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巨子陈光甫：民国摩根还是上海“滑头”？

旧上海是一个谋生难、发达易的传奇地方。闻人达士流行各种“三个半”传说，老中医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曾写过三个半滑头，“上海早年有一种很普遍的传说，说上海的滑头，也有三个半，第一个是钱庠元，第二个是施十滴，第三个是黄磋玖，还有半个是吴鉴光。”不过这些说法不同人有不同看法，也有金融界人士认为银行家陈光甫应该在列，因为他以不足10万元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居然生涯鼎盛，所以一般评价，他要算作半个滑头”。

以金融巨子身份，盖过无数政商黑白人物，占据“滑头”一角，陈光甫何许人也？他出生于1881年，通常根据他的字称他为陈光甫，不过他的名字是辉德。他不仅白手起家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堪称民营银行的典范，而且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旅行社，也曾经几次赴美，妥善协调中美“桐油”借款以及主持外汇平均基金等事宜，在海内外都享有颇高声誉。

汉口邮政走出的银行家

陈光甫为人经历政权几次更迭，浮浮沉沉之间尤能力争上游，这与他的曲折成长经历有关。他是镇江人，陈家有子女八人，陈光甫排行第四，从小并没有表现过人天赋，甚至说话也比平常人晚，据说七八岁才能说话。家里原本经商，陈光甫父亲经商失败进入报关行，这段生涯让他认识了英语的重要性，陈光甫也进入报关行当学徒，不仅熟悉人情业务，更要紧的是学习英文。陈光甫一边学业务，一边学语言，其间艰辛自不待言，他多年后曾经如此回忆，“鄙人年幼时，亦为学徒，凡添饭斟茶，以及早晚上卸排门之役，皆归鄙人任之。为煤栈学徒时，且须任打包之事，夜间卧于地板之上，热天则露宿晒台，饭时常不得饱，苟不与厨役联络，则枵腹之时，欲向厨役求一饭而不可得。”

最终，凭借语言优势，陈光甫在17岁那年进入汉口邮政。邮政与海关是中国当时最为现代化的机构，邮政其实也属于海关系统，这些经历让陈光甫开始接触了现代企业，给予他最早的启蒙和教育，他也曾经回忆，“这段邮政服务的经历就像进入了一所学校，使我近距离地看到外国人和他们的做事方式，使我对新企业有了更大的兴趣。因此，这段经历为日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立打下了基础。”

1904年，陈光甫得到岳父帮助引荐，以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身份，得以参加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是美国历史的新纪元，一百年前美国刚刚从从法国购买了路易斯安娜，使得美国土地扩大了一倍；一百年周年后，美国人决定举行一场盛会来纪念这一历史变化，这对于世界来说，也是20世纪的新开篇，更多新技术以及新机会的想象使得世博会成为全球关注焦点。同在美国的孙中山也侧身这一盛会，他评价为“此会为新球开辟以来的一大会”。

如此盛会，对于开化国家的人等来说尚且充满惊喜，何况对于第一次从清国出来的少年陈光甫，震撼可想而知。他感叹展品之丰富，“殊足炫耀游人之耳目”，与此同时，中国的展品却令人失望，“杂置于杂艺院偏厄阴暗之一隅，颠倒错乱，不列细表”。两相对比，犹如云泥，他来了就不愿意回去了，于是他决定留下。

通过当时中国驻美大使的帮助，陈光甫以官派身份进入圣路易商业学校，最后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陈光甫所学为财经，毕业之后曾在美国银行实习，1909年回国。回国不久，“海归”陈光甫以留学生身份得到礼遇，进入南洋劝业会。时隔不久，刚好遇到江苏省内部为一笔库存白银争执不下，江北希望作为导淮经费，江南希望作为教育基金。双方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刻，陈光甫看准时机，向江苏都督程德全建议用这笔钱开设一家银行，这既两边不得罪，又为陈本人谋求了一个职位。于是，江苏银行就此成立，程作为总办，陈光甫成为帮办。

创办自己的新式银行

江苏银行成立，使得陈光甫跻身银行家行列，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他期待办属于自己的银行。陈光甫为何会诞生自己做银行的想法呢？这也是因为官办银行办不下去的结果。北洋时代军人主政，城头旗帜变化，银行也往往以结交军阀为荣，而军阀又把银行当做军费来源，这与陈光甫所受教育以及理念全不相符，甚至差点为他惹来杀身之祸，因此他不得不辞职，离开江苏银行。

