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已自述传不朽，盍为我纪其概：一方南宋丈夫为妻豫撰的墓志

淳祐五年（1245）春，南宋人揭绍宗效仿唐人白居易，自己给自己撰写了墓铭。五年后将要刻于石，妻子徐继真提出一个要求：“生既与君偕老，死后或者同穴，君已自述传不朽，盍为我纪其概，砻二石而同刻焉。”揭绍宗遂为妻子豫撰了墓志，并将这一情节记叙其中，这个故事今天可以从《宋徐氏豫撰墓志铭》中读到。《宋徐氏豫撰墓志铭》现藏明止堂博物馆，已在《明止堂藏宋代碑刻辑释·墓志》（中西书局，2019年）中刊布。

《宋徐氏豫撰墓志铭》拓片书影

《宋徐氏豫撰墓志铭》整理者录文

自述传不朽

《宋徐氏豫撰墓志铭》这方墓志的特殊，在于涉及相对特殊的墓志文撰写现象，即“自撰”和“豫（预）撰”。志文首先提到“松坡揭绍宗慕香山白居士之自志墓为铭，诗凡二十六韵，逾五年将镌诸石”，可知这是一个南宋人自撰墓铭的实例。

作为应用文体，除了寄托哀思及礼仪程式上的作用，墓志文具有相当的纪实性。在对生平事迹、家庭情况的纪实方面，无人能出墓主其右，但众多墓志文只有极少数为墓主自撰。唐代被视为自撰墓志铭的发展期，最初论者发现的唐人自撰墓志铭大概有十余篇。新近出版的《追怀生命：中国历史上的墓志铭》一书第四章《自撰墓志铭》由迪磊（Alexei K.Ditter）写作，他表示“自传文在传统的中国文坛上相对少见，自传墓志铭更是特别罕见，目前为止唐朝一代只发现不到二十篇”。（《追怀生命：中国历史上的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27页）而据许玲玲完成于2015年的硕士论文，“有唐一代有将近三十人曾自撰墓志铭，除傅奕等7人自撰墓志铭未有流传或不全外，其余均有志文流传于世，志文或仅见于书面文献，或仅见于石刻，或书面文献与石刻兼而记之。”（许玲玲：《自撰墓志铭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27页）

宋代自撰墓志铭的情况，仝相卿有所关注。据他统计，“宋代自撰墓志铭计有33人……不存者15方，存者18方……自撰墓志北宋时期16方，南宋时期17方，分布相当均匀。”（仝相卿：《北宋墓志碑铭撰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10页）宋代自撰墓志铭已呈现多样化面貌，文体格式的遵循程度存在差异，个性元素得到突出。

揭绍宗为妻子豫撰墓志的历史依据

“自撰墓志在唐代仍然是一种不同流俗的举动。”（黄震：《略论唐人自撰墓志》，《长江学术》2006年第1期）白居易作有一篇《醉吟先生墓志铭并序》，揭绍宗仰慕的，就是这种行为体现的不同流俗。不过白氏这篇自撰墓志铭学界有真伪之争。岑仲勉撰《〈白集·醉吟先生墓志铭〉存疑》（《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列出了十个疑点，陈寅恪、罗联添都曾赞同伪说。耿元瑞、赵从仁作《岑仲勉〈白集醉吟先生墓志铭存疑〉辨》（唐代文学论丛》第四辑，1983年）逐一加以过反驳。日本学者川合康三、芳村弘道皆对此墓志铭有考察。特别是芳村著有多文，其表示“回溯《墓志》的流传过程，我们并没有找到可以断定这篇文字完全是伪作的证据。但是，即或这是白居易自撰的墓志，现存的《墓志》讹误并存，……其中存在补笔窜改之迹也是事实”。（《据<管见抄>本题注考辨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之真伪》，《长江学术》2011年第2期）

