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反恐20年｜“后911时代”，美国不断积蓄的内伤加剧

【编者按】

20年前的9月11日，美国纽约的世贸大厦遭两架飞机撞击轰然倒塌，举世震惊。美国、无数受牵连的民众，乃至整个世界的运行轨迹都因之而改变。20年后，恐怖主义的幽灵仍不时在世界各地肆虐，全球反恐会否“越反越恐”？20年的时间，是否足以令人类看清“9·11”在历史长河中的影响？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国际部自9月10日起推出“全球反恐20年”专题报道，从多个维度呈现“9·11”以来这20年如何改变了个人、国家以及世界。

“9·11事件”之后的20年，被认为是彻底改变美国乃至世界的20年。对美国而言，最为显性的变化当然来自于这个国家的对外行为，从2001年的阿富汗到2003年的伊拉克，才有了现如今美国总统拜登不惜自己民调沉没也要下决心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的时间表。如果战略失焦的影响是外伤，“9·11事件”也在加剧着美国自身国家发展中不断积蓄的内伤。

“帝王式总统”、“反恐战争”和“监听”

在“9·11事件”宣示国家安全上升为首要议程的大背景下，美国总统获得了空前的扩权空间。当整个20世纪90年代所弥漫的“新罗马帝国”般的“尊严”被彻底击垮之时，两党同仇敌忾的应激反应快速打破了宾夕法尼亚大街（编注：连接白宫和国会大厦的道路）两端还残存些许的制衡。无论是否存在宣战权、无论1973年所谓《战争权力法案》规定了什么，总统以反恐为由的任何行动都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被放行。自小布什以来四位总统执政期间，总统批准的军事行动，甚至是无人机的袭击，虽然不少会招致极大非议，但仍可以顺利进行、毫无阻碍。

这种扩权早已不仅仅限于反恐，只要被认为或被声称与国家安全有关的议题决策，也完全可以在椭圆办公室内的坚毅桌前完成。“帝王式总统”的加强版导致的是如今美国对外决策随着政党轮替的更大幅摇摆。

针对“9·11事件”的反应除了大张旗鼓的“反恐战争”，还有更多秘而不宣的“监听”。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六周多内，美国国会就通过了所谓《爱国者法案》，开启了其后14年美国情报系统在美国国内的大规模监听。即便在2015年起而代之的所谓《美国自由法案》也仍为情报系统获取个人信息提供了“方便之门”。

2013年，随着斯诺登这个名字惊叹全世界，监听全球的所谓“棱镜计划”才最终浮出水面，这背后是一个向全世界各国伸出贪婪触角的可怖帝国。在预警来自内外恐袭威胁的刚需之下，美国的情报系统或者所谓“深度国家”（Deep State）自然获得了再次崛起、实权在握的“时代”良机。而总统的扩权与情报系统的上位之间又不可避免地会摩擦出一定的张力，这也是后者很快在华盛顿政坛漩涡中扮演起微妙甚或核心角色的缘由所在。

来自外部的威胁却分化了内部

“9·11事件”还催生了美国的国土安全部极其赖以存在而必要推进的一系列严格的移民政策。作为一个从移民中获取源源不断力量的国家，美国对于移民的态度在历史上却时常大起大落。

“9·11事件”之后的移民议题则开始更为公开地与国土安全议题联系起来，排斥与怀疑的心态占比快速上升。在新组建的国土安全部中整合安排了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严控被认为对美国安全造成威胁的移民。有数字显示，在1999年到2001年的时间段内，美国联邦政府每年驱逐20万移民，而2009年到2010年这一数字就上升为每年40万；虽然因政策调整而有所改变，但在2017年之后还是再现了迫近每年驱逐30万移民的从严态势。即便相关政策可能因为政党轮替而松紧不一：“限入令”可以横行数年，也可以在今天被废止，但仍可以在未来某个时间点重置，因为其背后的本土主义情绪已在暗流涌动之间肆意滋生。

“9·11事件”的威胁虽然来自外部，但却分化了内部。按照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的数据，2000年一年在美国发生的针对穆斯林群体的袭击事件共12起，2001年就上升到了93起，2016年则继续涨到了127起。同时，虽然“9·11事件”之后美国没有再遭遇来自外部的恐袭，但“祸起萧墙”的内部恐袭却已至少造成了107个生命的逝去。这足以说明，“9·11事件”所构建出的固化认知加剧了美国在族群、宗教及价值观等多层面的撕裂，刺激了某些无法融入群体者的极端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塑造了如今“身份政治”的诸多动因之一。

特朗普的崛起与“党争过海”

“9·11事件”以及与之有关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乃至移民、情报、反恐等政策也激化了美国原本就正在加剧的极化态势。时至今日，分属两党的民众在如何看待“9·11事件”、是否支持从阿富汗撤军、能否接受持续收紧的移民政策等议题上还是基本表现出较大分歧。按照8月底完成的民调显示，35%的美国民众将新冠肺炎疫情视为过去20年对美国最糟糕的挑战，27%的人认为应该是“9·11事件”，以10%而并列第三的是冲击国会山事件、枪击暴力泛滥以及极端天气。但如果以党派划界，共和党支持者坚持将“9·11事件”列为最糟糕威胁，民主党支持者会将新冠疫情放在首位，将“9·11事件”放在最末。

换言之，“9·11事件”的政治诠释显然是与多元主义针锋相对，与白人至上贴合更多。值得思考的是，这些源自认知、身份或者低政治利益驱动的两党差异已经演变到了针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判断和针对国家利益的理解上，这就是所谓的“党争过海”。

回到一个细节：2001年9月11日当天，在世贸中心遇袭仅数小时后，一位叫做唐纳德·特朗普的纽约富商迫不及待在地方电视台的采访中评价道，“华尔街40号大楼（编注：特朗普集团旗下的大楼）之前是曼哈顿第二高，最高是世贸，但现在是最高了”。当然，284米的华尔街40号大楼远不是第二高，而随后，一口咬定在特朗普大厦看到了第二架飞机冲向世贸的特朗普引发了一波嘲笑，因为帝国大厦的阻挡让任何那时在特朗普大厦的人只能看到一些烟尘。不过，再多么不合时宜的乖张也无法阻挡这位“亲历者”在15年后震惊世界的崛起。这大概才是“后9·11时代”美国最猝不及防却又最贴切的写照。

从“9·11事件”到新冠肺炎疫情，二十一世纪走完了前20年，美国走完的或许不仅仅是20年那么简单。

当然，对于全世界很多2001年秋天进入大学的年轻人而言，“9·11事件”大概会改变他们对于美国、对于世界的认知与态度。其中一些人会因此而投身关于美国的观察与研究，并最终以此为业，在20年后以不同方式来思考“9·11事件”对美国、对世界的影响。

（刁大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