到了1915年，陈光甫着手创办自己的银行。一百年后的今天办民营银行尚且艰难，一百年前年要办银行的艰险也自不待言。首先就是资本的问题。之前的江苏银行依赖官方背景和江苏藩库50万两纹银起家，一般银行开设资金也差不多要这个数目。问题在于，出身寒微的陈光甫自己并没有多少钱。金融业关键是信用，陈光甫虽然身家不厚，但他最好的资产就是他本人，他的人就是银行业的金子招牌，因此银行资金也就此解决，而且合伙人中不少大名鼎鼎，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就是著名买办庄得之。庄得之不仅出资较多，还帮助陈光甫出了他那部分钱，也拉来了自己的远亲盛宣怀家的存款。更为重要的是，从同业角度，陈光甫得到了当时江浙财阀代表张公权以及李铭的帮助。

1915年，陈光甫初识张公权。日后的金融大家张公权当时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从北京刚来上海一年不到，还在上海滩积累人脉和经验之中。受过日本教育的张公权，侧身在各类外资银行买办以及钱庄经历应酬之中，自觉“颇感孤寂”，见到陈光甫之后一见投机，自认“彼此倾倒”，不仅聘请陈光甫担任中行顾问，也全力协助陈开设银行。在同一年，张公权也认识了留学日本的银行家李铭，这三人不仅日后交往深厚，而且也成为中国银行界的中流砥柱。李铭先是接手官商合办的浙江银行，后来更是担任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董事长。日后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再加上浙江兴业银行，也被称为中国的“南三行”；这三家银行都立足上海，堪称中国新式银行现代化的先驱。

张公权的帮助之所以重要，也在于当时的中国银行地位特殊，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中国的中央银行，而其上海分行更是财大气粗，无论历史还是实力在各大分行中首屈一指，当时更多叫做沪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对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支持分外给力，不仅一开始就给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五万的长期同业往来存款，而且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31年遭遇挤兑之灾时也幸亏中国银行出手帮助。

当年因为长江水灾，上海银行汉口分行的押款食盐被淹，传言上海银行损失严重即将倒闭，于是各类挤兑蜂拥而至，据说陈光甫着急得甚至不得不求助于上海滩黑道人物杜月笙。危机时刻，中国银行的特别“出仓”重新提振了储户信心，中国银行的储存现洋源源不断地送到上海储蓄银行，有目睹者如此形容现场，“这一天运送现洋的独轮手推车，从三马路衔接到宁波路，摆成一字长蛇阵。”三马路就是现在的上海汉口路，而宁波路也就是上海储蓄银行的新大楼所在。

上海银行是苦出身

得到张公权与李铭的帮助，陈光甫办银行的想法逐步落地结果。起步之初，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资本仅仅为65000元时候就开门营业。对比各家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规模则堪称迷你，额定资本10万元，实收不到7万元，员工只有7名，得力搭档也是汉口邮政局的老友杨敦甫等人。也正因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开始被叫做“小小银行”，陈光甫发家之后也多次表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苦出身。

回看当时中国银行业格局，基本被外资银行以及传统钱庄把持，二者各有分工，中国新式银行作为第三股势力，起家之初多数地位不高。即使陈光甫本人，也曾饱受慢待，他曾回忆起刚刚起步时候的苦涩，这或许无意也让他回想起在武汉遭受西人欺压的少年记忆，“吾人至汇丰汇款，必从后门进内，欲见买办固不能，即欲见帐房亦不可得。”

然而，伴随着张公权、李铭、陈光甫等新式银行家崛起，中国金融业的格局开始变化，随着他们推动中国废两改元以及法币等金融改革，新式银行也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崛起于上海，各家也各有侧重。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凭借“服务社会”的理念，看重储蓄，开展出“一元开户”、“女性行员”等各类创新举措，不仅在上海银行业中站稳了脚跟，而且业务有后来居上之态势。三十年代是中国民营经济的黄金时代，上海银行也在1937年获得巨大成就，存款总额近2亿元，机构超过百家，员工2775人。

