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菲西：关注伊朗的真实面貌，讨论普通伊朗人的非凡勇气

1981年，伊朗女学者阿扎尔·纳菲西（Azar Nafisi）从海外回到祖国伊朗的大学中任教西方文学课程，却正好遇到伊斯兰革命，她所选用的《洛丽塔》等经典西方文学作品均为政府明令禁止的篇目。而在生活上，她也不满对女性穿着与行为的种种限制。

在辗转德黑兰大学、阿拉梅·塔巴塔拜大学任教后，因忍受不了当时的高压统治，纳菲西终于在1995年秋天辞去教职，并挑选了七名在她看来颇有潜力的学生，邀请他们和自己进行一场秘密的读书会。每周一次，他们阅读欧美的经典小说，如《洛丽塔》、《了不起的盖茨比》、《傲慢与偏见》，并根据这段经历写就了《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一书。

在与学生讨论作品人物命运的过程中，纳菲西慢慢领悟道，“若缺乏想象的自由，或者缺乏不受限制使用想象作品的权利，真正的民主就不存在。一个人若要拥有完整的生命，必须能够公开塑造和表达内心的世界、梦想、思想和欲望，并时常能在公众与私人领域之间进行对话。”

纳菲西生于权贵之家，伊斯兰革命之前，父亲是国王时代最年轻的德黑兰市长，美丽敏感且好强的母亲做过第一批国会女议员。她中学就被送至瑞士、美国读书，在美国完成大学教育，取得博士学位。正是早年的跨文化经历，让她能跳脱出来，观察真实的伊朗生活，揭露祖国的伤疤。

在接受澎湃新闻邮件专访时，纳菲西透露，洛丽塔某种程度上就是伊朗人民的象征，被盲目对待、被剥夺了自由生活的权利。尽管描写了这些阴暗面，纳菲西始终热爱着祖国，“我觉得我离开了伊朗，但是伊朗从未离开我。我想念这个国家、人民和语言，我想念冰雪覆盖的山脉和茉莉花的香味、新鲜面包的味道，想念童年的街道和我的亲戚朋友。”

澎湃新闻：为什么会写下《在德黑兰读洛丽塔》？

纳菲西：与其说是作家选择了写作主题，不如说是这些主题选择了作家。我的某个经历、想法或某种情绪会牢牢抓住我，萦绕心间。我常常夜不能寐地思考这些，然后很快就想从各个角度调查并研究它，这是我开始创作的原因。住在伊朗的时候，我就开始对那时伊朗生活的荒谬性感兴趣。所有的公共娱乐活动被禁止，不许看未经审查的电影或戏剧，妇女必须以统治者所要求的方式出现在公共场合，跳舞、听音乐或阅读未经审查的书籍都属于地下活动。这已经不再波及政治，而是侵犯人们的个人生活。

所以在我的日记中，我开始写下一些事情，如去德黑兰的派对，在德黑兰听《吉普赛国王》、在德黑兰恋爱以及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我想写一本关于所有这些事情的书，但是不可能在伊朗写。所以我来到美国，发现很少有人知道真实的伊朗是什么样子，不仅不知道伊朗政权，也不知道伊朗人民和文化。我希望写下这本书去督促人们关注伊朗的真实面貌，讨论普通伊朗人的非凡勇气。

当然也有作为回忆的意义。我母亲逝世于2003年，后一年我父亲也去世了。生病期间，我无法回伊朗陪伴他们，之后也无法回去悼念他们。我觉得我和他们的对话中断了，再也没有机会去完成对话。所以我想写下这本书，某种程度上也是和他们以及我的祖国告别，把我的悲伤、痛苦和爱转化成对他们以及他们生活的庆祝。我们爱别人，不是因为别人没有犯错，而是哪怕犯错我们也爱他们。对我来说，我尽量真诚地去写作，去打破伊朗人小心翼翼不透露自己信息的禁忌。

澎湃新闻：《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为什么会挑选洛丽塔、盖茨比、詹姆丝和奥斯汀来表达不满？

