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用与反抗：当“绝绝子”背叛“绝绝子”︱播客

一段时间以来，“绝绝子”“yyds”等看似空洞，甚至令人有些费解的能指，被安在各种各样的事物之上，让形容趋于扁平。

然而，对“绝绝子”的反抗也迅速集结：

“整点夜宵778，真是绝绝子，好喝到跺jiojio，今日份仙女营业啦，今天和集美去买奶茶啦，救命我真的哭死，这家店的奶茶真的yyds，小狗狗暴风吸入……”对“绝绝子”深恶痛绝的网友，用组合、叠加、挪用、深情朗诵等方式来嘲讽和反抗绝绝子的流行。由此，“反绝绝子”本身又创造出一场新的亚文化狂欢。

多家主流媒体，也相继发文对绝绝子、yyds的泛滥及其导致的“文字失语”“语言贫乏”“交流受阻”等现象进行了批评。在当下以原意使用绝绝子，已经被视为一种原罪。

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天生拒绝不了“绝绝子”？除了使用这些词的我们自己，还有谁助推了这些表达的泛滥？

本期“涟漪效应”播客，我们试图与两位嘉宾共同探讨：这次的流行语浪潮又与之前的“给力”等“前辈”相比，独特在何处？从历史维度看，语言简化、新词再造，似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我们是否应该相信语言新陈代谢的自净能力？

批评往往落到对普通网民的要求上。互联网时代，我们又对语言的丰富性，负有多少责任？

【嘉宾】

邓建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新媒体与传播理论。

王左中右，澎湃前国际新闻记者，“字新闻”发明人，创办公众号“王左中右”。

【主播】

葛书润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人

马庆隆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人

【以下为本次访谈的节选】

为什么我们难以拒绝“绝绝子”？

澎湃新闻：为什么类似“绝绝子”的口水词能够火速传播，且使用起来极具成瘾性？背后有哪些传播学原理？

邓建国：前面主持人的介绍说，绝绝子很流行，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击，好像它是蔓延非常广，烈度非常高的一场“战争”一样。但是我个人好像没有太觉得它的影响有多大，使用多普遍，烈度有多高。所以可能就说明，这场所谓的“战争”只是在某一些群体内部打响。但整个社会是多样的，是巨大的，超出了这个圈子的我们，就可能很难意识到它的存在。

那么为什么“绝绝子”会在某些群体中流行？我觉得可能有几个方面：

一个是它比较朗朗上口。像我们中国的这种古诗词，都是非常有音韵感的，像五言或者七绝这样的体例存在，都是为了传便于传播。在心理学上也有一个“七字规律”，无论是电话号码或者其他的一段表达，人的大脑的带宽一般不能超过7，你看以前我们的电话号码都是7位，让人能够记住，多出一位记忆就会遭遇障碍。

“绝绝子”这个表达本身具有音韵感，字数也比较少，能够在互联网时代被快速记忆，快速分享，快速传播。它类似于一种思维的shortcut（捷径），一种记忆的口诀。

第二个原因，社会中的某一些群体，需要通过新异的表达来建构自己的身份，来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从而在芸芸众生中通过一种俚语、一种共同的代码，来寻求有共同身份的人。比方说一个学生，可以通过某种秘密的语言来逃避老师、绕开家长，也可以因此找到自己的同类，然后享受一种共同的身份，从而获得一种愉悦感。这有点像古人“雪天闭门读禁书”的这种感觉。

一种公开的、易得的文化，很难给我们带来某种享受，但是当这种文化变成亚文化（subculture），甚至是一种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从构词法看，subculture是“在表面文化底下的文化”，counterculture是“与主流文化相反对的文化”。这两种文化会让其拥有者产生一种独特的身份感和额外的快感。

从技术层面，互联网能够非常方便地切割用户，让某种信息能够快捷、准确地找到它的用户，形成兴趣组和圈子。这和病毒的传播非常相似——病毒本身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加上一些个体具有很强的易感性，流行就发生了。网络模因（meme）的发生和传播就是这样的。

