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凡西行记｜我有一本梦想之书

2015年秋，我应邀回哈佛，拜见老师艾伦，同时计划去几个图书馆，为我的新书搜集资料。我从北京登机时，随身带了一份英文讲稿：这一来是方便我在美国高校讲演，二来也好向我老师报告，我这10年都在忙些啥？

我老师高寿104岁了，我担心他老人家坐在轮椅里，容易疲惫。若是看累了，坐久了，他会让我念稿子，或是说给他听，然后不断插话，问我一堆问题。结果呢，我在老师办公室，很轻松地过了关。当然啦，他也没少问我问题。让我欣慰的是，85岁的哈佛教授傅高义读了，也说他喜欢这篇讲稿。

受到傅老师的鼓励，我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以英文讲稿为底本，改写出以下几节文字，作为《西部国情考》第一章。这一章的标题是《作者自述》，即以我亲口告白的形式，面向海内外读者，也对我的哈佛师长与同学，提供这本书的背景介绍、技术说明，以方便大家了解：

[1]《西部国情考》缘起何处？

[2]我是怎样边走路、边读书，兼顾田野调查、学案分析的？

[3]作为一部考察报告，这本书的体裁与设计，都有哪些特点？

[4]这一轮艰苦考察，又让我获得什么样的觉悟、判断与预测？

我的梦想之书

2011年起，我花4年功夫，驾车走访中国西部，先后穿越西部12个省区的131个地州市，总行程超过5.2万公里。与此同步，我在《东方早报》、《书城》、《读书》、“澎湃新闻”上，陆续发表一批游记、采访与报告。例如我在“澎湃”接连刊登了20多篇，统称《赵一凡西行记》。

我已年过花甲，又是一退休老头，为何还要不辞劳苦，这样难为自己呢？2013年2月，我在写给傅高义的信里说：我有一个梦，想写一本《中国与美国》。你们兴许会说:这是要步费正清的后尘！没错，费先生德高望重，是美国首屈一指的汉学家，也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引路人。1993年他去世后，我一直忘不了他，总是幻想能去他的研讨班，与他当面讨论中美两国的一堆“大问题”。下面先给大家说说，我是何时何地、又是如何萌生出近乎疯狂的一个念头。

我是1981年到哈佛，在文理研究院做博士生，专攻美国文明史，我的导师是丹尼尔•艾伦教授。我在哈佛前后8年，一直领取燕京奖学金，所以我常去神学街2号，在燕京图书馆查书，或在燕京学社填表格，报告我各科成绩。倘若成绩欠佳，有一门课得了B-，下一年奖学金也就泡汤了。就在那座老房子里，我遇见许多汉学家，譬如史华慈、孔飞力、韩南、张光直。他们多为费正清的学生。而我读他们的书，思考他们的问题，与之说东道西，中英文并用。

我入学时，费先生已退休，也很少在费正清中心露面。可他令人生畏的身影，犹如一个传说中的中国帝王，始终在老校园里晃荡。什么道理？只因老费1947年发表《美国与中国》，一举成名，享誉欧美，进而在哈佛培养出三代汉学博士，建立起一支全球领先的中国研究团队。

由于这个缘故，我默认了费正清的“校级导师”地位，也习惯了间歇性地生活两大阴影之下，一是我老师艾伦教授，另一个是费正清。对于这两位导师的20多本名著，我不加区分地拜读，从不敢马虎。

毕业后的某一天，我突然如梦初醒：哈佛将中美两大研究机构、左右对称地安置在一起，这其中是否隐藏了某种神机妙算？无论如何，这一东西文明的交错格局，让我从新生开始，就习惯了往返阅读、双向思考。多年的耳濡目染，也让我养成一种大国研究的战略眼光。

说白了，自从1930年起，哈佛兴起一股地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的学术潮流。而我老师艾伦，连同费正清教授，恰好代表其中最出色的两个学科：美国学与中国学（第三名是俄苏研究）。目光长远的哈佛，居然文心周纳，不动声色，坐观其成！

