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王涛：考古人如何判断墓葬是否被盗

【编者按】3月2日，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于首都博物馆开展，从屡登头条到看展不易，公众对海昏侯墓的关注度可以说是超乎寻常，我国恐怕还没有哪个墓葬可以与之媲美。但是，公众的关注是一方面，能否真正从科学角度去认知又是另一方面，为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了首都师范大学公众考古学中心的负责人王涛副教授，请他以海昏侯墓的发掘为例，为我们介绍考古工作的一般流程和知识，并从公众考古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

王涛作为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个人领队，参加或主持国内外多个遗址的调查、发掘与整理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前考古、陶器分析及公众考古学。公众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是近年来考古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王涛眼中的公众考古学“就是研究考古学与非考古学、考古学家与他们之外群体间的种种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考古工作者或多或少都在做一些公众考古的工作，目前国内大量开展的考古科普或考古大众化活动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澎湃新闻：最近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引发了媒体和大众的极大关注，能否以海昏侯墓为例，为大家介绍一下考古发掘工作的基本流程？

王涛：考古发掘的基本流程通常包括调查勘探、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三个步骤。另外，按照发掘工作的性质不同，又分为以解决某一学术问题的“主动性发掘”，还有结合基本建设工程或因被盗而进行的“抢救性发掘”等。

前者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主要关注和解决的都是一些重要的考古学问题，例如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中华文明起源等等，它们对研究我国乃至世界的文明进程都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后者如包括配合国家长江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大型基本建设的大规模文物抢救发掘项目，平时很多因建房修路而进行发掘的也属此类，还有就是古墓葬、古遗址等被盗掘的抢救性项目。

主动性项目，以我参加过的北京东胡林遗址为例，该遗址于1966年被发现，后来因“文革”而中断，当时只做了简单清理。考虑到它很可能是北方最早的新石器遗存之一，在2001年的时候，由北京大学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组成了联合考古队，重新对该遗址进行发掘。

钻探是我们工作的第一步，在确定遗址的分布范围后，才选择了对核心区域进行发掘。仅发掘工作就进行了四年，我们发现了大量距今1万年前后的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还有两座保存完整的墓葬，以及当时人类的用火遗迹。随后我们将前期调查和发掘过程中发现的遗迹和遗物进行整理，对采集到的样品进行分析，例如测定年代，分析古代人类的基因、食谱，了解当时的动植物资源、地貌成因等等，这是个细致而漫长的过程。当然，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考古工作我们发现了北方最早的陶器遗存，以及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小米遗存等等。

与此不同，海昏侯墓的发掘则属于“抢救性发掘”。我们从报道中得知，当时14.8米的盗洞已直达墓室，离被盗只有一步之遥。我国是不主张对帝王陵墓进行主动发掘的，因为怕再被盗掘，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江西省文物部门才上报国家文物局，得到批准后才正式发掘，因为其重要性，国家文物局还专门指派考古和文物保护专家组在现场指导进行工作。我们现在之所以能看到那么多精美的文物，都是因为有考古工作者历时五年的艰苦工作。目前田野工作告一段落，后期室内整理工作还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我们常在海昏侯墓报道中听到“实验室考古”的说法，其实它是现代田野考古工作的一部分，但与以往不同，它的科学性更高，水平更加先进。实验室考古，顾名思义，它是把重要的遗迹或遗物整体打包后，再搬运到实验室内部进行发掘和处理。这样不仅能对出土的文物进行更为细致的记录、清理和保护，更重要的是，在实验室内部作业，可以避免遗存因野外工作条件简陋而可能造成的影响。像海昏侯墓出土的马车华盖，发掘时只剩痕迹，木质材料全部腐烂，考古文保工作者对其进行套箱提取，以此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而科学家们通过计算机等辅助手段对这些信息进行模拟复原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汉代列侯马车出行的场景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考古发掘中，墓葬被盗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王侯一级的墓葬90%以上都被盗过。因此，与其他王侯墓葬相比，海昏侯墓可真是一个万幸，不仅因为它躲过了盗墓贼之手，还在于它能在各种科技手段都日渐成熟的今天被正式考古发掘。这真可以说是刘贺的幸运，也是我国考古学界乃至全人类的幸运。