图源网络

澎湃新闻：刚刚邓老师提到的一点我深有感触：现在很多网络流行语它可能一方面是为了和朋友沟通或者和相同趣缘群体进行交流，但与此同时，它也是在人为地制造一种壁垒。我想问邓老师，这样的语言发展的趋势是不是背离了语言的初衷？这些表达好像不是在为了交流而搭桥，而是在筑墙。

邓建国：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语言首先不是为了树立沟壑，而是加强群体之间的联通和凝聚力，这是一种common language（共同语言）的主要的功能。但我们的群体并非是铁板一块，在mainstream language（主流语言）之外，还有一些slang language（俚语），它既可以作为一种共同的语言，也可以作为一种区分的语言，这恰恰就满足了一个社会人的两种需求：

一种是认同的需求。我说主流的语言，我就可以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同。比如说我们今天说普通话，说英语，就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和进入国际大家庭，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

但是人还有另外一种需求：身份建构的需求，即展示出自己在整个群体当中的独特性。

出于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我想要获得主流文化、主流社会的认可，所以我要说共同的语言，即common language，从而有一种“我们”（We）的感觉；但是我又不想像一滴水一样淹没在大海当中，而是想展示出自己的与众不同和独特性。这时候我就会创造出各种方式告诉大家，这是我能够贡献的东西，这就是“我”（Me）。

不仅个人之于社会，其实一个国家之于国际共同体也是一样的。一个国家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既要使用国际语言，遵守国际规则，加入国际组织，在一起完成有利于共同利益的事情。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国家又保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和独特的语言。所以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之间，它是有一种张力的，而出于身份认同和身份建构而分别使用“大语言”和“小语言”之间，也有这样一种张力。

流行语像“市场经济”，有生命力才能杀出重围

澎湃新闻：“绝绝子”这套话语风靡于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在这些平台上，用户必须使用足够夸张的表述才能吸引眼球，博取流量。在互联网中，造梗、造词往往能带来巨大的流量，而使用它也能有“搭便车”的效果。请问王老师作为一名自媒体人、一名面对大众的内容生产者，你如何看待新梗新词的被制造呢？你在进行内容创作的时候会有意识地参与其中吗？

王左中右：新梗新词在现在的社交媒体传播时代确实有它的传播优势，大家不喜欢一些老旧的、老生常谈的表达，因为没有新意嘛，自媒体的内容还是追求一个新意。

我知道yyds之类的拼音和简称好像是来自于一些游戏网站，因为它们的交流区可能打不了汉字。所以梗和新词的产生，有的是被动的，有的是主动的。

我自己其实也在八九年前也创造过流行语：又双叒叕。这4个字里面有2个生僻字。当时我还在运营朝日新闻的官方微博，当时日本的首相换届，你们知道，因为日本的政治制度，首相有一阵子经常换，然后我就用了“又双叒叕”这个词，我们中国人读起来肯定是日本又又又又……换首相了。

这个词现在也有人在用，当你想表达这种我怎么又又又……经历了同一类事情的时候就可以用它。

澎湃新闻：你觉得网络用语的推陈出新是不是一个必然的潮流？网络有没有一个自净的功能，把用滥的词自动淘汰掉了，但是仍然有生命力的词就留下来了。

王左中右：完全是的。现在的媒体，整个生态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在微博这些社交媒体出现之前的传统媒体时代，在只有电视、报纸、杂志的时候，内容的生产者是一小部分人，而且这部分人大多是社会的精英们，比如记者、专家。但现在这个时代，人人可以生产内容，所以生产的方式肯定是多种多样的，表达也多了更多个人化的表达。这个过程其实就像市场经济一样，当所有人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的时候，他们对产品的创新肯定是越来越丰富，语言也是一样，人们会创造出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适合人类表达的、能够更精准地表达人类情绪的词汇，它们的产生是必然的。

就像邓老师刚才说的，这些词有一些是小范围的，有一些是大范围的，有一些会被淘汰，有一些会流存。比如当年火星文也很火，但是因为它可能识别确实有困难，所以可能火了一阵子就慢慢偃旗息鼓了。但是如果有好的流行词，真的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包括一些群体的思想和情绪，那么它就会留下来。打个比方，“打工人”是这两年流行的一个词，它就非常的契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脉搏，改革开放让中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打工人”就是其中不那么富的一群人，这个词反映的其实是贫富差距，像这种词就会很有生命力。它契合了社会发展的阶段。