揭绍宗没有怀疑《醉吟先生墓志铭并序》的真伪，因为仰慕白居易，他有了自作墓铭的举动，这有异于主流。妻子提出让揭绍宗给自己豫撰一篇墓志，更是非同寻常。揭绍宗从夫妻感情角度出发能够答允，但似乎还需要更多支撑，他把找到的理由也写在了志文中。“昔河东柳子厚妻杨氏卒，子厚志其墓”，这里指的是柳宗元为妻子撰写的《亡妻弘农杨氏志》。（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十三，中华书局，1979年，第338-340页）第二条理由，整理者原标点为“番阳周氏葬，良人曹因亦周为铭”，应改为“番阳周氏葬良人曹因，亦周为铭”，其实指的是唐人曹因之妻周氏为他撰写墓志之事。姚平指出“《曹因墓志》很可能是现存最早的女性撰写的墓志”。（《追怀生命：中国历史上的墓志铭》，第37页）不过此墓志未见原石、拓片，文本最初来源于《容斋随笔》，在真伪上同样存在争议。洪迈写道“庆元三年，信州上饶尉陈庄发土得唐碑，乃妇人为夫所作”，录下志文后表示“妇人能文达理如此，惜其不传，故书之，以裨图志之缺”。（《唐曹因墓铭》，《容斋随笔•五笔》卷二，中华书局，2005年，848页）李秀敏曾从版本、文体、文法三方面考证，认为“《唐曹因墓志》实则为一篇伪志，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一则传闻”。（李秀敏：《<唐曹因墓志>辨伪》，《古典文献研究》2016年第2期）姚平也发现“这篇墓志没有提到死者的生卒年代与丧葬安排，而这两项是唐代墓志中最基本的内容”，（《追怀生命：中国历史上的墓志铭》，第37页）她认为洪迈可能做过删减。

《曹因墓志》确曾出土也好，只是当时出现的一种传闻也罢，揭绍宗接收这个“知识”会较方便。《容斋随笔·五笔》提到的得碑时间为庆元三年（1197），《五笔》的内容曾在嘉定五年（1212）的赣州本、嘉定十五年（1222）的建宁本、绍定元年（1228）的绍定本中刊刻。揭绍宗豫撰墓志是在淳祐十年（1250），诸本都可能看到。且洪迈为饶州鄱阳人，揭氏夫妇为洪州（隆兴府）丰城人，相距不远，《容斋随笔》早有名气，口耳相传、传抄书中内容皆易。这可看作“妻为夫铭”这种特殊“知识”在民间流传扩散的一个例子，重要的是，揭绍宗并没有对《曹因墓志》产生怀疑。

揭绍宗能同意为妻豫撰墓志，夫妻感情融洽是重要原因。《亡妻弘农杨氏志》、《曹因墓志》反映出的美满婚姻状态，应影响了揭氏夫妇的观念。有前人故事可仿效后，希冀以特例留名也当是可能的动机。揭绍宗总结说“夫为妻志，妻为夫铭，自古有之”，不过“第未见其书于生前者”，要在妻子生前为其撰志，就是最大的不同，也是他要进行的突破。自撰墓志者多个性鲜明之人，绍宗自撰墓铭已显独特，徐继真能主动提此要求，发出珍贵的女性声音亦显不俗。有了历史依据，揭绍宗遂自我鼓励，“然亦可以义起，讵可以文非子厚而己耶”，至此，志文进入“豫撰”部分。

《追怀生命：中国历史上的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4月

豫撰墓志铭的内容

《宋徐氏豫撰墓志铭》实际上是一方特殊的自撰墓志。徐继真请丈夫为其撰志，作为夫妻，揭绍宗本就了解妻子，且由于是豫撰，继真自己应看过志文，甚至有机会参与了写作。志文虽未提到徐继真的文化水平，不过徐氏“考讳傅霖，学优弗仕”，可知出自一个有书香之家，再结合她能提出“豫撰墓志”的要求，即使继真不识字，至少也能知晓、理解丈夫书写的内容。夫妻二人情谊甚合，揭绍宗既同意为妻子撰写墓志，或会在内容上征求妻子意见。所以徐氏的这篇豫撰墓志铭已近乎自撰，这是一位南宋家庭妇女用一种特殊方式给自己一生做的评价。

