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反恐20年｜盘根错节的恐怖组织与复杂化的国际反恐斗争

【编者按】

20年前的9月11日，美国纽约的世贸大厦遭两架飞机撞击轰然倒塌，举世震惊。美国、无数受牵连的民众，乃至整个世界的运行轨迹都因之而改变。20年后，恐怖主义的幽灵仍不时在世界各地肆虐，全球反恐会否“越反越恐”？20年的时间，是否足以令人类看清“9·11”在历史长河中的影响？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国际部今日起推出“全球反恐20年”专题报道，从多个维度呈现“9·11”以来这20年如何改变了个人、国家以及世界。

当地时间2015年10月15日，埃及开罗，埃及法庭判处10名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十名被押人员死刑。  视觉中国 资料图

20年前的9月11日，具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双重属性的“基地”组织发动了“9·11”恐怖袭击，进而深刻影响了21世纪的国际格局。“9·11”事件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两场反恐战争，这两场战争不仅因重创美国而影响国际格局，还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诞生并在“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危机中壮大进一步影响了国际格局。

“9·11”事件已经整整20年，本·拉登作为恐怖主义的符号也已经在十年前被删除，但美国与袒护“基地”组织的阿富汗塔利班关系的结局则极具戏剧化，这也将继续影响国际格局的演进。而这一切，若要追根溯源，则需上溯的时间远不止20年。

从伊斯兰极端组织到国际恐怖组织及其运作与流动

（一）中东伊斯兰极端组织与国际恐怖组织的复杂关系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并突出表现为一些奉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极端组织转化发展成国际恐怖组织，或者某些宗教极端组织本身就是国际恐怖组织，如最具影响的“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它们既是宗教极端组织，也是国际恐怖组织。

当地时间2021年8月30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汽车在爆炸中毁坏。喀布尔国际机场遭火箭弹袭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实施了此次袭击。 人民视觉 图

伊斯兰极端组织与国际恐怖组织的关系十分复杂。伊斯兰极端主义为极端组织提供意识形态、极端组织转化为恐怖组织，还有伊斯兰极端组织效忠作为国际恐怖组织的极端组织，这是伊斯兰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关联所在。当然，并非所有的宗教极端组织都是国际恐怖组织。

第一，从伊斯兰极端组织中分化而来的恐怖组织以穆斯林兄弟会（下文简称穆兄会）的极端派最为突出。在纳赛尔时期，埃及穆兄会内部虽有温和派与极端派的区别，但在组织上仍为一体，并未分裂。到萨达特时期，主流的温和派与暴力极端派分流，“赎罪与迁徙组织”“伊斯兰圣战组织”等极端暴力组织演变为恐怖组织。从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中分化出的“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也属于这种情况。

第二，伊斯兰极端组织本身就是国际恐怖组织的情况以“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最为典型。“基地”组织及其分支——“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以及“基地”组织的国别分支；“伊斯兰国”及其分支机构——“伊斯兰国”西奈省、“伊斯兰国”利比亚省、“伊斯兰国”呼罗珊省，这些伊斯兰极端组织本身就是国际恐怖组织。

第三，伊斯兰世界存在许多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均有复杂联系的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如索马里青年党和尼日利亚“博科圣地”，而非洲萨赫勒地区的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因效忠“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不断分化组合。

第四，伊斯兰解放党（伊扎布特）作为伊斯兰极端组织，与恐怖主义关系引发的争议十分复杂。伊斯兰解放党作为遍及中东、中亚、南亚、欧美四十多个国家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具有完备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体系，其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反对一切非伊斯兰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哈里发国家。但由于其主张采取非暴力的方式实现其政治目标，导致国际社会在伊斯兰解放党是否存在恐怖主义威胁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有观点认为该组织与“基地”组织等其他极端组织存在联系，是全球恐怖主义的“传送带”，也有观点认为没有明显证据证明该组织参与恐怖主义活动，但它有一套相对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和重建“哈里发国家”的方案，因而对相关国家的政权构成严重威胁。

第五，在社会个体层面，当今国际社会还存在大量受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影响的“独狼式”恐怖分子，在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非洲构成的伊斯兰世界，尤其是欧美社会，“独狼式”恐怖分子都已经成为严重的安全威胁。

（二）以中东为枢纽的极端分子流动形成了恐怖组织的人员招募网络

中东极端分子通过在中东地区内的流动、向世界冲突地带的流动、向西方世界的流动，为恐怖主义的人员招募提供来源。当代中东极端分子的三次大规模人员流动分别是：

第一，穆兄会极端派别和极端分子的全球扩散：20世纪50、60年代，穆兄会成员为逃避镇压而纷纷离开埃及；1981年“赎罪与迁徙组织”刺杀萨达特事件发生后，大批组织成员多以合法和非法的身份迁徙国外。

第二，全球“圣战”分子向阿富汗的输入与战后阿富汗老兵的回流与扩散：20世纪70-80年代，中东各国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大量涌入阿富汗参加抗击苏联入侵的“圣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苏联撤军后，大部分“圣战”游击队员从阿富汗陆续返回和向全球冲突地区（如波黑和车臣）扩散。