1984年春，我通过了博士资格大考。此后一个多月，我蜷缩在柯南特堂的宿舍里，想入非非，夜不能寐。简单说，我在盘算写一本梦想之书：此书名为《中国与美国》。就是说，它将与老费的《美国与中国》并列于世，却又颠倒了他的书名，以期平衡中美两大国的关系！

我独自想的挺美，麻烦是中国那阵子贫穷落后，刚走出文革的阴影，实在无法与美国相比。而我身为一个在读博士生，也不具备挑战美国汉学领袖的资格。如今回过头看，我在哈佛读书时确有梦想，其中有中国梦，也有美国梦。二者互动，就产生了一本书的想法。

梦想归梦想，毕竟不敌现实：当年苏联是牛皮哄哄的超级大国，美国人敬畏苏联，重视苏联，可他们很少讲中国，因为中国委实不值得关注。而我身处哈佛，却是一个饱含自尊的中国学生。在我前头毕业的学长，多为国民政府的官费生，诸如陈翰笙、冀朝铸、钱学森。

我的学问不及学长，可我在哈佛留学，那种关注祖国的心情，竟是一脉相承的。那几年里，我为了解中国国情，特意订阅了《纽约时报》，然而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中国新闻！即便有，也不是啥好事。如今再读，头版要是没有中国消息，它还能叫《纽约时报》么？

1989年毕业回北京，我开始为《读书》写专栏，名曰《哈佛读书札记》。这一晃，就写了10多年，其间我韬光养晦，不忘初衷，缓慢积累下一批相关论文。直到2008年，世界格局陡变。猛然间，中国与美国一字并肩，变成G2啦！今后30年，中国会崛起为美国的对手么？抑或变成它的重要伙伴？

为了回答这一世纪难题，看来我只能长途跋涉，深入中国贫穷落后的西部，实地考察老百姓的现状与需求，及时评论中国当下的变革。为此，2010年我跑去苏州，着手拟定《中国与美国》的写作大纲。

钱师为我补上一课

你们会问：赵博士啊，你家住北京，又在社科院上班，干嘛要不远千里，跑去一座江南古城写书呢？其实我这么做，多少是与钱鍾书有关。钱氏大名，海内外人尽皆知，而我这一代外语系学生，对这位老人的最初印象，是他作为学术顾问，解放后长期参与《毛选》《毛诗》的翻译工作。

1978年，我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外文系攻读英美文学。3年后，钱先生出现在毕业典礼上，身份是社科院副院长。我和同学们听说，老人不喜欢这个头衔，尽管他与夫人杨绛，已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20余年。碰巧的是，毕业后我也留在外文所，成了一名助理研究员。

打开社科院的官方档案，你查不到钱师带博士生的记录。然而，对于文革后招考的第一批研究生，他倒是颇为上心。当时我是外文系班长，每隔2个月，同学们都要写一份读书报告，由我收齐上缴，待老师批阅后，再由我取回。我的3篇报告，接连获判高分，一度飘飘然。

几年后，我听人说了一个惊悚段子：钱师曾在我懵懂之际，看过我的几篇作业！我起初不信，转念一想，或有几分可能:教我这一班的几位硕士导师，都是钱师指教过的学生辈。他们批阅新生作业，又将前三名送去钱府，恭请太老师过目，这岂非一件教学相长、桃李成蹊的美事？

1989年我从哈佛毕业，回社科院上班。其后一年，我在《读书》连续发文，引人瞩目，钱师便托人带信，邀请我去他家做客。记得那是1990年4月某个周日，我女儿不上学，留在家不放心，我便带她过去，又唯恐打扰了钱杨二老。没想到，杨绛先生见了小姑娘很是开心。我进书房，向先生请安，他用一句玩笑话欢迎我：“Here comes a Gatsby fresh from Harvard!”意思是我刚从哈佛毕业，一脑门子幻想，活像美国电影里的盖茨比。