国民政府正如一家银行

陈光甫行走于中外政商之间，一生成就不少，但最为人所知的贡献就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这也是他的安身立命所在。其余业务，无论旅行社还是政商经营，多数都是为了使得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得以维持发展。陈光甫一生所求，都是为了让银行生意能够继续做下去，但是时局艰难之下，政商道路并不平胜，即使如何长袖善舞，心中也难免有苦闷之时。

上海储蓄银行的宗旨之一就是“服务社会，顾客至上”，陈光甫的个人哲学则是“敬远官僚，亲交商人”。即使到后期，他不得不借助来自美国人的力量来对抗蒋介石、孔祥熙等政治势力的挤压，勉力周旋于政治与商业之间，不过他对于政治的态度始终是负面的，不愿意全身投入，外界关于他要担任财经部长等职务传言曾经很多，但是他始终以顾问身份为政府服务，不离开银行本业。甚至，他对于好友张公权在法币崩溃中接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的评价也是“跳入火坑”。

如此看来，“滑头”很多时候只是为了避免出头，这是商人本色。陈光甫为人算是正派，对于政治他往往不肯明确加入官方职位，始终保持无党派人士身份，多次成为不同政治势力角力争取的对象，无论是1947年的国民政府改组还是1949年的和平谈判抑或1950年代在香港，陈光甫都是各方争取的对象。

1947年，国民政府在各方压力之下表示结束训政进入宪政，1948年也被定为行宪年。陈光甫担任了国府委员，这大概是陈光甫侧身政治最近的一次。他当时觉得政治还有可为，即使如此，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做官，甚至多年来没有和政府这班人搅合在一起，只是在蒋介石和朋友的督促下介入，尽一份责任，大部分身体还是“在外”。对于当时行宪国大的实质，他也看得清楚，用银行作形象比喻，“国民政府正如一家银行，国民党办了20年没有办好，生意做差了，或是不能兑现，或是怎样，这家银行岌岌可危，于是总经理蒋先生不得不去拉些新股东来，或者比传的更确实些，请几位新董事而总经理不变，希望因为这些新分子而银行可暂渡难关，依然维持下去。”尽管如此，他心存希望，从此国民党的独裁能够少一些。

“我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滑头’”

回看“滑头”这一说法，其实在上海话里面，滑头有审时度势、见风使舵的意思，让人又爱又恨。在政商关系复杂的民国，陈光甫滑头如此，也不得不在其中搅拌应对。

到了1949年，格局急转直下。面对代总统李宗仁等人亲自邀请北上和谈，陈光甫没有如同上次那样勉为其难，而是在犹豫之后决定不加入。如此表现，自然与形势变化有关，也透露了他的观望态度，外界也有一些议论，再次说他“滑头”，而他则在日记中自我辩解，“对于那些不了解我的人来说，通常的意思是，在接受去北平的提议上，我太‘滑头’了。是的，‘滑头’，在上海方言中不是一个褒义词，它的意思是见风使舵，利用形势以达到自私的目的。我要在日记中澄清这一点，我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滑头’，如果不是因为我的朋友们，我可能完全不了解形势的错综复杂和后果，接受去北平的提议。”

事实上，早在1948年陈光甫已经看出时局大乱之下，国民政府政治重心开始转向南方，陈旗下业务重点也开始转向香港。1949年3月陈光甫去了香港，他的老部下资耀华则留在内地，随后组织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公私合营，甚至多次邀请他回来。陈光甫犹豫之下，最终选择留在香港，以接近七旬的高龄重新创业，1950年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香港分行易名为上海商业银行，在香港注册。随后陈光甫定居台湾，196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台北复业。陈光甫于1976年卒于台北，享年96岁，他近百岁的人生，不仅见证了中国历史三峡的波涛汹涌，也见证了中国金融业的剧烈变迁。

知道陈光甫去世的消息，远在海外的老友张公权无比哀伤，以挽联表示哀思：“论交六十年前，往复筹谋，以裕国厚民相期，得君伟业垂范，堪偿宿愿；闻凶数千里外，生死相隔，往异域殊乡为客，假我余年著述，以证心期。”至于他们的老朋友李铭，也早在1966年在香港去世。一个世纪前的雄图与壮举，也随着时代更迭而逐渐淹没了。只有一二文字，散落着这些昔日的繁华。

（本文写作参考陈光甫日记以及相关传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