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与日共：曾经的“兄弟”为何一度关系不睦

创立于1922年的日本共产党，如今在全日本拥有四十多万党员，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有影响力的共产党之一。日共在其九十余年的发展史中，因为意识形态和独特地缘政治等因素，一度与中共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和互动。两党曾经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却又因为一系列原因关系破裂，日共更是在1966年成为中共“四大敌人”之一。即使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共和日共的关系在很长时间内也没能得到弥合，直到1998年两党之间才实现关系正常化。

中共组织里的日本人

早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京都大学的一些教授就已经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我们今日所用的汉字如“革命”、“精神”、“社会主义”等专有名词都是那时的日本社会主义学者研究翻译而来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中不少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李大钊早在1913年便赴日本留学，廖承志生于日本，周恩来、郭沫若也都曾去日本留学。1922年7月15日，日本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秘密成立，并于当年成为共产国际的日本支部。

但当时的日本不允许共产党组织的存在，在1945年日本战败前，日共一直处于非法的地下活动状态并且遭到了日本当局各种形式的迫害和镇压。因此，在1945年以前日共与中共没有什么组织层面的交流。

尽管组织层面的交往贫乏，但日共的党员却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和中共有着许多交往，这其中尤其有代表性的是野坂参三和中西功的事迹。

野坂参三是日本共产党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共产国际东方支部工作期间认识了中共代表任弼时、康生等人。1940年2月，在莫斯科治疗的周恩来决定回国，而早想回日本参加斗争的野坂参三获此消息后，有意与周恩来同行，由中国再转道潜回日本。这个想法得到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同意。

1940年3月25日，野坂参三与周恩来、邓颖超等人一同到达延安，但由于国民党和日军对根据地的包围，他根本无法返回日本，在这种情况下，野坂只好从长计议，做好长留延安的准备。当时，随着抗日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八路军俘获的日军战俘也越来越多，如何安置这些战俘，也变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野坂参三进行了深入的调研。1940年10月，野坂参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一所专门学校，教育和改造日军战俘。这一建议与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泽东亲自将这所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野坂参三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这所学校从1941年5月15日正式开学到抗战结束，共培养、改造学员三百余人。

1945年9月9日，野坂参三乘飞机经东北转道苏联回国。行前，众多中共领导人为他举行了欢送宴会。而野坂参三和毛泽东也有着良好的私交，在1962年野坂参三70岁寿辰时，除中共中央致电祝贺以外，毛泽东还以个人名义专门发去贺电。

而中西功作为一个日本人，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中西功曾在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读书，该书院是日本专门针对中国开办的老牌间谍培训基地。在此期间，中西功接触到了以记者身份为掩护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成员尾崎秀实（后担任首相近卫文麿的秘书），深受其影响，从内心同情中国，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1934年，中西功进入东北满铁调查部工作，而满铁调查部是日本在中国最重要的间谍机关之一。利用职务之便，中西功在上海建立了一个“特别调查班”，其中包含了大量中共情报人员。

从1938年底建立，中西功的情报小组在日军的核心部门活动了三年半之久。根据八路军总部作战参谋杨迪回忆，当时日军的主要行动，未经发起，中共方面便能提前获得可靠情报。而八路军总部被袭击和左权将军牺牲等重大损失，则都是发生在中西功的情报小组被日军破获之后。

在1942年6月16日被捕之前，中西功及其领导的特务组织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乃至全世界传递了许多极其有价值的情报，这些情报不仅仅影响、改变了中国战区的局势，甚至对于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945年对日共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是年日本战败投降，麦克阿瑟随即开始在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日共开始得以合法存在。而日共原有的领导人野坂参三则从中国返回日本，德田球一也在坐了18年牢之后被无罪释放。野坂参三和德田球一等人一起重建了日共。在1946年战后首次选举中，日共获得了五个议席。而在1949年战后第二届国会大选时，日共更是一举获得了35个席位。

“同志加兄弟”

1950年对于日共来说显然是一个多事之秋。1950年1月6日，共产国际情报局突然发了一篇文章《有关日本的形势》，批判日共领导人的“右倾投降主义”和“议会斗争”的路线，指责日共“容忍美帝发动战争”。

在当时，日共仍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仍然要听从共产国际情报局的命令。德田球一起而抗争，以日共政治局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读<有关日本的形势>》有感，公然与之叫板。这一派被称作“有感派”，而另一派则是宫本显治等主张接受“共产国际批判”的“国际派”。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早在这之前，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麦克阿瑟在是年6月6日下令 “整肃”日本共产党全体中央委员，7日又下令日本政府“整肃”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职员和日本共产党众议员等，并在日本各地开始逮捕共产党人及左翼人士。而中共则在6月9日和12日发声明坚决斥责麦克阿瑟和吉田政府的非法暴行，号召全国人民声援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公民。