听了这话，我心下羞愧，于是俯首帖耳，接受先生教诲。那一年，钱师已是七旬老人，可他精神矍铄，妙语连珠。我感觉这是我见过的中国学者中，最是中西贯通、无人可及的一位！此后8年，还有几番公私交往，此处不及细说。我从钱师那里学到了什么？如今回想起来，主要是2条。

初次见面，钱师与我谈起写文章的风格。他鼓励我为《读书》写专栏，却对我的文体提出了质疑：“你的文章爱用大字眼、洋概念，所以显得笨重。这是博士文的写法，语法也是英文的。你的句子太长，写了两行，还在用逗号”。这是很严重的批评。惭愧之余，我向钱师认真请教：像我这样一个长期学洋文的人，应该怎样写文章才好？

钱师因有进一步的指教：“中国语文传统，自古生动如话。从《诗经》到《红楼梦》，莫不如此。司马迁的《史记》，既是历史典范，也是文学楷模。太史公首先是一位伟大文学家，所以他才能成就《史记》。《史记》以简白著称。文中多成语，四字一断，言简意赅”。我告诉钱师：我去哈佛时，自带一套《红楼梦》，一套《三言两拍》。他说这些书“能滋养人”。

不过经典之外，杂书也要读，譬如谚语童谣、武侠小说、民间说唱。说起民间艺人，钱师说他们“眉飞色舞，能把故事说得铿锵有致、起伏跌宕。堂木一拍，满场鸦雀无声，听众的魂都被他牵走了！这是中国叙事（Chinese Narratology），外国人不懂的”。此后多年，我四出旅行，深入市井，考察民间叙事，从京津大鼓、山东快书，到苏州评弹、西安秦腔。

钱师还留给我一道思考题，即如何看待中国文人传统？众所周知，钱师1935年去英国牛津留学，彼时费正清刚从牛津毕业。钱师口中的英语，因此带有明快的牛津口音，这让我想起老费在哈佛的讲演。

钱师与我交往，一如英美文人，自由散漫，令人愉悦。可他会用毛笔给我写信，不但礼数周全，语气庄重，而且署名愚弟，令我惊恐莫名！想想看，他老人家比我年长40岁，仍在半开玩笑地提醒我：别忘了咱家的文人传统！

钱师口齿伶俐，思维灵动。他喜欢开文人玩笑，如数家珍，也善于挖苦名人，出神入化。这与我老师丹如出一辙。当我振振有词，说起知识分子的职责与功能，他却打断我的话头，问我怎么看庄子逍遥？我说逍遥么，就是西方文人追求的那种不受拘束、自主批评。听了这种方鸿渐式的蠢话，老爷子建议我去读庄子的《应帝王》，还有《史记》中董仲舒见汉武帝那一节。

1990年11月，恰逢钱师80大寿。政府要为他隆重祝寿，钱师坚辞不允。可他并不反对我以一种学生身份，在《读书》发表《围城》书评，以资纪念。这2篇书评，实乃我在钱师指点下，开始补习国学的第一轮作业。此后10余年，我又陆续有所点评，分段摘其要点如下:

[1] 鸿渐一名，出自《周易》渐卦：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鸿渐于陆。就是说：卦中之鸿，乃一大型水鸟，它由海上飞来，逐次栖临滩头、岩石、陆地，仿佛经历了一场游移不定的寻觅游戏。小说中，鸿渐苦苦追求的唐晓芙，竟是古人梦中的一朵初发芙蓉！

再查“柔嘉”一名，出自《诗经•大雅》。其中卫武公道：用戒不虞，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又说中山甫之德，柔嘉维则。这两段古训讽颂交替，体现古代帝王的统驭之道。据此，我公布破译结果：

a)美人香草合成小说的核心隐喻。

b)作者试以爱情小说的戏仿形式，抉发中国走向现代性之围困主题。

c)书中的一条贯通大喻，即理想与现实相悖。据此，方鸿渐只配娶孙柔嘉，同时为唐晓芙的消逝痛彻心肝。

[2]以上分析，属于初学阶段。遗留问题是：钱师为何要拿屈原的文人理想，来讲一个滑稽求偶段子？杨绛笑称：“晓芙是作者偏爱人物，不愿把她嫁给鸿渐”。然而屈原分明是死在他的高贵理想上！《围城》莫不是一部政治讽喻书？其后8年，我边读线装书，边写《西方文论讲稿》，以期打通中西、察人观己。

