌晨2时”，“5点多周维衍（历史地理研究室教师）、邹逸麟来拿走一部分稿子。6点完稿，晚饭后又修改，7点20分由周维衍取走。”

在谭其骧日记中，姜义华的功能为取稿。而且太炎二记取稿人不止一人，除姜义华外，还有周维衍、邹逸麟。当时，为胜利完成大字本注释任务，动员了大量教师力量，有人负责行政组织，有人查找资料，有人跑腿，有人做初稿，有人最后把关，有人跑印刷厂。姜义华时为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员，在职责范围内，也参与注释的辅助工作，比如提供资料文本、跑腿取件。善意推测，在取送《秦政记》之时，姜义华可能提出了自己的注释意见。

但取稿、提出个人注释意见，只能说参与了注释工作。四十年后，将辅助工作笼统、模糊地描绘为“受命注释章太炎的两篇文章”，“遵照毛泽东关于注释章太炎《秦献记》与《秦政记》的指示，注出初稿，由谭其骧修改审定”，绝口不提王守稼、刘修明等五位正式借调从事初释工作的年青教师姓名，不提当时已成建制的工作班子，显然不符合事实全貌。

谭其骧

为防遗漏，笔者继续爬梳，在朱永嘉先生回忆中又找到数条姜义华和章太炎相关活动，不过都发生在太炎二记之后。《姜义华口述历史》未提这些经历，本文尊重口述者意愿亦保持缄默。也许口述者犹记当年汗水，但现下不便多谈，于是就把这份汗水往前挪到校注太炎二记上，以为壮岁的纪念。当口述人的回忆和现有史料发生冲突，甚至口述人过于拔高自己时，口述史的通行作法是在注释中陈列其他史料和说法，纠正口述人的偏差，向读者呈现历史全貌。可惜，《姜义华口述历史》未能以注纠偏，导致书中史实频出差错，降低了整部口述史的史料价值。

再如，119页，“谭先生（指谭其骧）是在院系调整后从浙江大学来到复旦的”。这句对谭先生履历的描述，亦与现存传记不符。该节文字曾以《复旦历史系的那些名师们》为题刊登在2015年第5期《世纪》，甫一发表，金冲及先生等人立即提出纠正意见：谭其骧先生在上海解放后、1952年院系调整之前已调入复旦；《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对此有过准确记载。口述者遂于第6期《世纪》发布《关于〈复旦历史系的那些名师们〉的补正》，承认记忆有误。

第三，对于口述中的明显错误，未能做到质疑纠误。

第62页口述者自述1970年代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许寿裳日记》：“在北图，我还找到《许寿裳日记》和严复的一些手稿，《许寿裳日记》中有他和鲁迅等人在东京听章太炎讲学的记录。”

事实是，北京图书馆无《许寿裳日记》，口述者不可能在北图发现这部日记。

参见姜鹏《姜义华先生发现〈许寿裳日记〉了吗》考证，第一，许氏长子回忆，许氏自民国元年以后才开始撰写日记。第二，许氏大部分日记在1937年烧毁。第三，现存许氏日记两种，（1）1928年至1933年日记（缺1929年）保存在鲁迅博物馆。（2）1940年至1948年日记已由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福建教育出版社分别在日本（1993年）和大陆（2008年）出版，日记原稿现藏福建闽台缘博物馆。

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学界无人看到过许氏1906年至1908年的日记。那么，姜义华在北图看到的到底是谁的日记？姜鹏根据北图藏书和章门弟子情况，推测是朱希祖日记。

这个推测是正确的。姜义华在1985年出版的《章太炎思想研究》中引用了朱希祖1908年3月20日聆听太炎演讲的日记。该书240页注1写道：“《朱希祖日记》，北京图书馆藏，共二册，记录了他在日本的留学生活。第二册系一九〇八年日记。一九七四年在一偶然的机会中发现，蒙北京图书馆慨然允许作了摘录。这里应对北京图书馆特别表示感谢。”

查《章太炎思想研究》全书，再无感谢北京图书馆之处，亦无提及许寿裳日记之处，倒是引用过许寿裳的《章炳麟》（页223）。可以肯定，在2015年的口述回忆中，口述者将朱希祖记成了许寿裳，而撰稿人亦没有核对口述者的其他著述，造成明显失误。撰稿人不是章太炎研究专家，不了解章太炎及其弟子情况，可以理解，没有一位历史学家能够掌握所有历史细节。但是，俗话说“勤能补拙”，撰稿人既然为口述者做口述史，就应该查阅口述者的相关材料，包括口述者的主要著述，这是口述史前期的必须准备。显然，撰稿人的案头工作不够充分、认真。

又如，《姜义华口述历史》第67页“搞一套中国文化史丛书，请周谷老担任主编，下面有四个常务编委，北京两个，庞朴、包遵信，上海两个，朱维铮和我。”