在“拥抱”与“批判”间，主流媒体的矛盾

澎湃新闻：很多网络流行语会有一个被主流媒体收编的过程，因为现在的主流媒体往往想打年轻化路线，贴近年轻人、贴近潮流，他们对网络语言的运用也越来越多。然后其实中间就出现了一种断裂：对网络原住民而言，用流行语来进行年轻化、新媒体化的尝试无疑是困难的，基于主流媒体众所周知的宣传功能和“伟光正”形象，挪用最终都成了错用；对于更下沉、距离网络较远、缺乏批判意识的汉语使用者而言，这些连主流媒体都在用词就被理所应当地当成了 “好词好句”，这些来自社交媒体的流行词汇，经过主流媒体的“背书”，和原本社交媒体形成合流，助推着“绝绝子”“yyds”们向更广泛的大众渗透。

你如何看待主流媒体越来越有意识地拥抱这类流行词？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邓建国：主流媒体有很多的功能，从传播学角度来讲，媒体有多种功能，包括帮助社会成员监测社会、协调社会各群体的行动（宣传动员），文化传承和娱乐功能。在价值观非常多元，各种社会群体日渐产生自己的“亚文化”的时候，主流媒体可能意识到需要强化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所以他们想通过迎合青少年群体，尤其是所谓的 Z 时代（Generation Z）的语言，去将他们拉近，而不是将他们推远。所以主流媒体就出现了一种话语的创新，话语的年轻化、网络化、萌化，它的主要目的还是要通过语言的形式来获得青少年的认同，获得他们的注意力，从而影响他们。

有时候，语言不仅仅是某个群体的文化或心态的表征和映射，它可能既表达了说话者的某种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抗争，是一种姿态的宣示。比如说“打工人”，用这个词的群体不仅表明自己的身份，同时也向不同于这种身份的人做出一种宣告，这时语言其实不仅具有描述性，还具有行动的指导性，它可以产生“以言行事”的效果，在行动上也有一种昭示意义。

主流媒体也意识到，打工人这种表述具有一定的离心力，所以就会把它“招安”，提出“你好，打工人”或者“我们都是打工人“的说法。本来“打工人”表述的是一种区隔的功能，但是主流媒体把它征用了之后，就把它的锋芒钝化了，身份的区隔也因此变成了身份的认同。

对于流行词，青少年群体或者是亚文化群体是非常敏感的，他们能够敏锐地感知到主流媒体的意图，然后就会马上改变策略，抛弃这些名词。而另外一些群体，因为他们的媒介素养可能比较弱，媒介依赖性比较强，信源也比较单一，比如说，有些群体可能对某一类媒体依赖性比较高，那么基本上就会受到这些媒体的影响，他们的议程也很容易被这些媒体所设置。

所以你讲的情况非常有意思，最后会导致代际之间的语言差异，这种差异有时会让人哭笑不得、愕然失笑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Z时代的孩子，他说 yyds的时候，是一种对身份的宣誓，而yyds被主流媒体征用了之后， Z时代的孩子马上意识到，并抛弃了这种表达。但是他的爷爷奶奶通过主流媒体，获得了yyds的这种使用。然后下一刻，老年人用yyds跟小孩子聊天。如果你在现场观察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荒诞，但是我们知道后面的来龙去脉之后，就知道这种现象有它的合理性。

澎湃新闻：我感觉主流媒体的征用对这些词而言，就像创新的扩散中的拐点一样。一旦被主流媒体征用了，它从前的使用者就迅速地把这个概念给放弃掉了，或者开始反用。

邓建国：这些俚语或者小众语言原本是用来建构身份的，在这个过程中，语言使用者的身份必须非常贴合语言形式，如果混搭在一起，就会产生一种荒诞的喜剧效果。所以说，身份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能被截然切割而使用。

当然，一些商业机构也会征用一些流行的文化符号放到商品当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那种亚文化的元素符号是经过提炼的，已经跳出了微观的、原初的用户群，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比较广泛的认同。

“打工人”这一表达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持续被使用，被认同，它主要原因还不是诞生于一个非常微小的和主流完全无关的一个小群体，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面代表了一种社会情绪，一种社会心理。

