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之路︱日军武力干涉，蒋介石为何消极抵抗

1928年4月20日，日本政府为了阻碍国民革命军北伐，宣布二次出兵山东，并于５月３日制造济南“五．三惨案”，亦称“济南事件”。这是抗战开始之前，除九一八事变以外另一个对中日关系整体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田中义一内阁于1927年4月上台以后，便一改其前任币原喜重郎所提出的对华“不干涉”政策，转而力主对华强硬。为了维护日本在中国北方，尤其是“满蒙”的既得利益，田中内阁反对蒋介石进行北伐，为此先后两次出兵山东。济南事件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发生的。

长期以来，蒋介石一直因其在处理济南事件时的对日妥协而饱受诟病。但事实上，在事件处理过程中，蒋介石不仅有软弱、妥协的一面，也展现了对日强硬和不妥协的一面。至少，单从蒋主持的对日交涉来看，他并未让对方占到太多的便宜，日方意图通过武力逼迫他屈服的企图未能实现。顶住了日方武力威胁，没有接受日军开出的苛刻条件，从而为日后济南事件转由外交解决打下较良好基础，这正是蒋介石在济南事件对日决策过程中最主要的贡献。

侥幸之心与误判形势

日本出兵山东，意在干涉国民政府北伐。但是，对于日本这一再明显不过的战略意图，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一时之间却难以辨明。尤其是日方的干涉将至何种程度？日军与国民革命军之间是否会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对此，蒋与整个国民政府都全无把握。

4月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在抗议书中公开质问日方：“贵国政府此种举动，目的究竟何在？”4月27日，蒋介石致电时任上海兵工厂厂长的张群，要求后者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赴日交涉。在电文中，他令张当面询问日本首相田中，“出兵目的究竟何求？及究为何耶？”并“请其切实明言，勿隐瞒”。同时，他还让张暗示日方，只要其不阻碍北伐，他可以承诺，包括“投资招商与汉冶萍等当无问题，即其在华既约之权利，亦必如常保护”。在还未弄清日本出兵目的的情况下，蒋就急于让步，既可见其担心事态扩大，避战心切，同时也说明他对日方侵略的本质认识不清，心存侥幸。

虽然对日本出兵的意图深表疑虑，对局势的发展也忧心忡忡，蒋介石却不认为双方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迫在眉睫。国民革命军的言行受到了一定的约束，但他们在济南城内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

在与日方的交涉中，蒋所提出的条件也不乏强硬。4月30日，他致电张群，要求后者向日方提出三点要求，包括：山东急速撤兵；不助奉张，且逼奉张下野；不许奉军退出关外及关东收容奉军。5月2日，蒋介石本人抵达济南城。先遣进占济南，时任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第四十军军长的贺耀祖特别提醒他注意双发爆发直接冲突的可能性。据贺的回忆，蒋听完之后“竟泰然处之”，并告诉他“日本参谋本部派有佐佐木中佐，作为联络参谋和总司令部同车到来，已令其向日军司令部交涉，撤除阻碍交通工事”。日军所制造出来的“友善”假象，让蒋介石丧失了警惕，心生麻痹。

由于误判，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在济案发生前所采取的各种措施，都是以避战为主要目的，而对于一旦局势失控，战事无可避免的情况，则几乎毫无准备。未能准确的判断，乃至误判日方的战略意图，却又不于事先做最坏打算，只知一味的妥协让步，蒋的侥幸之心可见一斑。

有限让步，顶住日方武力威胁

济案发生之初，蒋介石十分希望能在短期内就地解决，以减少对北伐的负面影响。为此，他先后派出了黄郛、张群、王正廷、殷汝耕、熊式辉、罗家伦、何成浚、蒋作宾等多人次与日方进行交涉。蒋本人是对日交涉的决策中枢。

日方的真实意图是通过武力对蒋介石和它所统辖的国民革命军进行打击，从而迫使蒋彻底向其臣服，以达到树立日军“威信”，实现其侵略计划的目的。为逼蒋就范，当时对事件的处理起着主导作用的日军参谋本部极力希望扩大事态，根本无意谈判。5月3日事发后，参谋本部先后多次致电驻济南的日军第六师团，命令后者：“彻底地增兵并采取毫不手软的措施”，且“千万不可让这一事件轻易结束”。

因此，交涉伊始，面对日方极尽威胁，蒋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与让步。但他并未全盘接受日军的条件，言辞之间，仍留有不小的余地，一定程度上甚至可说是软中有硬，包括要求处罚日军肇事者，不阻碍北伐交通，以及留部分军队驻守济南城等。

日军的步步进逼与福田毫不让步的蛮横态度，亦让蒋介石内心倍感耻辱和愤懑。5月7日，他在日记中表示：“忍辱至此，悲惨盍极，惟愿我中华国民能因此而激励自强以充其雪耻之力量可也。”5月8日，当听闻福田“不必谈”的言辞和驻济日军扩大军事行动的消息后，他再次愤怒难当，在日记中写道：“此种横逆，古今未闻。……国已不国，尚何以人为，容忍亦有限度，吾准备牺牲，且观其后可也。”然而，即便如此，蒋还是决定隐忍不发，在日记中，他告诫自己：“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者，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并决定“暂忍为人所不能忍者可耳”。