2003年，我在苏州通读《管锥编》，从中赫然发现，钱师引述《易林》道:“火左寇右，尚网开两面，此则周遮遏破，足为西方近世所谓无出路境界(Ausweglosigkeit)，亦即赵元叔“穷鸟”之遭际”。

赵按：这一节暗含东汉词家赵元叔的《穷鸟赋》典故，又引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警世名言。所以我推测：钱师1938年回国后，先执教西南联大，后蜗居上海沦陷区，苦闷中开始写《围城》。而此际严酷而荒诞的生存背景，与萨特、海德格尔相去不远。所以他欲结合新学，表现中国穷鸟（特指现代文人）的乱世飘零。

[3] 2006年，我写完《西方文论讲稿》上下卷，未免沾沾自喜：20世纪欧美思想，尽入吾彀中矣！下卷收尾时，我又将福柯、哈贝马斯二人，各打五十板。我的批判理由是：福柯步尼采后尘，走入虚无；哈贝马斯则由左派掌门人，变成了体制辩护士。请看老哈留下的一条惨痛历史判决：“欧洲现代性在历史运动中获得了实现，可那毕竟是一种被扭曲的实现”！

对此，西方学界嘲笑说：哈贝马斯总结了一桩“失败婚姻”，即欧美左派前仆后继，未能抱得美人归，反而被迫与资本主义同床异梦了！然而欧美困境，能与中国一样么？

钱师所谓围城，原指一种左冲右突的两难境地：外面的人急着要进去，里头的人闹着想出来。杨绛点题说：“天下大事小事，男女情感纠葛，莫过于此”。在我看来，《围城》看似琐碎，实则心比天高！其中小至世俗婚恋，傻小子找媳妇，大则关乎现代化、中国改革，就看你怎么读了。

譬如鸿渐教书启蒙，辛楣从政救亡。他俩互为盈缺，充当正副英雄。参照中国当下情形，鸿渐辛楣这一对二毛子，岂不也是左右两派的漫画像？说穿了，《围城》乃一出现代喜悲剧：即自我分裂，知行歧出。

可我还是想不明白：钱师为何要同启蒙主体开玩笑，甚至同鲁迅抬杠，偏不许五•四传人圆梦呢？

围绕中国穷鸟（留洋学生）的婚姻大事（能否融入中国社会、促其现代化），我日益进入一个反思阶段。看来鸿渐辛楣一败再败，原因仍在于二毛子的孤芳自赏、好高骛远。其中关键，当属一种屈原式的浪漫与痴迷。

2011年初夏，我驾车穿越秦岭，来到四川阆中，目睹中国最后一座侥幸保存下来的唐宋府城：它历经改朝换代，每每死里逃生，居然一直未遭战火洗劫！明末张献忠屠川，成都一度沦为鬼城。顺治帝无奈，擢升阆中为临时省会，先立巡抚衙门，又设四川贡院，主持全省乡试。

钱师离世后，我在12年读书生涯中，一直试图把握中国传统的循环规律、围困形式。直到栖身阆中古城，深入它的三街九巷，我这个自以为是的洋博士，终于心灵震撼，方寸大乱，开始晓得敬畏中国传统了。当晚我写到：鸿渐与辛楣自负轻率，食洋不化，非但不了解自家历史，而且是一对不接地气、不明国情、不暗中庸之道的呆子。他俩的祖传毛病，我岂可一身幸免乎？

1998年钱师病重，不久倏然离世。年底，我辞掉官职，跑去苏州十全街头，买下一小套住房。你们要问：为啥子要辞官？首先，我在外文所做了5年副所长，累心伤神，妨碍治学。钱师辞世后，我随即请辞，一心只想躲去苏州，独自补习国学。为何偏偏是苏州、又是十全街呢？