澎湃新闻：所以用这些梗的商家其实也成了一个助推器。

邓建国：对，这个就有点像傍大款和蹭热点，其原理是什么？

刚才王老师讲到，现在人人都能生产内容，但注意力稀缺，所谓傍大款或者说蹭热点，就是利用了市场上已经有的注意力，然后像搭顺风车一样，成为一种 free advertising（免费广告）。这时我不必从0开始，自己花很大的代价去购买、去营造这种注意力，如果这种注意力潜在于某一热点上面，那么我的内容生产蹭热点就等于是我搭了一班顺风车，免费占据了附着在热点上的注意力，从而降低自己获得注意力的成本。

澎湃新闻：作为前媒体人，你在专业媒体从业期间如何应对这种流行词的入侵？如何判断自己应该和这些流行语汇之间保持什么样的距离？

王左中右：我在传统媒体基本上也是10年前了，所以那个时候流行语还没有这么的泛滥，但是我其实对于主流媒体用类似于yyds这样的表达我是比较排斥的。我先说个最简单的理由，几年前中国有一次语言规范，你会发现一些英文的简称什么的，已经很少出现在媒体上了，大家不许用一些英文的简称，需要用中文的表达，yyds虽然是拼音来的，但本质上它是里面还是有英文字母的，我觉得性质差不多的，既然那个你都在排除的话，为什么还要用这个？

我可以打两个比方，一个是把语言和内容来打比方，一个是把语言和音乐来，现在的流行语相当于内容里面的奶头乐内容，就是它非常的就像邓老师刚刚说的，它非常的容易接收，在音乐上的话，比如说像东北的喊麦，也非常的容易接收，朗朗上口，我觉得这两个的性质奶头的内容，东北海外那两个性质和流行词是一样的。

我觉得内容无高低，音乐无高低，语言无高低，只要有人使用，它就是合理的。但是没有高低之分不代表就可以滥用。当主流媒体在标题上使用yyds的时候，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在春晚或者哪个正儿八经的场合突然来了一首喊麦也是被允许的？是不是为了获得Z世代，或者为了获得东北同胞的认可，就可以这个样子？

澎湃新闻：你觉得这种“自降身份”降得有点过了是吗？

王左中右：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失衡了。

澎湃新闻：你觉得主流媒体还是应该保持一个相对严肃的公众形象，对吗？

王左中右：对。我刚刚说到现在我们的信息市场化了，生产的人多了，所以会有各种各样的信息。我把这些语言称为信息产品，它们就像实体产品一样。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无形的手任其自由发展，但也是需要有形的手来进行宏观调控。我觉得在语言信息市场当中，这些自发的流行词同样需要有形的手来规范，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个市场的发展会畸形。

也许最终，这个“市场”能够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比如主流媒体进行收编，像我这样的作者对它们进行批判，等等，但有的时候，“奶头乐”内容的成瘾性、扩散性是非常强的，如果没有一个更强的力量来制衡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更加失衡。

澎湃新闻：其实我们前几天也观察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像前面邓老师所说的，主流媒体会有意识地通过使用去柔化这一类包含反叛性的亚文化词汇，比如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主流媒体社在之前对东京奥运会的报道里，也会很频繁地使用yyds、绝绝子来赞美我们的运动员。但是另一方面，又跟你刚才说的一样，主流媒体会因为想去制衡这种流行语的扩散，发文章来批评这种现象。这就导致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景观。

少用“yyds”是友好建议，不要充当语言警察

澎湃新闻：有一些观点认为，我在一个相对小众的，或者是比较私人化的表达空间里，使用这些梗它就是合法的，不同的情境决定了使用这种网络流行语言的一个合法性。

邓建国：我觉得当然是合法的。如果从约翰·洛克的语言学的理论来讲，每个人都是使用语言的主导者和主人（master）。他认为，人类使用语言时可以用任意词汇来表达存在于脑海中的idea，这是一个人的主权所在。

我们对语言表达的主权，相当于我们通过劳动加工自然界的某部分，然后作为加工劳动的成果，我就拥有了相应的个人财产，所以我对我的劳动成果，以及我的私人财产是拥有主权的。那相应的，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的话，我拿外面的词汇来贴在我内部的 idea上面，这也是在我的主权范围内的。