日本意在以武力逼蒋就范，因此在谈判条件上不留任何商量的余地。5月12日，何报告蒋：“福田态度仍甚横强，不可理喻”，并“有必欲解散我第二、第三、第四各军团，及对我三总指挥必欲处之以严刑之要求”，“且谓我方如不无条件承认此层，则以后再不接受我方所派之代表”。日军执意要求解散方、贺、陈三个军团，无异于是要完全消灭蒋的第一集团军。对蒋而言，这是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至此，与福田的军事交涉事实上已经宣告失败，蒋希望通过军事交涉实现济案速决的想法被证明行不通。

消极对抗，以退为进

在对华政策上，日本军方与政府向来分歧严重，相较军方的强硬，日政府更倾向于对华缓和。为了摆脱困境，蒋决意对此大加利用。5月12日，在听完何成浚的汇报后，他便开始刻意回避与福田接触，而把交涉的重心转向日本政府，意图通过两国政府间的外交渠道来解决济案。

蒋介石执意将济案交由外交解决，不仅是目的，同时亦是向日方施压的一种手段。蒋介石的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的确收到了一定效果。5月14日晚，双方交涉中断约一周以后，日参谋本部发出声明，表示“已令福田停战”，并特意强调继续认定蒋为交涉对手。日军还在致其政府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军队没有作为政府干预涉外事项的意图”，只要中日双方所达成的协议不损害军方的威严，军方便可同意日本外交当局与中方展开交涉。同时，福田本人也建议参谋本部，“军部的作战行动就此停止，此后转入外交交涉为适宜之策”。5月17日，日本外务省、陆海军当局正式决定放宽军事交涉的条件，并获内阁通过。

蒋介石对继续军事交涉的消极抵制，令日本军方中主张对华强硬的势力十分恼火。5月24日，松井托张群通知蒋和南京政府，“务必派蒋介石前往济南。万一蒋不能赴济，则派遣有力之全权为绝对必要之”，否则“本事件有益加扩大之虞”。

面对松井等人赤裸裸的武力威胁，蒋介石于5月25日做出强硬回应。他决定不再一味接受日方所提条件，转而提出自己的诉求。他坚持在派代表交涉之前，双方必须先就济案的具体解决方案达成初步协议，包括对福田最后通牒中所提的五条内容“如何通融？奉张出关之如何应付？必皆须得彼方切实之承诺”。

5月31日，松井赴青岛，准备与蒋介石展开会晤。松井来华，本是受蒋所邀，而双方的会面原本也一直是后者所极力希望促成的。但此时，受益于内外形势的转变，蒋却明显改换了主意：他一再坚持“济案须先事内定条件”，且明确表示他本人不能赴青岛与松井会面，而且就连先前他所同意的对日道歉，此时也反悔了。在这种情况下，田中、松井等先后代表日本政府和军事当局下令，“要求师团长们缓和”。受此影响，6月2日，驻山东日军正式拟定了一份“绝密”级别的《山东善后方案》，其中明确表示：“要对南京政府展开外交交涉，把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并迅速解决。”蒋介石“以拖待变”，消极对抗的策略，让日方意图用武力逼迫他屈服的计划落空了。

此后，尽管双方仍有零星接触，但终究难有实质进展，交涉陷入长期停顿之中。最终，直至当年10月，日本军中强硬派势力得以暂时消减之后，由两国政府所主导的济案外交谈判才得以真正开启。

强硬的蒋介石与软弱的国民政府

在战场上，蒋介石也有不少值得肯定的表现。面对日方的步步侵逼，他并非没有考虑过进行军事抵抗。正如熊式辉所言，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其实都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因为“日本一定要同我们开仗，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要想方设法的同他对抗，或者我们避过他，不同他冲突”。

早在济南事件发生的次日，蒋就致电国民政府表示：“如日军不悔悟，继续逞凶，则惟有出于一战，以保中华民族之正气云。” 5月9日，当获悉熊式辉、罗家伦二人与福田交涉情况的报告以后，他在日记中再次愤怒地表示，如果日军进逼扩充至三十里范围之外，为国家与人格计，“必出于死战之一途矣，断断不容再忍也”。

实际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济南事件发生后的十来天里，北伐军“几乎每天都有局部的、断续的抵抗,有时则是‘有组织的抵抗’，……有的是经他（蒋）本人斟酌后改而同意的,如党家庄阻击战；有的更是由他亲自安排下令的,如济南城守卫战”。至于他在5月10日兖州会议上所决定的对日“不抵抗”方针，“不过是属于从名实关系之间产生而泛化出来的‘后话说前事’现象而已”。“‘不抵抗’在当时并非恶名”。

事实上，当时，无论是舆论，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主张对日“不抵抗”的都大有人在。如《大公报》、《申报》、《晨报》、《益世报》与《民国日报》等几大报纸，都一致主张对日镇静、忍耐，否则就会中其奸计，并力倡北伐优先、统一至上；同样，这种观点也是国民政府高层的共识。

5月5日，为了决定济南事件的应对方案，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临时会议暨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会上，谭延闿、李烈钧、张静江、蔡元培等十三位国民政府委员几乎一致认为，还未到与日方言战的最好时机，可密令各省秘密进行战备动员，但不可轻易开战；当前的优先任务，应是排除干扰，全力专心北伐，待实现国家统一目标之后，再行对外。会议最后通过了应对济南事件的六项决议，包括：“北路大军继续攻击前进，务于最短期间完成北伐”、“蒋总司令，仍积极进行北伐，关于日本军队在济南之暴举，另由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交涉”等。可见，在当时，坚持北伐优先，而对日妥协、退让，不仅是蒋介石个人的主张，而且也是整个国民政府高层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