在这之后日共的处境愈发艰难，以德田球一为首的一派排除以宫本为首的另一派，决定转入地下另立中央，使日本共产党的分裂成为事实。在内忧外患之下，日共把中国式的游击战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直接搬到当时国情不同的日本，采取了以武装斗争为夺权手段的不当做法。这大大损害了日共在一般日本民众中的形象。1952年一年内，日共党员就从10万多人减至3万人左右。日共领导下的群众团体的人数也大大减少，而在同年进行的国会大选中则失去了上届选举所得的全部议席。

在这之后德田球一和野坂参三也都选择流亡中国。而德田则在1953年10月14日客死北京。两年之后的1955年9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三万余人参加的大型追悼会，刘少奇主持了追悼会，而毛泽东则亲自题字“德田球一同志永垂不朽”。

德田球一死后，野坂参三于1955年返回日本。1953年《旧金山和约》签订以后，日本重新成为了独立国家，原来美军颁布的对日共的限制法令也随之失效。野坂参三和宫本显治也达成和解，日本共产党恢复统一。

一直到1966年之前，不论国际国内形势如何风云变幻（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匈牙利事件乃至中苏交恶），中共和日共之间都保持着一种“同志加兄弟”的友谊。在1966年之前，凡是中国大陆到日本进行民间交流活动的访问代表团，都受到过日本右翼分子的骚扰，有时甚至有生命危险。而为了保护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日共以及日共领导下的民间团体都会主动地加以保护，在旅店及出行的道路上都有日本共产党、社会党等党派的青年自愿护卫，从来没有出过纰漏。

1964年中苏交恶，日共站在支持中共的立场，将亲苏的国会众议院贺义雄、参议员铃木市藏开除党籍。1964年是中共与日共两党关系最好的时期，那时在日共成员中有一个学习中文的热潮，甚至流行用中文来读自己的名字。

关系破裂

1966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原本是为了支持越南抗击美国的日本共产党开始了东亚之行，日本代表团最先来到朝鲜，双方意见很一致：支持越南抗击美国的侵略。之后日共代表团来到中国，这个代表团是日共最高级别的代表团，团长就是日共最高领袖宫本显治。在预订日程结束后，代表团原计划直接去广州，但中方突然提出要代表团去上海会见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

在后来的会谈上，中方要求日共方面批判苏联为修正主义，这一提议遭到了宫本显治的拒绝，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随后，中共开始全面批判日共修正主义路线。

1966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存在四个敌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宫本显治修正主义集团和佐藤荣作反动内阁。”日共成了和苏美比肩，甚至比敌视中国的佐藤荣作内阁更加危险的敌人。中日两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紧张。

1967年8月3日，日共驻北京的最后两名代表绀野纯一、砂间一良从北京机场回国途中被红卫兵拦截，带着伤残经平壤养伤五十日才回到日本。

至此，中共和日共两党的关系彻底破裂。而日共内部也分裂为两派，结果凡是亲中的日共党员全部被开除党籍，而到日本访问的中方人员也不再受到日共的保护。

从1967年开始，中日两党的关系彻底破裂并断绝了一切联系。双方关系的恶劣程度甚至超过日本右翼与中共的关系，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中共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关系。

即使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两国建交之后，中共与日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依然没有改善。在1979年的中越战争中，日共甚至派出《赤旗报》的记者深入前线意图报道中方的负面新闻，但这位记者在一次战役中身中流弹身亡，而与此相关的事件也就不了了之。

“我们对这段历史刻骨铭心”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大幅度调整了外交策略。从1983年开始，中共方面便一直试图恢复与日共之间的关系。

1985年中共曾通过罗马尼亚共产党向日共表示过恢复关系的建议，但是日共方面要求中方先承认错误为先决条件，承认其干涉了其他国家党的内部事务。一直到1998年6月，应中国共产党邀请，由日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际部部长西口光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访问中国。1998年6月8日至6月10日，时任中联部部长戴秉国与日共代表团共举行了5次会谈，中共与日共才实现了两党关系正常化。

同年7月19日至23日，应中共方面的邀请，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不破哲三为团长、总书记志位和夫为副团长的日共代表团访华，两党的最高领导人在时隔20年之后终于再一次聚首。不破哲三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我们的分裂对于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本来是朋友、亲人、同志，结果却成为陌路人，甚至是敌人，我们对这段历史是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