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四代看芬兰：北欧小国的“教育奇迹”是怎么来的？

芬兰在国际教育界“称王”已久。在PISA测试（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中，芬兰多次居全球首位，即便后来被其他国家超越，但是也始终在前十。

多年来，不同国家的教育工作者都想一探究竟芬兰教育的魅力究竟何来。只是这么多年，有关芬兰“教育奇迹”的话题始终是“局外人”在讨论，那么真正的芬兰人到底如何看待芬兰教育，芬兰教育究竟神奇在哪里？

今天，我们透过一户芬兰家庭，听四代人讲述自己的学校生活经历，或许可以借此一窥芬兰教育的发展本质。

文 | 林若惜

编 | 玉关虎竹

01

20年代，只有1/3的农村孩子能上学

1926年，6岁的达依多·维萨拉（Taito Vesala）开始念书，第一年上的是一所流动学校，秋季上了两个礼拜的课，春季又上了两个礼拜的课；之后又上了四年小学，他所接受的学校教育便就此停止了。

1921年，芬兰制定了《义务教育法》，目标是所有儿童达到小学课程纲要的要求。在四年级的学业完成之后，成绩达标、家庭有经济能力的孩子可申请就读于文法学校。

那时候，芬兰学校使用的4-10分评分体系，每年为学生总评两次，10分是满分。评分的依据是测验和课堂表现。

就在小学四年级毕业考试前，达依多还在和老师的侄女比赛，看谁能考班级第一。尽管达依多成绩很好，老师也非常希望他能继续念书。可是因为家里穷，他必须干活挣钱养家。于是他小小年纪就步入社会，先后做过很多种工作，当过警察，也做过房地产中介。用他自己的话说：“小学毕业以后，我全部的教育就都来自于生活这所大学。”

20年代的芬兰刚刚赢得独立不久，是一个基本以农业为主的“穷国”，此时的达依多是全家第一个受过正规教育的成员。但是，由于历史因素，芬兰在1543年成为路德会教徒，如果不识字就不能结婚，结婚前必须要会读ABC的书或者十诫等，才能拿到结婚许可证。所以到十九世纪90年代，虽然很多人没上过学，也不会写字，但是96%的芬兰人都能阅读，芬兰人爱好读书的传统也一直被保留下来。

02

50年代，教师改革推动教学水平提升

1956年，达依多的儿子亚乐莫·维萨拉（Jarmo Vesala）开始在赫尔辛基读书。

早在他入学前的1948年，芬兰就颁布了关于学校餐饮的法律，规定市政府必须为在校学生提供一周六顿（当时一周七天只有周日休息）免费午餐。他入学两年后，芬兰颁布了《小学法》，将原来的义务教育年限增加了两年。

此时的芬兰，依旧实行双轨分流制，75%的学生小学毕业后，进入公民学校，学习2-3年后则申请进入职业技术院校，学习应用知识和职业技能，成为体力劳动者；另外25%的学生完成小学教育后进入文法学校（私立为主），学习理论知识和多语言训练，这样的学校一般设在大城市并收取学费，只有社会背景优越的家庭才有能力把孩子送进文法学校，而这是当时唯一通往高等教育的途径，赋予他们从事高收入的管理工作。

那时候，亚乐莫跟自己的父亲一样，也面临的是4-10分制的评分政策，唯一的口试是唱歌考试，每个学生必须轮流站到全班面前唱歌。由于经济因素影响，亚乐莫还是早早就步入了社会，跟自己的父亲一样先后从事了很多工种，截止退休前，他是加油站的老板。

就在亚乐莫读书的年份，芬兰开始了教师改革政策。1965 年，芬兰教育部成立“教师培育改革委员会”，提出师培基本方针，定位教师的角色为生活辅导者与学习引导者，而非信息传递者，同时，教师必须藉由进修提升教学质量，维持专业水平。

教师改革政策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实行以后，不断完善和改进。在芬兰，教师选拔有严格的考核政策，除了严格的学历要求，还要考核选拔那些真正有才能、有热情的人来担任这个职位。

在芬兰的学校，一般情况下老师一天花4个小时教课，其他时间用来备课，这样老师就能有更多注意力关注孩子。芬兰老师的收入也相当高，而且很合理，工作条件也不错。这使得教师成为芬兰大学生最向往的职业，超过医生、律师和建筑师。

为了驱动教师的工作热情，芬兰的管理方式堪称独特，芬兰著名教育家帕斯·萨尔博格（Pasi Sahlberg）曾表示：在很多国家，校长和教师之间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教师必须完全按照校长的指示执行，没有太多发言权。在芬兰，我们强调弱化教育中的领导力。在芬兰，学校就像一个足球队，校长是教练，教师们是要去赢比赛的队员。在学校的组织结构中，淡化校长和教师之间的分界，鼓励教师们主动去尝试新事物，从错误中学习，成为更好的教育者。