苏州十全街头，原有一所振华女中，现在叫苏州十中。杨绛先生早年在此读书，视之为童年福地。其次据我所知，钱师也是喜爱苏州的。最后在我看来，苏州自古乃一文人隐居地，也是闭门修行、乱世逍遥的好去处。

钱师走后，我一度追悔莫及，埋怨自己浪费了大好光阴。如今孑然一身，无人教我，我将何去何从？我的应变之道，笨拙又稳当，即一再通读《管锥编》，从中提取一条中国思想史主线，再将钱师评点过的思想家，分门别类，归入一串著名学案中，进而搭配儒家经史、美国汉学，土洋并举，看看围绕这些学案，我能有什么新发现？当然啦，我以经史为重的同时，也不敢偏废民族神话、民间传说、考古发现，包括钱师提及的话本、民谣、武侠与方志。

奇迹很快显现：早先在北京味同嚼蜡的线装书，如今变得古色古香、情趣盎然。这是什么道理？第一恐怕是我远离京城、精神舒展、心无旁骛之故；第二，苏州的千年古城、百年老街，又提供一套绝妙历史语境:

一早我去市井盘桓，买鱼虾、择小菜，与农妇逗乐子；上午守着大运河读书，看樯帆如林，舟来船往，心头涟漪阵阵泛起；傍晚拉上老伴，一同走街串巷，看深宅大树，鸦雀回巢，草掩残碑。周末，我还会与老伴携手，逐一游览各色苏州林园，其中最令我钟情的两个园子，一个是沧浪亭，一个是留园。不瞒各位说，我在这两座园子里，一往情深地读懂了王阳明、顾炎武、黄宗羲。

我们依然面对两个中国

及至2008年，我已沿着两条线索，阅读了大量经典：一条是中国史学，一条是美国汉学。提醒各位：这种双向读书的好处，一是可以往返比较，鉴别取舍，二是凭借“两条腿走路” ，努力保持平衡，以免偏执一端，钻牛角尖。

说到美国汉学，我的进补方法有所不同。补习国学时，我以钱师《管锥编》为导航图，感觉是一书在手、包览全局：《管锥编》洋洋5大卷，合计105万字，而钱师在此书中，纵论中国与欧洲上下2千年的思想史，前后引述外文7种、中外经典5千余本！试想中外学界，谁能如此博学、这般融通？

面对美国汉学：我首先聚焦于3位开路先锋，即费正清、拉铁摩尔、白鲁恂。众所周知，抗日战争前后，这三人都曾在中国出生入死，交游广泛，著述累累。只不过，老费看重东南沿海，老拉关注西北边疆，而老白热衷于钻研中国政治传统。他们各执一端的中国论述，也给我带来一系列困惑。

譬如老拉爱说，中国漫长的大一统循环史，原本是一部农耕帝国与游牧部落的冲突史、融合史。而中国边疆作为一种“反叛力量的蓄水池”，不断给中原王朝施加压力，促成一次次的改朝换代。

老白则强调：中国作为一个古老文明国家(Civilization State)，幸存至今，令人惊诧。如今，它貌似一个现代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但在骨子里，中国却与所有的西方国家截然不同，尤其是其政治传统、社会结构。

借鉴拉、白二人分析，老费又提出一种影响深远的“两个中国论”，即现代中国一分为二：它的一半是富庶开放的沿海中国，另一半则是贫困闭塞的内陆中国。二者彼此矛盾，相互抵牾，不断左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1993年费先生辞世前，还留下一篇评论:《我们仍旧面对两个中国》。大意是说：中国革命任务繁重，兼有两大远景：二者轮番突出，左右摇摆，好比两条腿走路。其第一远景是“寻求富强”，即渴望中国独立，恢复往日荣耀，第二远景是“解放农民”，即打破城乡分化、弥补东西差距。

老费又说：中共为此交替领导了两套革命：它们时而共进，时而冲突，一再导致路线斗争。例如毛主席建立农村根据地，旨在夺取政权、解放农民。邓小平开放沿海，以城市为基地，以便实现四个现代化，建成一个富强中国。