然而，当我们说我们要倡导向善的文化、优质的文化的时候，并不是要剥夺某些人通过某些语言来表达自己特定的感情、在小范围它使用的权利。这还没有达到剥夺权利与保护某种权利的层面。

另外，我觉得不要把它变成一个身份政治的问题。我作为一名大学老师，倡导我们需要有一个规范的语言表达，用尽量多的人都能够明白的语言，充分地，规范地，甚至优雅地去表达自己的感情，这和权利没有关系，和使用者本人的身份也没有关系。我们讨论的是使用这种语言的表达效果，讨论它对文化的传承，讨论它沟通的效率等等。这不是身份政治，只是讨论我们需不需要用一种规范的、标准的、有利于沟通的语言来表达自我。

澎湃新闻：你的意思就是在同样的情境下，他有更好的表达方式，然后我们就不该去选择这种边缘路径。

邓建国：你用了一个词叫“该与不该”。我不认为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该与不该，这只是一个建议（proposal）。我们（包括使用YYDS的人）作为知识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主张用一种主流的、规范的语言来表达，这是自由的。某些特殊的群体，在特殊的时候，他们用自己的小圈层内的语言来表达自我是，只要不伤害他人，就是完全自由的。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不是要做一个语言警察，用高高在上的规范来约束所有的群体。

关于在语言学领域里有两个流派，一个流派是描述语言学，如果我编一本字典的话，只要是客观存在的语言表达，我就认为它是合理的，然后我就会把它收录在字典当中。我们知道，字典的功能就是要沉淀和传承文化。如果有很大的群体都在接受了这种表述，那么我作为起点编撰者的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并不是做语言警察去评判它们，选择它们。

另外一种就是规范语言学，认为我作为字典编撰者就是语言警察，我代表标准，然后我现在拿着尺子在测量所有语言使用行为，我觉得你的不规范我就把它剔除，所以我编撰这本字典的目的是为了留下人类语言的精华和经过批准沉淀的语言表达。

我在这两派之间没有立场，更倾向于让各种语言表达形式自生自灭。很多的词汇，它有生命力，能够得到较广范的社会群体的认同，那么它就会沉淀下来。然后有一些，比如刚才讲的火星文，它本身没有沟通性，认同的圈子也相对小，然后它自己就被淘汰了。所以不必急，有生命力的就会沉淀下来。像早期的华人说的洋泾浜英语，比如 Long time no see，以及毛主席讲的 paper tiger，纸老虎，最终都进入了英文。我们都是语言的使用者，大家觉得好就会不断地使用它，等接受它的人群到达一定规模，它就会沉淀下来。

《脱口秀大会》上的yyds梗。

澎湃新闻：我想请问邓老师，“绝绝子文学”迅速扩散，是否带有性别偏见？在“反绝绝子文学中”，夹杂着大量符号，都指向女性向的消费习惯和表达习惯。如芋泥啵啵奶茶、迪士尼，如翘jiojio、星星眼、集美、仙男营业等饭圈话语。你认为“反绝绝子”的流行，是否包含着一定程度“厌女”的社会症候？

邓建国：不同的人群会从同一现象当中读出不同的意图，而很可能传者并没有这么多的意图，然后受者结合自己的情境和心理，然后会想的特别多。这个就和我前面讲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有关。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一种现象，即我们越来越难跳出自己的身份来进行公共讨论，无论我的身份是男性、女性、东北人、上海人、湖南人、中国人、美国人、复旦的、交大的、二本的、一本的……整个世界每个人的身份都不一样，都能够找到与众不同的地方，如果我们纯粹的从自己的身份角度来思考，而就丧失了跳出自己身份的，然后相对客观的中立的来看待、评价某个事情，这个世界最终会四分五裂，不可弥合。比如，男性和女性生理上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你基于你的生理特征来决定你的立场，那么男人和女人是绝无可能达成一致的。如果只凭你是美国人，我是中国人，来选取各自的立场，那么中美之间绝无可能达成一致。这是身份政治的可悲。

另外，绝绝子这种情况还不独特于女性，可能男性也会使用。我把它解读为一种“逃避自由”，即逃避长大，逃避伴随着长大而所需承担的责任（commitment）。言行上面的萌化和幼稚化就好像向外界发送出一些信息：不要来找我，我不愿意承担责任，我承担不了责任，这件事情我不一定做得好，等等。