这里有两处明显失实的错误。第一，中国文化史丛书只设编委会常务联系人，不称常务编委；第二，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编委会常务联系人印在每本著作的扉页，从1985年至1992年只有两人，为庞朴和朱维铮。1994年增加出版社代表巢峰，共三人。1996年陈昕取代巢峰任出版社代表，依然三人。关于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编辑出版和编委详情，还可参见姜鹏《〈中国文化史丛书〉出版的台前幕后》（2016年3月13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从1985年至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出版26种中国文化史丛书，这套丛书影响很大，各大图书馆都有收藏，很多学人个人也收齐全套，只要在书架上抽出一本丛书，就可以看到正确的编委会名单，举手之劳，不费吹灰之力。

不知为何，于编委、书、出版社都在的情况下，口述者居然大胆虚构出一个想象的编委会，虚构出一段想象的历史。而撰稿人居然未加求证，照录不误，把这段虚构的历史放到阳光下与读者见面。可惜，朝露虽美，遇日则遁。

我们无法理解口述者的心理，可能愈回忆愈兴奋，想象与真实混杂，在高亢的情绪中步入幻觉世界。采访人事先未做好案头准备，事中未果断打断幻觉式回忆，事后未做好文本整理，导致书中类似虚构不胜枚举。

第四，与口述者本人其他作品说法不一之处，未加校对核查，结果出现记忆混乱，一事两说。

比如前引口述者1970年代前往北京图书馆发现资料一事，口述者2015年回忆在1975年（第169页）；但口述者1985年出版的《章太炎思想研究》则言1974年。到底哪个正确呢？口述者对自己亲身经历尚有两说，涉及他人的回忆又有多少准确性呢？

可能有读者提出疑议，也许口述者1974年、1975年两赴北京图书馆，因而两种说法都对。笔者查阅同为章太炎著作编注组成员朱维铮教授的遗稿，找到否定的佐证。口述者以章太炎著作编注组成员身份赴京查找资料，“原来说要去两个月，后来我大概去了两个多星期就回来了”（页62）。为何提早回沪？原来，1974年下半年，张春桥在《文汇情况》上批示，“不要影响上海和外地的关系”，不准出沪收集资料。口述者应该在张春桥批示之后，被半途召回。此后编注组出沪申请全部被驳，口述者未能再赴北京。因而，口述者在章太炎编注组期间，只去过一次北京，至于到底是1974年还是1975年，已是一笔糊涂账。

又如，口述者口述在《历史研究》上以“宋斌”笔名发表《评齐赫文斯基之〈中国近代史〉》（页59），查1975年第5期《历史研究》，准确篇名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活标本——评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这样一文两名的失误，撰稿人顺手查一下期刊网就可避免。

第五，口述涉侵他人权益，或损害他人名誉时，撰稿人未对口述进行材料补充，包括在注释中补充其他支持或否定的文献，做到多角度反映历史面貌，不给第三方造成无辜伤害。尊重口述者的独立性，并不是指口述者可以借助口述话语权，获得贬低或诽谤他人的权力。

涉侵他人权益主要指口述者对他人现有的著述版权提出质疑，意图收为己有。

59页“胡绳武在北京，《历史研究》复刊，他在负责，要写一篇文章，驳斥苏联在边疆问题上的谬论。有一篇文章是用谭其骧、田汝康的名义发表的，其实是我写的。但是，那时不能用我的名字发表，所以用了他们两个的名字发表。”

64页口述者谈及与朱维铮教授合编《章太炎选集》，“书完成后，他（指朱维铮教授）突然提出要将他的名字署在前面，我想我刚刚平反，便说，你是学长，比我高两年，你就署在前面吧！我这个人，人们都知道，从来不会去争这个东西。这样，他的名字就放在了我前面”。

75页“‘文革’结束以后”，“以我自己的名义最初发表的三篇文章，都是关于五四运动的。”“三篇都是我写的，《解放日报》的那篇，用的是李华兴和我两个人的名义，其实那文章真的是我写的，李华兴加了几句话吧。”

谭、田、朱、李四位教授都已故去，无法回应口述者。

谭其骧教授（1911-1992）是历史地理领域的泰斗，长期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田汝康教授（1916-2006）是社会学、人类学、中外交流史、新文化史专家，两位都是口述者的师长级人物，绝非素餐尸位之流。谭、田论文题为《“新土地的开发者”，还是入侵中国的强盗？》，虽为中苏论战而作，但其关于东北边疆的许多学术观点，如明代已在库页岛、乌第河流域设立卫所、古肃慎的居住地等等，今天仍为学者广泛引用。口述者与谭其骧教授的联系，据自述，1962年底调回资料室后，“一度被安排到历史地理研究室，誊抄各人所写的‘校记’”，“谭先生所写的校记，文字之精炼，考证之精准，抄写中学到很多”（页118）。史学是积累的学科，读者很难想象，在多年深耕的领域，两位大师需要一位年轻的资料誊抄员捉刀撰文。以他们的学问和自尊，又如何愿做小辈傀儡？如果口述者不能以本名发表论文，完全可以用笔名发表，口述者自述次年即在《历史研究》上以笔名发文，可见用笔名发表是可行的。善意推测，口述者可能为这篇论文的写作提供过资料，甚至提过建议，进而誊抄全文，但是“誊抄”与“写作”有着天壤之别。