文章的结尾，老费谆谆告诫后人：“中国的现代化刚刚进入辽阔农村。中国在财富统计数字上欣欣向荣，可内陆贫困人口，仍将捱过半温半饱的日子。在今后迅猛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亟需佩戴一副双管望远镜，切切不可放松对于8亿农民的关注！一旦中国的城市精英脱离了内陆乡村，毛主席的幽灵将在茅舍里重新浮现，并且大喊“别忘记我！”

老费遗言，让我一再想起钱师的《围城》。有趣的是：这两位老人远隔重洋，各做各的学问，却又心有灵犀，分享同一道历史难题，即中国现代化进程，何以起伏跌宕百年，迟迟难以收功？面对超级难题，老费的见解，居然与钱锺书相似，即现代中国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文明古国。请看《美国与中国》第4版中，老费有关现代中国的犀利解读：

“美国人所接触的现代中国，只是包裹着古老文明的浅薄装饰。在它横亘半个大陆的内陆腹地，旧中国仍在农村持续存在。由于语言障碍、传统禁忌，它与我们隔绝不通。我们能看见的都市文化，诸如书报、电讯、全球市场、群众运动，那只是一个表层中国。在其底层与背后，还隐藏一个扎根于千年传统的文明古国。这一传统社会，正是我们西方人、往往也是现代中国人所不了解的。唯独在此古老传统中，我们能找到中国根本不同于西方的关键”。

钱师在《围城》中，含蓄批评了屈原以降的中国文人传统，进而揭示鸿渐与辛楣的身份尴尬(二毛子)、知识局限(食洋不化)。相比之下，老费的反思更宏观、也更直白一些。他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回顾道：自辛亥革命以降，中国的革命与改革，持续激荡了百年有余。麻烦是，中国至今仍未解决城乡二元，东西失衡、贫富悬殊。老费又指其中3个深层因素，值得进一步探讨：

其一是中国古代文明太过辉煌灿烂，以致它轻视外来文化，压制变革愿望。作为人类史上最大、最稳定、最持久的封闭自足体，中国所有的革命与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反，它注定要经历多次反复，一波三折。

其二，中国政治传统、社会结构，在其古老文化支配下，历经千年磨合，早已高度渗透，融为一体了。面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浑然一体，欧美学者手足无措，只能承认中国文明是神话：它神奇到令人叫绝！

其三，中华文明的无与伦比，令中国人获得一种优越感。正因如此，他们在落后状态中遭受的耻辱感，也就格外强烈。中国现代化不得不比多数国家走的更远，改得更多，这是由于它停滞得太久了。结果便有一股强大的惰性遏制力，让中国革命带有痉挛性，时而从内部抑制冲动，时而迸发出巨大破坏性。

费师一去不回头！而他留下疑难命题，分分钟都在折磨我，敦促我去解答一二！所幸天无绝人之路：我尚能从费门弟子中，挑选出类拔萃的一组，诸如史华兹、孔飞力、傅高义、列文森、芮玛丽。他们作为哈佛学派的薪火传人，不断推进中国现代化的综合研究，大有超越前辈之势。

2007年我在苏州梳理美国汉学时，萌生一个念头，即以费正清、拉铁摩尔、白鲁恂为主干，辅以他们的弟子辈，撰写一份谱系报告，名为《美国汉学八大家》。为何是八家？只因中国成语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围绕八大家，我写下一套笔记，以便针对中国现代化瓶颈，看看美国汉学家七嘴八舌、能揭示出几种未来前景？结果我发现，有2本书最值得关注。

第一本，当属芮玛丽的《同治中兴》（1957）。玛丽生于美国富商家庭，1938年考上哈佛本科，喜得费正清提携，成为女生中的翘楚。1940年，她与费门大弟子芮沃寿成婚，蜜月旅行去北平：新郎痴迷隋唐艺术，新娘偏爱晚清史，二人手不释卷、日夜攻读。不料珍珠港一声炮响，小夫妻落入山东潍县集中营。战后玛丽携夫游历中国，搜罗大批晚清档案，还去延安见过毛主席。