教师们拥有这样的工作环境，才能在强烈的教育使命召唤下，把课堂看作挖掘每个孩子最大潜能的地方，切实提高教学水平。

03

70年代，综合学校走向公平

1972年，亚乐莫的儿子亚里·维萨拉（Jari Vesala）开始上学读书。

这一年，刚好是芬兰开始推行综合学校体系的开始。改革以九年制综合学校，取代了小学加文法学校的传统体系，综合学校分前六年的低年级阶段与后三年的高年级阶段。年满7岁的儿童即可进入综合学校学习，一般为9年制，学生在15-16岁之间毕业以后，可以选择去职业学校，也可以选择就读普通高中。

综合学校改革是芬兰教育改革最关键的一环。正是这一举措，从此让芬兰教育走向平等。

有钱人家的孩子和工人阶级家里的孩子可以坐在同一个教室上课。学校不收学费，所以教材也都是免费的，从小学到中学所有孩子在学校食堂一起享用健康校餐。所有孩子都享有医疗照顾，包括牙医，他们的学习过程还获得老师的支持和心理辅导。

与此同时，国家逐步完善免费医疗政策，政府提供低价住房，为鼓励父亲多负担子女照顾责任，有法定父亲陪产假，免费或高额补助幼儿园等种种措施，来让家长提供对儿童教育的支持。

上述教育家萨尔博格在自己的书中提到，贫富差距影响的绝对不只是消费能力和购买力，提升社会的公平正义也能提升教育素质，“财富分配和学习成绩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一个讲究公平的社会，学生的学习成绩更好。”

而被称为“芬兰现象式教育第一人”的芬兰著名教育学专家克里斯蒂·隆卡(Kirsti Lonka)在总结芬兰教育的优势之时也表示：“孩子从7岁一直到15岁都接受一样的教育，大家都有免费的午餐，不管是富人、穷人、移民，还是那些有特殊需求的学生都在同一个教室里学习。在芬兰非常注重平等，没有资优教育；在芬兰没有私利学校，利用学校赚钱是违法的，因为所有学校，甚至书本都应该是免费的，一直到15岁，这一点很重要。”

真实情况也就像亚里说的，“那时候，就读综合学校是自己接受教育的唯一选择”。

04

21世纪，主题教学让每个人更加享受生活

2013年，亚里的小儿子达度·维萨拉（Tatu Vesala）开始入学。

就在第二年，芬兰更新国家课标，要求学生具备七项广泛的基础能力。

1.思考与学习的能力；

2.文化素养、沟通与自我表达能力；

3.自我照顾和日常生活的管理；

4.识读多种文化的能力；

5.信息和通信技术能力；

6.工作生活与创业精神；

7.参与、影响和构建可持续发展未来的能力。

2016年，芬兰再次出台新核心课程纲要，鼓励突破课程间的学科界限，倡导开展跨学科学习，积极实施“主题教学”，淡化知识教育。

这些“主题”有可能是针对小学低年级学生的“自然界里的水”“空气与火”，或者针对中学生的“欧洲难民潮”“社会人口老龄化”“高科技对生活的影响”，等等。

评分体系已经从数字等级评分转向了字母等级评定。达度迄今为止得到的评估都是用字母表示的。达度自豪地说：“去年春天，我在进阶德语测验中得了个A。我的课堂操行是B，不过学习积极性是A+。”

学校不再有考试，学校的理念是不关注和他人的竞争，而关注每个人都能有美好的生活，并享受他们的生活。

达度在二年级开始学英语，从四年级开始学德语，根据新的核心课程教学大纲，六年级之后他就要开始学瑞典语了。也就是说，在学校的六年时间里，达度将学习三门外语。因为芬兰人口少，面积小，作为小国要跟其他国家展开经济贸易合作，必须学习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化，所以芬兰始终重视语言教学。

而透过语言学习也会看到，芬兰一直以来都极为重视教育，就像是上述教育专家克里斯蒂·隆卡说的：”我们没有自然资源，我们不富有，没有金矿、没有钻石、没有矿产，也没有石油，唯一可以开发的就是教育。”

今天，来自全球各地的教育专家都在探讨芬兰的“教育奇迹”，期望能够在自己的国家复制。维萨拉一家四代人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芬兰的学校教育100年来不断推陈出新，但是并不仅仅是教育政策的改革，还有历史因素，社会政策的推动等。

如同帕斯·萨尔博格所言，“很多人来芬兰学习研究芬兰教育的时候都没有认识到，芬兰高度公平的教育系统并不完全归功于教育因素。但这个奇迹更多的是社会政策带来的，而不是教育政策。芬兰教育的成功并不仅仅是学校的功劳，教育更像是整个社会的计划，比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社会对家庭和孩子的早期支持，以及对于女性从政从商决策的肯定，这些都是芬兰教育成功的隐性因素，才让它有了今天的成绩。”

也许芬兰教育确实不容易复制，因为这是整个芬兰的行为方式决定的，但是至少我们可以透过芬兰教育的变革来发现教育的精髓，就像英国创造力研究专家肯·罗宾逊(Ken Robinson)表述的那样：对个人来说，教育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学习周围世界并发现自己的内心世界。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