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最具影响力的民营轮船厂为何被法资吞并

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调整上海的行政区划，城南地区被划为沪南区。沪南区当时的区域范围：东北至方浜路（今东门路）沿民国路（今人民路）接麋鹿路（方浜西路），南邻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肇周路，至斜桥转西，沿徐家汇路、肇嘉浜路（今打浦桥以西之肇嘉浜路）至徐家汇，沿漕溪北路、西溇铺（西牌楼）过龙华百步桥，沿龙华港至黄浦江。 沪南区境相对于上海其他华界地区，地域范围比较狭小。

1930 年6 月11 日，上海特别市市政联席会议，通过了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编制的《上海市分区及交通计划图》， 计划将“沪南高昌庙附近，黄浦江以北，铁路（沪杭甬铁路）以南，已有兵工厂、造船所等大规模工厂，故仍划为工业区”。 该工业区大致位于南市，东起老白渡街，沿外马路、里马路（即中山南路）向西，然后接龙华路、斜土路向西，直到局门路，是一个沿江狭长的工业带，即《大上海计划》规划中的“沪南工业区”。城南的高昌庙附近地区成为《大上海计划》中与蕴漕浜新商港以西沿铁路工业带、真如—大场新工业区并立的上海华界三大工业区。《大上海计划》之所以将沪南高昌庙附近规划为工业区，不仅是对城南地区发展工业优良条件的考量，更为看重的是城南地区既有的工业基础。

沪南区由城南发展而来，继承了城南地区人烟辐辏的特征，区境内人口较多，工厂林立，为当时上海华界内一片较为狭窄拥挤的区域。在这片狭窄的区域内坐落着江南制造局（后亦称江南造船厂）、求新造船厂、商办内地自来水公司、华商电气公司等著名的工业企业。

求新造船厂：马相伯的外甥一手创办

如果说江南造船厂是中国近代无可争辩的最大的国营重工业基地和轮船修造中心，那么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创办的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民营轮船厂，则非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莫属。

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又称求新造船厂、求新厂（以下简称求新厂）。1904 年由中国近代著名民族资本家朱志尧创办于南市机场街。“求新”，取“器惟求新”之义。创建时厂基80 余亩，资本4 万元，职工百余人。求新厂初设时，为资本所限，仅有组立、冶铁、熔铸、机母等工场四所。1905 年正式开工后，求新厂内设备逐步得到扩充，至1909 年先后添置木样锅炉、浅水船坞、锅炉工场备水汽刚剪机、重力压钻机等生产设备。从求新厂添置设备的进程来看，求新厂最初几年业务稳步发展。当然求新厂的业务之所以会发展如此之快，与创办人朱志尧亦有相当关系。

朱志尧（1863—1955 年），字宠德，号开甲，祖籍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生于上海董家渡，天主教徒。儿时曾从二舅父马相伯就读于徐汇公学。历任轮船招商局买办、江南造船厂经理、大德油厂总办、法商东方汇理银行买办。除创办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外，后陆续创设同昌油厂、同昌纱厂、大通仁记与中国合众两大航业公司，曾投资于新诚米厂、汇西布厂、“尼各老”砖厂、安徽省涂铁矿等企业，并任华商电气公司与内地自来水厂总经理，申大面粉厂、中国图书公司、苏路公司、大通、大达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董事。

由于朱志尧与马相伯系舅甥关系，以及与其他一些旧官僚方面的联系，求新厂的政府公用事业、桥梁、车厢等工程，占了一大部分，华商水电公司及若干中小型轮船制造修配业务亦较多，外商方面业务以修配为主。虽然求新厂业务涉及面广，但其业务拓展的主攻方向，则主要在浅水轮船、火油引擎、铁路工程等三个方面。此三项业务不仅是求新厂业务中“最实获心得者”，而且亦是支撑求新厂继续发展的基石。求新厂三大主攻业务，每项在当时都拓展得非常好，不仅在华界即便在租界也获得了足够的认可。英租界工部局就曾经向求新厂订造过一只火油引擎船，而且求新厂所造飞虹渡轮模型如意引擎参加巴拿马赛会获得头等奖，给国人争得无尚荣誉，同时也给求新厂做足了产品宣传。由于求新厂为华商独资，技师与厂内职工皆为华人，完全为国人独立自主经营的品牌，故被舆论盛誉“诚为我国经营实业者所宜取法也”。

近代最具影响力的民营轮船厂如何被法资吞并

然而，就是这样一家极具实力的民族资本营建的近代企业，却在1918 年被法国资本以“合办”的形式吞并。偌大的一家极具近代性的企业缘何会走向破产，并最终被外国资本所吞并呢？这还要从求新厂的资本供应链来探寻。