1948年，小夫妻双双回国答辩，玛丽的论文《同治中兴》备受赞扬。1959年，玛丽荣升耶鲁教授，1970年死于肺癌。她的英年早逝，我以为是让晚清史害的：玛丽将其自由天性、青春热血，一股脑投入冰冷自闭的同治研究！她说她像个瘸子，在《清实录》里一圈圈打转！回顾13年中兴史，玛丽惨笑：同治19岁亲政，忽然驾崩，慈禧又立4岁光绪，继续听政，直至康梁出逃、谭嗣同问斩、光绪帝囚死于瀛台。一个王朝及其文明，看似已崩溃，竟又苟延60年！

玛丽在抑郁中写道：同治中兴失败，是因现代化变革，与儒家社会的稳定目标格格不入。即便是天赐良机，人才济济，也无法将一个现代国家植入儒教中国。结论：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与儒家秩序水火不容！中兴过程冲突不断，然而大限将至：中国要么选择儒家遗产，要么选择残酷竞争的新世界。中兴政治家最后选择了遗产 —— 他们捍卫的恰恰是文化遗产，而非一个现代国家！

作为个案研究，《同治中兴》深入发掘中国变革的成败原因，其结论相当深刻，却又痛心疾首，几乎成为一道“中国无力现代化”的悲情咒语！谢天谢地，费正清与史华慈还培养了一个弟子孔飞力：他于2002年推出一本论文集，《现代中国的起源》。其提纲挈领，抽丝剥茧，令人耳目一新。

与芮玛丽一样，孔飞力也是美国一流清史专家：他早年入哈佛本科，后去军中学习汉语，1960年回哈佛读博。1978年费正清退休前，孔飞力由芝加哥大学回母校，接替老费的讲座，出任东亚中心主任、费正清中心主任，继而参加了《剑桥中国史》中晚清史、民国史的编纂工作。

提醒大家：孔飞力精通史学、哲学、心理学，又深受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影响，因而兼有一种地域性、沿革性、全局性的研究眼光。他从清乾隆盛世、太平天国、鸦片战争、戊戌变法，一路爬梳至魏源、冯桂芬、梁启超、章太炎，最后得出一些振聋发聩的历史判断如下：

其一，费正清的“西方冲击论”，已然让位给了“中国决定论”。换言之，19世纪西方列强大举入侵，迫使中国跌入一种“被动变革”的历史窘境。由于变法、改良与宪政俱不成功，中国有识之士变被动为主动，开始走上一条寻求富强的救亡之路，孔飞力定义为“中国自主发展逻辑”。

其二，《起源》贯穿三阶段，即晚清、民国、共和国早期。孔飞力逐一比较魏源、梁启超、毛泽东的改革方案，得出一项历史教训，即中国现代化须以大一统为前提，舍此便不得成功：“自晚清以降，中央政府不可忽缺的观念，一直留存至今，熬过了外国入侵、纷纭内战的可怕岁月。而在中国人民心中，大一统的愿望始终压倒一切。统一，因而成为中国制度建设的首要条件”。

其三，随着中国变得富强与自信，其现代化进程，也将越来越取决于中国内部的争议命题、矛盾处理。其中3个关键命题是：[1] 如何增强国家权力，同时扩大民众参与？[2] 如何在大一统前提下，平衡中央与地方关系？[3] 如何有效地管控国家财政，而又不扼杀地方与个人的积极性？

其四，中国坚持在大一统前提下，实现现代化制度转型。其规模宏大，七灾八难，均属史无前例。现代化制度能否建成？这要看中国的内部争议，如何引导下一步变革：其中会出现两个明显转向：一是从传统断裂说，转向传统延续性；二是从上层政治、精英文化，转向不同阶层、不同地域间的关系调整。总之，“中国的宪法议程，仍将遵循中国方式，而非套用我们的术语”。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