纳菲西：我选择这些书不是为了反抗什么。我认为文学比政治更恒久、更颠覆也更重要。文学是恒久的，但政治是短暂的。我认同纳博科夫说的“政府来来去去，唯有天才长存”。我想说一个故事，故事里的普通人如何在最压抑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下反抗压迫、与世界沟通并发现可以自由思考和想象的新空间。我选择的书是我已经教过的书，带有我想要描述的现实特色。

澎湃新闻：洛丽塔的意象与伊朗现实之间有怎样的关联？

纳菲西：和其他的文学巨著一样，《洛丽塔》有很多层次和意义，但它想表达的核心意思是，我们在生活中犯下的最大罪行是盲目地对待他人，将我们的梦想、偏见和想法强加于他人。年轻时候的亨伯特爱上了一个11岁的女孩，但是女孩很快去世了，他们的爱情从未得到满足。所以亨伯特一直在追寻逝去的爱，将旧爱的形象强加于洛丽塔身上，剥夺她的童年、未来和本可以拥有的生活。

而有人也是将他们希望的形象强加于伊朗公民，特别是妇女，剥夺她们自由生活的权利。这些人反对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强制他们过一种同质化的生活，就像洛丽塔一样，伊朗人民也被剥夺了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机会。

澎湃新闻：《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一书中，你似乎将文学泛政治化了。你觉得文学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吗？

纳菲西：我认为，生活的很多领域是独立且相互依存的，所以文学与科学、哲学或经济学一样，与政治息息相关，也独立于政治。

澎湃新闻：你的另一本著作《我所缄默的事情》中，你告诉过母亲一个伊朗故事，即妇女学会思考了就会变得“无耻”起来？

纳菲西：“无耻”这个词是一种讽刺用法，是从一个传统男人的角度来说的，他无法想象女性和男性拥有同样的社会地位。他认为，一旦女性寻求与男性一样的权利，她们就变得“无耻”，因为女性的位置是在家里而不是公共场合。但是他也很聪明，知道阅读和写作的能力、了解世界的能力将不可避免地引导女性了解她们不知道的东西，寻求选择的权利。

澎湃新闻：你离开伊朗也有很多年了，现在对伊朗有一种怎样的感情？

纳菲西：我觉得我离开了伊朗，但是伊朗从未离开我。我想念这个国家、人民和语言，我想念冰雪覆盖的山脉和茉莉花的香味、新鲜面包的味道，想念童年的街道和我的亲戚朋友。

但是我也知道自己很幸运，因为我们称为家的东西，以及任何属于我们的东西都可能被带走，所以我们需要将记忆储存下来，而一个国家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它的文学和艺术。我很幸运，因为我有记忆，有我最喜欢的伊朗诗人和作家的书，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将这些从我身边带走。

澎湃新闻：两本书的创作是否给你自己带来一些麻烦？有伊朗读者质疑你亲美或者背叛伊朗吗？

纳菲西：伊朗政权及其拥护者不喜欢这本书，他们认为我不应该批评伊朗体制，但是伊朗人民特别是年轻人很喜欢它。他们对我说，伊朗人影印了书的副本来看。当然我相信，有些人也不仅仅是喜欢它。

澎湃新闻：《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你七名学生的近况你知晓吗？是什么样子呢？

纳菲西：阿金在北加州。她继续深造，现在是心理咨询师，已经结婚了。她对我说，和前夫离婚的时候，前夫带走了女儿，不让她见女儿，伊朗的生活如果没有女儿的陪伴，她难以忍受，所以她决定永远离开伊朗。玛荷希待在了德黑兰，据我所知还在工作。雅西来了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又回到了伊朗，恋爱结婚了，她教书也写作。玛纳和尼玛也来了美国。密特拉和她的丈夫在加拿大，而莎娜姿在德国。

澎湃新闻：你的新书《共和国想象》中文版即将发行，能谈谈这本书的内容吗？以及你今后的写作计划？

纳菲西：《共和国想象》是《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姊妹篇。《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我写了在封闭和压迫社会中的一个想象力的角色，在《共和国想象》中则是一个在像美国这样民主和开放社会中的想象力角色。我讨论了今天美国面临的问题和危机，也批判了美国现有的教育制度，教育的高成本，以及如果我们从学校拿走艺术、音乐和文学会发生什么。我讨论了在什么情况下，想象力和观点对建立真正的民主有用。我讨论了一些伟大的美国小说，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开始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