澎湃新闻：我国目前的考古工作采取“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而考古发掘也大多是由于墓葬被盗，所以我们常听到“抢救性发掘”这个词。那么在通常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是如何判断墓葬被盗的呢？

王涛：考古学有着自己的一套工作流程和方法，其中考古地层学是田野考古中最重要的理论应用，我们通常使用它来判断墓葬等遗迹被发掘时遇到的种种情况。

有些墓葬被盗，我们从地表就能明显看到盗洞之类的现象，就拿海昏侯墓来说，不就是因为发现了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盗洞才进行抢救性发掘的么？而且据说如果不是它主槨室的主棺位置与其他汉代列侯墓有异，那么它很可能就难逃一劫。

盗洞通常分以下几种，有的直接打洞到墓道或者墓室，或挖开墓道进入墓葬。还有没有墓道的小墓，有直洞和斜洞等几种，还有盗墓贼直接使用炸药炸出一个直通墓葬的洞穴，这样粗暴的破坏痕迹就更容易判断了。

但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不能从地表上直接看出盗洞来，因为一个遗迹过了若干年，受到人为或自然等原因的破坏，早些年的盗洞因此就会被掩埋掉。甚至有些大墓，因为时间过的太久了，陵墓周围的群众可能把墓葬的封土当成是一座小山丘，他们并不了解其重要性，不断进行取土耕种，所以一些大墓现在看起来也并不明显了。

而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就是要运用考古地层学的方法来对它们进行分析和判断：不同性质、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会形成土色不同的堆积，经过盗墓者盗扰形成的盗洞和原来墓葬填土的土质和土色会不一样，所以即便盗洞因种种原因被填埋了，那么这两种土的颜色肯定还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对比土色、土质的不同，就可以判断出哪些是原先的堆积，哪些是后来的扰动，也就是田野考古中常说的“打破”关系。而且由于盗洞破坏了墓葬的整体结构，在考古发掘时比较容易分辨出来。

此外，墓葬内的遗物、遗骸的状况，也是判断墓葬是否被盗的佐证。通常，盗墓贼拿走自己所需的“宝贝”后，往往会扰乱和破坏墓内其他陪葬品，甚至会把墓主人的遗骨随处丢弃。不少墓葬在发掘的过程中，都曾见到过被破坏的现象。有时候，考古工作者还会在盗洞和墓室里发现过盗墓贼自己使用过的物品，常见有香烟盒、矿泉水瓶等等。

盗墓贼为了一己私利而盗墓，不仅会造成大部分陪葬品的流失，更会因为在盗掘过程中使用的粗暴手段致使墓葬中的相关信息发生错乱，这种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会带来很大的损失，也与目前世界普遍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的潮流相违背，当然也给考古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破坏，我们必须严厉禁止这种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澎湃新闻：此次发掘的海昏侯墓引发的关注度早已超出一般的考古工作，从公众考古的角度看，此次海昏侯墓的考古工作有何意义？

王涛：正如复旦大学高蒙河教授所说，海昏侯墓是专业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也是将考古专业转换为文化传播的一个成功案例，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我注意到，虽然大多数报道将焦点集中在出土的精美文物上，但也有报道关注到考古工作者乃至辛勤工作在一线的考古技工。另外，这次海昏侯墓发掘过程中，考古队领队及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及时发布消息，主动向社会介绍发现及进展，这是值得称道的。

尽管大多数群众还是主要关心海昏侯墓出土的那些金银财宝，我们也应看到这是一个利用海昏侯墓来向大众普及考古学基本常识的好时机。对于考古学者来说，墓葬中发现的一件精美的元青花瓷器和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一颗人类牙齿，其内在价值不分高下，因为我们更关注的是学术价值，而不是所谓的经济价值。

以海昏侯墓为例，它对考古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墓葬中出土了多少珍贵的随葬物品，那些不具有市场价值但却包含着重大历史信息的细节同样值得重视。譬如说墓葬的形制结构、墓主人的葬式、随葬品的摆放方式等等。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墓葬等对象时，对遗迹遗物进行科学的记录、绘图、清理后，还要采集炭样、植物、土壤等标本，以便最大限度地获取整个遗存可能反映的历史文化信息，让我们更为全面和深入地了解古代人类的方方面面。