语言如何影响到一个民族？

澎湃新闻：你觉得这类萌化语言的广泛使用损害了公共讨论吗？

邓建国：我个人觉得这非常重大地损害了公共讨论。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很容易被这种绝绝子的语言，即记忆上面边缘路径和捷径（Shortcut）裹挟，它的原理和刻板印象等（ stereotype）是一样的——省力但偏颇。当我们每天看的是绝绝子文字，听的是绝绝子语言，在我们表层的短期记忆里面就经常回响这种语言，在写作的时候，这些语言会很容易地被我们调出来。

就像我们在食堂排队的时候，如果我还没来得及往前走，那个动作很快的同学就一个箭步就蹭到我前面去了，如果把我们在食堂排队买饭的队伍想象成我们记忆加工的过程，排队的人是各种语言表达形式，那么那些跑得最快的通常会最容易买到饭。当绝绝子语言，被媒体、被身边的朋友等等，不断地重复，那它在我们记忆的排对序列中永远排在最前面。我都没有想，它就从我的键盘里面流出来了，当我取标题的时候，我不用花额外的脑力去想一个更好的标题，yyds就自然而然就流淌到了标题里，这就造成我们变成思维的懒汉。当我们不愿意根据某一篇文章具体的内容、具体的受众、具体的情境去多调用一些心智去想一个更合适的标题，当我们的大脑被 yyds这样的语言所占据、所劫持，久而久之，就影响了我们语言的品质。

我们通常过度地使用yyds来表达本应是多样的内容或者思想，它具有一种覆盖性甚至删除性。我们本来的表述也许是非常丰富、充满质感和多样的，但是当yyds一来，就会把表达的精确性和多样性完全覆盖，公共表达里面充满着戏谑、模糊。当你在总是在yyds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是在赞美我吗？还是在讽刺我？或是你用了某个脚本仅仅是在应付我？

且不说，这种表达主要还是情感的表达，很少有理性的真正的思想的表达，它仅仅是一种宣泄，一种惊叹（exclamation），通常后面会加上感叹号。它本身并没有太多含义，所表达感情也非常单一、苍白。

豆瓣“文字失语者互助联盟”中，很多组员都想找到一种不那么千篇一律的表达方式。 资料图

澎湃新闻：但在当下，用绝绝子、yyds可能就是能获得流量，挖空心思地去量体裁衣的一些表达反而得不到很多的点击量，这可能是这个时代作为媒体人的悲哀，我想请问王老师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王左中右：我倒没有这方面的困扰，我基本上不会在标题使用这些流行语，反而是其实我现在做的内容。

我最早是做汉字的，现在有所拓宽，主要做将中国传统文化年轻化的东西。所以我会写很多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四大名著。我发现，刚刚说的这些流行语的对面，也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传统文化的复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些表达。语言其实就是把大脑里的idea如何最精确、精准地表达出来，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寻找说创新流行词，这些东西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舍近求远了。挖掘古人的一些诗词和其他表达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表达方式，比现代文表达得更精准，更有意境。如果普及开的话，我觉得是有利于丰富我们现在的表达方式、表达的深度和表达意境的。

澎湃新闻：就是说，想要迎合年轻人，让年轻人喜欢，除了使用他们的新词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

王左中右：他们有他们的圈子和语言，我们也可以用我们觉得比较适合人类表达的一些语言，可以自己创造出来，也可以从古人的智慧里剪出来，然后用我们的影响力去使用它，反过来影响年轻人。如果我们能常有这样“一根筋”，在日常生活中多往这方面靠一靠，也许多多少少能够改变当下中文的语言生态或语言环境。

澎湃新闻：你觉得作为一个自媒体人，这是一种责任吗？

王左中右：说责任有一点点重了，我自己自私地觉得它是能够给我带来愉悦感的，我写这些东西是快乐的，不是自己不喜欢却因为某种责任感去大力宣传这个东西。我首先是取决于自己，我觉得这些东西好，然后当然我也会评判我的内容的市场，如果我觉得我写的内容有市场，我就去写它，然后顺道也影响到一些东西，那就再好不过了。