豫撰墓志的内容较为普通，但这是南宋江南西路隆兴府丰城县一个平民家庭的实情，也是一位古代普通家庭妇女的真实生命历程。志文首先引述从兄揭三京的叙述，介绍徐氏族属及与揭氏的渊源。揭三京亦出现在同书所收的《宋揭公墓文》中，（《明止堂藏宋代碑刻辑释·墓志》，第151页）为墓主揭仲文的侄子，字绍尹，绍定二年（1229）进士，曾任郁林县令。揭三京对揭绍宗说“我曾祖妣徐，即袁之万载丞讳如晦之姑，汝曾祖连州桂阳赞府公与万载公及其季父仲和相友善，历世通家，故汝姑归于仲和之子，迨今世为婚姻矣”。这里直接提到几位揭氏、徐氏的祖辈，首先是万载丞徐如晦，再是揭绍宗的曾祖桂阳丞揭先觉，最后是徐协（仲和）。徐协之子为徐傅霖，徐傅霖娶了揭绍宗的姑姑，他就是徐继真的父亲，所以揭绍宗又称徐傅霖为外舅。揭绍宗与徐继真的女儿揭希慧，后来嫁给了徐继真的侄子徐思温（恭夫）。

徐家“世居丰城之觉溪”，“继真生于庆元丁巳六月九日”，即南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她18岁嫁给长宁乡的揭绍宗，大约是在嘉定八年（1215）。淳祐十年（1250）豫撰墓志铭时，徐继真53岁，按古人的寿命确实已到了思考生死的年纪。志文说她“天性勤俭整肃，凡为妇为妻为母各得其道，相内治家自有条序，由是生理稍裕，与有力焉”，这是全文对徐继真本人总体也是唯一的评价，或称介绍。揭氏夫妇有两儿两女，豫撰墓志时已有三个孙辈。最后给徐继真书写墓志的是“契弟乡贡进士范严”，范为淳祐七年（1247）进士，仕至临川主簿。题盖者“族兄朝散郎通判潭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借绯经孙”，即徐经孙，《宋史》有传，宝庆二年（1226）进士，曾“辟永兴令，知临武县，通判潭州”，（《宋史》卷四一〇，第12347页）为南宋中后期的著名文臣，徐氏一族中的有名人物。

《宋徐氏豫撰墓志铭》没有刊刻徐继真的卒年。豫撰墓志不可能提前落上墓主卒年，通行做法是留出空白，墓主去世后增补，或直接补于志文末。但揭绍宗写道“若夫归全岁月，非所知，俟书地券”，按这个表述，最初就没打算将卒年书补于墓志上。另整理者认为志文本身作于淳祐十年（1250）是合理的，但墓志年代标注墓主“南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卒”不妥。明止堂这批墓志中还有一篇揭绍宗撰写的墓志，即《宋徐孺人揭氏圹记》，（《明止堂藏宋代碑刻辑释•墓志》，第266-267页）这次的对象是他的女儿揭希慧。希慧是揭绍宗的长女，生于嘉定十四年（1221），于嘉熙四年（1240）嫁给了丰城富城乡徐恭夫。后来她得了气疾，身体长期不佳，宝祐二年（1254）春正月曾抱病回娘家，“越两旬，小愈，乃归”。不想“归两月而疾复作，秋初愈革，其母往视之。语其母曰：‘死固无憾尔，但为人为女为人妇皆不了。’言迄相顾而泣，后竟不起”。揭希慧缠绵病榻之时，其母还去探病，揭绍宗又仅徐继真一妻，则徐氏自不可能卒于淳祐十年（1250）。可惜徐氏的地券未见，揭希慧的《徐思温妻揭氏地券》（《明止堂藏宋代碑刻辑释•地券》，第345页）存留了下来。

为妻子豫撰墓志的清代案例

《宋徐氏豫撰墓志铭》是一个“自撰”“他撰”“豫撰”相结合的文本，特殊在于女性主动求铭，在于平民夫妻做出“非主流”之事，也在于这种行为反映出的生死观念与地方社会风貌。请丈夫豫撰墓志铭，体现了南宋女性徐继真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参透死生的淡定从容。丈夫愿意撰文，亲友愿意书写题盖，并最终能够上石，掩于大地，让人不禁赞叹夫妻二人的感情，也对当地包容、开放的社会风气有更多美好想象。该墓志的最大特点在于志额，即将“豫撰”二字鲜明置于碑首。