求新厂创办时资本仅4 万元，所需资本多以总经理朱志尧个人在政、商界的名义作担保，进行贷款，而尤以向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贷款为多。贷款是建立在求新厂运行机制稳健，业务稳步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产品能够正常售出，资金得以按时回笼，便可及时还清所贷之款，保证再生产能够继续进行。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求新厂却接连遇到一系列棘手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对钢铁需求极为旺盛，一向对外出口钢铁的美国于1917 年规定不再向国外出售钢铁，而日本在中国大肆搜求钢铁，需求旺盛而供应紧缺，导致钢铁价格奇涨，以钢铁为原料的行业生产成本也随之水涨船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求新厂接朝鲜银行买办顾棣三代某盐公司定制两艘5000 吨级海轮，此项业务定价约为100 万两银子稍弱，本为赢利项目。讵知签下订单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外国原料没有进口，国内钢铁价格暴涨，甚至出现有市无货的局面。因此求新厂只能以高价订购所需钢材，再委托江南船坞轧制钢板，如此一来，导致成本高于进口价两倍以上，仅此一项业务便亏损银50 万两之巨。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为应对原料危机，求新厂多方筹谋出路，却皆以失败告终。先是求新厂多次试建炼钢炉，都以爆炸而告失败，损失浩大。继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向一英国商人丹尼斯订购价值30 万两的钢板。因没有详尽具体规格，待钢板运到时，与求新厂要求大相径庭，不符合造船所用。求新厂为此与该商对簿公堂，却以合同取消，赔偿补贴英商丹尼斯20% 的损失费而终。

求新厂遇到如此一连串的亏损，再加上利息的负担，实难维持。到1918 年，求新厂仅积欠东方汇理银行的贷款就高达约100 万两银子。东方汇理银行趁机逼债，终至无法周转，厂主朱志尧被迫将求新厂抵押出售了债。

求新厂为我国民族资本办理最为精良的事业，成绩昭著，社会影响力之大，为同时期其他民族资本企业之最。况求新厂本就为华商独资，售予外商影响过于激烈，也遭到官民一致反对，求新厂的存售问题俨然成为一时各大报纸争相报道关注的热点，似乎呈现出尚可转圜之势。无奈求新厂所欠款项巨多，超百万两之巨债，官方、商界与民间皆无法承担，实属有心无力。

虽经各方奔波，求新厂还是未能避免走向破产。但在各方斡旋之下，由出售予法国游船公司，改为“中法合办”。考虑到求新厂庞大的负债额，采取合办形式是较为可行的，当然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无论是内外交困的北洋政府，抑或是以上海总商会为代表的商界，都无力独自解决求新厂的负债问题，也没有提出完整的后续发展计划。法国资本代表魏武达所提出的合办计划内容详实，兼顾中法双方利益，并对朱志尧本人利益亦有考虑，故得到各方的认可。合同规定股份数与表决权中法双方各占一半，“中法合办”的形式，法理上中资仍占有一半的股份，并未为法国资本独占。这应该说在当时求新厂无力还债，北洋政府亦无力鼎购，华商商界无法全力支援的条件下，求新厂于无奈中比较理性而又实际的出路选择。改组后的求新厂曾于1919 年8 月31 日，在申报上登载有关改组的股权分配与股东人员情况，其内容为：

本厂现已改组为中法合办，业于本月二十七日在法界外滩九号开全体股东成立大会，所有资本一百二十万两，业已如数收足。计中法各占其半，华股东中政府五十万两，华商十万两；法股东法商六十万两正，并经举定董事中法各半。

但是这仅是具有法理效益的合同规定，实际运作情况则又是另一番情况。求新厂改组为中法合办后，法国人表面上给朱志尧留有10 万两股份，计1000 股，但是该项股份是向东方汇理银行借款投资的，根据约定股票一直由东方汇理银行掌握，并自1919 年起，每年由朱志尧解付利息。至1928 年，除还款外，尚欠本金8 万元，到1930 年11 月8 日，由巴和（Barraud）律师出面，将股份全部抵于东方汇理银行，再付现款2 万元，作为了结（原股票背面注：此2 万元由第三者付出，而以朱志尧让出买办职位为条件）。而中国政府股份原来是向法商垫付的，至此，所谓中法合办，实全部是法国资本。法商资本利用资金运作的手法，以中法合办的形式，将求新厂收入囊中，在法理外衣的包裹下，吞并了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创办的最具影响力的机器制造企业。

（本文选摘自马学强、龚峥主编《上海的城南旧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2月。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