我觉得虽然没有优劣之分，但语言会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影响人的思维。我举一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例子，我曾经是学日语的，日语和中文、英文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说英文的时候，嘴巴是大开大合的，但日语在发音的时候，嘴巴张得很小，甚至有点畏畏缩缩的，在嘴张得不那么开、小声说话的时候，语言就会培养一种不是那么有攻击性的人格，让你在性格上有所收敛，有所谦逊。所以，我们表面上在讨论语言，其实上是在讨论人们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它从大的方面来讲可能会影响一个民族。

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语言流动

澎湃新闻：我想请问作为一个长期要输出内容的人，你在流行语不断翻新的当下，会有意识地抵抗流行语的侵蚀吗？你一般会怎么做，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呢？

王左中右：流行语内部也有区分，我也会用流行语，但我会选择在我认知范围内觉得比较好的流行语，而不会用一些我认为是懒惰思维的产物。我不会把流行语作为一个整体的对抗对象，还是要看它具体是什么。

澎湃新闻：我想请问一下邓老师，作为一名传播学者，你在进行学术写作的时候，这样的流行语会不由自主地流泻笔端吗？你会有意识地去坚持某种写作的标准吗？

邓建国：我倒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如果“绝绝子”一直在你的脑子里面，然后你在写作的时候能够很快的跳出来的话，前提条件就是你不断的曝光于这些流行语，也就是说被它们产生一种显化效果（priming）了。但我一直曝光于学术语言，所以对我而言更容易调取的是学术语言。对我这个群体而言，我们的流行语不是绝绝子，我们也有学术流行语，比如“困在系统里”、“数字劳工”、“审美劳动”、“情感劳动”等……这些术语一开始用时很新鲜，但说多了，其实也变成这种泛滥语（cliché）了，这是我们学术界的绝绝子。

今天我们朗诵古代的诗词，觉得是稀缺的、唯美的和高雅的，但可能在苏轼的时代，白居易的时代，它们可能也是普通老百姓中一纸风行的流行语，朗朗上口，妇孺皆知。但那时的流行语是由文人来创造，被更多的文人和普通人接受、欣赏和传颂，是从上往下流动的优质文化的普及，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像今天一些毫无营养的表达上溯到主流媒体。这是降维了，而不是升维了。

王左中右：我觉得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从古代包括可能到互联网出现之前，所有的语言都是自上而下的，但因为现在内容的分发已经完全去中心化了，所以出现了自下而上的流动。

邓建国：自下而上并不是不好，否定自下而上（的流动机制），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思路。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是很了不起的，网民的创造力往往能给我们带来想不到的惊喜，比如我们有时候看微博的评论区会觉得网友们都太有才了。我认为（文化创造）是一个相向而行的过程，流行文化中也有很多内容可以被提炼为优质文化，积淀下来，传承下去。我赞同文化创造主体的多元化、大众化。

澎湃新闻：我是觉得无论哪个时代，无论流通的渠道怎么拓宽，是由上自下也好，由下自上也好，精确、丰富、多元这些品质是好的，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共识。我想请问一下王老师，你觉得在今天作为一个普通网民，可以怎么样去平衡流行语和严肃表达？有什么样的生存策略？

王左中右：普通网民的话，我觉得就怎么开心怎么来吧。一些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可以更多地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在自己的语言使用过程当中，挑选一些更丰富、更精准、更有营养的表达。

邓建国：我非常同意王老师的观点，王老师是一个语言的推广者，实践者、各种新的语言现象的编撰者，提炼者。我觉得不管处于什么位置，尤其是像我们文化人，首先要剔除这种想当然的偏见，抱着一种高高在上的俯视的精英化的视角去看待各种草根的语言现象。我们要扮演处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沟通者（communicator）和桥梁，不断关注新兴的语言现象，对它们进行点评、梳理和提炼。

那些特别好的语言现象和表达方式可以通过编辑推荐、算法筛选、知识人和媒体人的推荐等多种过滤机制能“齐心协力”地将他们沉淀下来。我相信使用绝绝子语言的人，自己也有一种敏感性。只有我们彼此共同的理解，共同合作，才有可能我们的语言才会有生命力，才会不断的推陈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