著名学者、思想家、文学家方东树于1831年给妻子撰写了《妻孙氏生志》，这是丈夫为妻子豫撰墓志铭的一个清代例子。芦苇菁评价说：“方东树在妻子尚未去世时即为她撰写墓志，这一点与传统不符。”（《追怀生命：中国历史上的墓志铭》，第209页）实际上581年前揭绍宗与徐继真的先例，在当时更与传统有异。不过两篇豫撰墓志有一些不同。其一，徐继真为主动提出，而方东树则是“怜其倍历愍艰，老病且死，乃豫为之志，道其苦并述其行，及其见之也，以慰其心。以妻平生知文字为可贵，又乐余之能文也，谓庶可以著其不朽故也”，（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十一）主动为孙氏写志。其二，《宋徐氏豫撰墓志铭》或是因为要上石，不过四百五十字，对徐继真本人的刻画较少；《妻孙氏生志》写了近一千二百字，对孙氏文化水平、身体状况、家事活动的细节着墨较多，在情感表达上也更为直接。其三，方东树没有使用“豫撰”二字，而代以“生志”。其四，《妻孙氏生志》在墓志文体特征上的表现相对不鲜明，文学性、抒情性强了不少。

两篇豫撰志文也显露一些相似之处。其一，为伴侣写作墓志之前，丈夫一方都曾有丧葬预备活动。揭绍宗是先有自为墓铭，即将刻石的举动；方东树则是因十余年前曾对孙氏有“汝勿死，待吾力稍裕能为若具棺殓而后可”之语，这时“奋然决志为假贷，购材木，使匠合成之”。预备丧葬之举，会影响行事者本人及家庭成员的心态，促成某些决定。其二，豫撰墓志都有让妻子安心，许以不朽的目的。徐继真“君已自述传不朽”之句，表达了一个女性对刻石不朽的向往，方东树亦点明“以慰其心”“可以著其不朽”的撰志出发点。其三，夫为妻铭，少不了都要对妻子的美德良品进行夸赞，展现夫妻关系的和睦。

结语

读罢以“生与偕老，内为吾助。刻石俟藏，冀安且固。更千万年，或陵谷之变迁，尚赖观者喟然而掩覆”铭文作为结束的《宋徐氏豫撰墓志铭》，追怀不已。在研究层面总是不得不去寻找“特殊”。《宋徐氏豫撰墓志铭》其实只是一方普通南宋江西家庭妇女的墓志铭，如果不是因为“豫撰”，似乎也不会被特别关注，与显宦名人墓志所受的关注度依然会近于天壤，一如生前。可本质上，每一方墓志后隐去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集中注意力于著名人物的墓志、包含特殊信息的墓志，挖掘每一分史料价值，是合理的研究选择。而对于数量庞大，内容简单相似，有着相似程式化语句的百姓墓志，可能“讲故事”的余地都不足，如何利用有待思考。收录《宋徐氏豫撰墓志铭》的《明止堂藏宋代碑刻辑释》一书，共刊布宋代墓志和地券共397方，主要都来自于江西抚州及邻近地区，在时段上较为连贯，墓志与地券的相配度也不低，是一批带有集中特色的碑刻。时间集中，空间集中，在人物关系上亦关联紧密。粗读这批墓志，已可大致了解当地几个大族的情况及诸族之间的密切姻亲关系。墓志铭的内容是墓主的一生，也是墓主当时所处环境的一个缩影，能从多方面反映时代和社会的风貌。一定地区范围内出土的时段连贯的平民墓志，在区域社会研究方面尤具利用可能。

纵观历代自撰墓志铭，徐继真这篇《宋徐氏豫撰墓志铭》依然特殊，特殊在于这是一篇由丈夫所撰，属于女性的撰于生前的墓志铭，还在于不多的自撰墓志者中，揭氏夫妇身份上已属最平凡、最普通。中国古代通行的这种写作墓志铭，刻石而存的做法极有穿透力与持久力，是一种希冀超越时空与生命的选择。想必夫妇可感欣慰的是，数百年后，观者见到这方豫撰墓志，不只是喟然长叹，而是对他们的做法充满肯定。这对平凡夫妻在遥远时空下的“作品”，确实“安且固”，依然还有超越时空、生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