所以我们不单单要在博物馆中向公众展示精美的文物，更要展示考古工作中的点点滴滴，让大众知道一件文物能展现在公众面前有多么不易，要了解考古工作者的困难和艰辛，更要知道文物是历史，是人类文明的积淀，决不能以金钱去衡量一切。

澎湃新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更好地在我国开展公众考古工作，国外有哪些好的案例可供我们借鉴？

王涛：我曾经参加过世界闻名的土耳其恰塔胡由克遗址（Çatalhöyük）的考古工作，他们的工作方式就非常有特色，是将考古的发掘过程和公众考古的普及结合起来，可以说既保护了文化遗产又向公众普及了相关考古知识。民众在体会考古带来乐趣的同时，也切身感受到本民族悠久的历史与文化。

这个遗址的考古工作不是封闭的，而是向所有人开放，就队伍组成来说，不全是由传统的考古学家组成，而是由来自20多个国家、一百多人组成的“多国联合部队”，他们擅长的领域也各有不同，考古学家之外，植物、动物、历史、宗教、生态环境等各领域的专业学者也参与其中，甚至不同的团体、媒体、社区群众都能畅所欲言地对这个遗址发表自己的见解，与考古学家交流互动，这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这个遗址有三本著作很有意思。首先是项目负责人、考古学家伊恩·霍德教授给大众写的科普读物《豹的传说：揭示恰塔胡由克的秘密》；其次是《科学》杂志的专栏记者Michael Balter所写的报告文学《女神与公牛》，他在这个遗址一呆就是两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了该遗址的发掘情况和它背后的故事，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把考古学的理论与发展史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本书现在甚至成为一些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参考书；另外，该遗址的一位保安也记录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保卫恰塔胡由克》一书，讲述自己从一个普通居民成为考古队一份子的心路历程。三本书、三个不同身份的作者，各自为我们讲述了精彩的故事。

与此同时，考古团队中有专门的人员负责公众考古活动的开展，公众考古活动包括社区互动、儿童教育等多个方面。从年度报告中还能看到，工作人员每年都会结合参观人数、类型、活动设计等方面，认真分析，总结不足，为来年制定计划。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的恰塔胡由克遗址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了。

澎湃新闻：如今在不少普通人眼里，把考古视为公家的盗墓行为，某些网络小说和古玩鉴定等栏目的风行也在不自觉地给大众灌输错误的价值导向，对此，我们应该如何引导公众？

王涛：考古和盗墓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澎湃新闻的“问吧”栏目最近有专家就此已经做了精辟的解答，我在这里不再多说。

结合海昏侯墓，我只补充一点，正因为海昏侯墓没有被盗，那么多精美的文物才没有被盗卖；通过考古学家的科学发掘和研究，我们大家现在才能通过媒体了解或者亲自到首都博物馆去欣赏这样一批重要的文物，共享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

说到公众考古的引导问题，我曾经在中国科学院和首都师范大学开设过面向全校学生的通选课《考古：探索与发现》，每次都会调查学生们为什么选这门课，大多数同学都会说因为看过《盗墓笔记》或《鬼吹灯》之类的小说，还有的说喜欢鉴宝类的节目，所以对考古感兴趣等等。由此可见，连大学生乃至研究生都面临这个问题。

我想，要引导公众正确认识考古工作，考古工作者是责无旁贷的。首先，作为一个考古人，必须要有过硬的业务素质；其次，除了干好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同时，也要积极地站出来，为公众普及考古知识尽自己一份力，诚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言：“考古学是大众的事业，总归要还给大众些什么，这是行业的本分。”

现在我们很欣喜地看到，各个考古研究机构及博物馆都越来越重视考古学的大众普及工作，我所知道的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还将公众考古的开展情况列入年度的工作考核之中，这些举措无疑都是非常好的。

当然，媒体在宣传普及方面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媒体的价值导向就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澎湃新闻最近关于考古的报道我也有关注，内容很好地注意到了科学性和普及性；但有少数媒体从业者在报道中不太注意，或道听途说，或断章取义，“标题党”的现象还是很严重；而一些古玩鉴定类节目一味宣传文物的市场价值，给文物贴上了一个价格标签，这都是要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