第三，“伊斯兰国”及叙利亚内战与全球“圣战”分子的聚散：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及2011年叙利亚内战以来，“伊斯兰国”吸收了大批来自全球的“圣战”分子，此后“伊斯兰国”溃败又与中东难民潮相交织，“圣战”分子随之回流和溃散。

国际反恐斗争深刻影响国际格局的演变

（一）国际反恐斗争对国际格局演变的复杂影响

从1979年阿富汗战争以来，伊斯兰极端势力、国际恐怖组织与包括在反恐战争在内的中东历次局部战争，都对国际格局的演变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构成了影响国际格局异变的特殊力量。

第一，1979年阿富汗战争与国际格局变动、国际反恐斗争的内在关系。一方面，美国与沙特、巴基斯坦合作，支持全球“圣战”分子和“圣战”组织共同反对苏联，并最终迫使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尤其是由此导致的苏联衰落，对冷战格局瓦解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美国的错误直接导致了“基地”组织的产生以及塔利班在阿富汗坐大，不仅直接埋下“9·11”事件的恶果并导致国际格局的剧变，其留下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毒瘤至今仍然后患无穷。

第二，1991年海湾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与国际格局变动、国际反恐斗争的内在关系。一方面，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军队进驻沙特导致“基地”组织走向反美；美国在中东的霸权行径导致中东反美主义高涨，这一切都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提供条件，最终导致改变国际格局的“9·11”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反恐战争成为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美国错误发动 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使美国深陷两场战争泥潭，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力衰落的深刻根源；而奥巴马政府急于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又为“伊斯兰国”的崛起创造了条件，美国就此在中东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其影响经特朗普政府一直延续到目前的拜登政府。拜登政府撤军阿富汗的“喀布尔时刻”成为美国软硬实力遭遇重创的写照，也以特殊的方式昭示了“9·11”事件对美国、对世界的深刻影响。

第三，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恐怖主义新发展尤其是“伊斯兰国”起落与国际格局变动的关系。首先，美国国力衰落，为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尤其是在条件不成熟的条件下从伊拉克撤军，与“阿拉伯之春”中东形势的剧烈变动相结合，是导致“伊斯兰国”异军突起的重要原因。其次，“伊斯兰国”崛起吸引全球“圣战”分子赴叙利亚参加“圣战”，反恐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严重下降，导致美国力不从心，俄罗斯以打击“伊斯兰国”为由军事介入叙利亚，地区范围内则形成伊朗、沙特、库尔德人等多元反恐力量，中东的反恐格局异常复杂。最后，叙利亚危机、伊拉克乱局和利比亚内战、也门内战导致的难民危机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同步扩散，导致欧洲出现新一轮恐怖主义泛滥，甚至影响欧洲一体化进程，如英国脱欧便深受难民问题影响。

（二）当前国际反恐斗争的复杂化

第一，反恐斗争的功利化。美国就随意把某些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如特朗普政府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也门胡塞武装定性为恐怖组织；如美俄在打击“伊斯兰国”斗争中对库尔德人力量的利用，库尔德人完全沦为美俄反恐的工具，但它们并不关心库尔德人的命运；如土耳其、沙特等地区国家对盘踞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的极端组织的支持；如沙特在与卡塔尔的断交危机中称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事实上穆兄会只是埃及、沙特等国定性的恐怖主义组织）；如土耳其对待“伊斯兰国”的态度也经历了从暧昧到反对的变化。

拜登上台后，美国反恐政策更趋消极和功利，更加不利于全球反恐合作。最近，美国不负责任地从阿富汗撤军，在撤军过程中遭遇了恶性恐怖袭击事件，今年美国还会完成从伊拉克撤军，这势必会导致中东、南亚乃至全球恐怖势力的反弹。此外，美国及其盟友以色列暗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军和核科学家的“国家恐怖主义”，以及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对以色列肆无忌惮的偏袒，置巴勒斯坦权益于不顾强势推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这些也都是刺激恐怖主义的消极做法。

第二，反恐斗争的地缘政治化。例如，在中东，域外大国和地区国家围绕打击“伊斯兰国”展开地缘政治博弈，其中既包含美俄等世界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也包括伊朗、土耳其、沙特、以色列等地区国家的地缘政治博弈；又如，域外大国和地区国家围绕阿富汗反恐斗争的复杂地缘政治博弈，而美国撤军后的博弈将更加激烈。

第三，反恐斗争的阵营化。例如，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形成了以美国、俄罗斯、伊朗、沙特等国家为核心的多个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尤其是沙特组建的四十多个国家参加的伊斯兰反恐联盟，在本质上是针对伊朗阵营的逊尼派联盟，其背后是沙特与伊朗民族矛盾、教派矛盾和争夺地区领导权的矛盾在反恐斗争中的反映。

总之，回顾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历史可以发现，在伊斯兰极端主义（极端组织）、国际恐怖主义（恐怖组织）、“9·11”事件和国际格局演变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因果关系，其背后更是交织着西方与伊斯兰之间充满矛盾张力的复杂关系。

在“9·11”事件20周年之际，美国败退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这对美国和阿富汗都是极大的讽刺。但愿美国能够从阿富汗的教训中痛定思痛，但愿塔利班能够洗心革面，但愿世界能够逐步消除恐怖主义而走向长治久安。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