朱维铮教授在《章太炎选集》的选目、编辑、注释、撰写题解等方面贡献良多，朱姜争议之处，最后都按照朱维铮教授的意见定稿，口述者至今谈及选集篇目时错误连连，若说选集主要由口述者编定难以服人。可参看姜鹏《〈姜义华口述历史〉质正（下）：〈章太炎选集〉的校注与署名》（《澎湃·私家历史》2015年12月17日）。

李华兴教授多次与口述者合作撰文，除口述者提到的1979年5月2日《解放日报》的文章，知网上还有两篇合作论文，分别发表在《复旦学报》1979年第5期和1981年第1期，第一作者皆为李华兴，后一篇口述者使用笔名“刘翚”。即1979年至1981年口述者与李华兴两人的三次合著，均由李华兴署名在前，这似乎已成为两人合作的固定模式。

如果口述者对三十多年前的署名不满，可在发表文章时与署名者协商，或于署名者健在时提出修正。现在，四位教授都已去世，口述者要想确认自己才是真正作者或第一编者，必须拿出更多证据，否则任何生人都可以利用言说便利，随意侵夺逝者的署名权。

口述中还有一处谈及著述权问题，涉及其他三位已故学者，亦无任何旁证。口述者的信口开河严重损害了前辈学者的名誉。

49页“周予同的《中国历史文选》，各篇著作的那个题解提示的那些观点，可以说全部是守老（指陈守实教授）中国史学史课堂上的东西。朱维铮做周予同的助教，在协助编历史文选时，就把这一部分移去给周予老了，周予老原来是没有这些理论概括的。”

这一说法如果属实，不啻揭出一桩惊天大案。概括而言，口述者提出三项指责：1，周予同的《中国历史文选》抄袭陈守实的观点。2，周予同的《中国历史文选》实际编选者为朱维铮，周予同攮夺学生成果。3，周予同学术水平较低，既无理论高度，又不了解同事的研究，更辨不出学生的抄袭。

周予同先生（1896-1981）是比谭其骧先生更年长的老一辈学者，火烧赵家楼的参与者，著名历史学家、经学史家。1949年以后，他首次在大陆大学开设经学史课程，是中国经学史学科的奠基人。这样一位德高望重、温润和蔼的学者大概永远都想不到，去世三十多年之后，竟然祸从天降，被年轻四十余岁的后生扣上一顶抄袭的黑锅。

周予同先生到底有没有抄袭陈守实先生？希望口述者拿出更多材料，言必有据，考而后信，而不是如泼皮小孩扔下一颗炸弹就撒腿跑开。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非专业的口述者不能编造史实，作为历史学家的口述者更应该遵循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信手编织固然能逞一时之快，吐胸中之闷气，却玷污了自身形象，破坏口述史学科的正常发展。

第六，未对口述文本认真校对编辑，出现前后两说等硬伤。

如果说口述者在本书中的叙述与其他著作不符，源于撰稿人无暇查证，那么在本书不同章节中，对同一对象的陈述各不相同，就纯属校对不精的硬伤了。

如66页，口述者谈到1979年请蔡尚思先生主编一套《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我负责的是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是李华兴。第一卷后来给了朱维铮。”而170页《姜义华教授学术活动年表》则说：“第一卷朱维铮，第二卷李华兴，第三卷姜义华，第四卷姜义华，第五卷李华兴。”

口述者对三十五年前做过的事情，已经记忆模糊。记忆模糊不可怕，可以翻书查一下。不愿翻书，整理成文时亦可核查。成文时没有发现，通读校样也有机会统一文字，将第一种错误的说法改正。但是，一关又一关，关关放大水，最终呈现给读者的是抵牾的记录。

再如，70页口述者言“1985年开始酝酿《中国文化史丛书》”，170页《姜义华教授学术活动年表》则将“决定联合筹备编辑大型学术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系于1983年之下。且不说同一书中未对“中国文化史丛书”的标点符号统一处理，这是小事。口述者曾经虚构自己是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常务编委，那么就应该记得丛书发起经过，事实却是口述者记忆混乱，似乎对丛书不甚了了。查朱维铮教授等人的回忆，应是1983年正式对外公布了丛书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