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时代︱左翼力量的登场与法西斯主义的抬头

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与挫折

日本差不多是除了欧美国家之外，世界上近代产业起步最早且发展较为迅速的国家，特别是政府主导的钢铁厂、造船厂以及后来缫丝、纺织业的快速崛起，由此造成了现代产业工人的登场。以在10人以上的工厂内劳动的工人来计算，1900年时，全日本已达到了40万人以上。他们基本上来自乡村，在都市社会中处于底层，劳作和生活状况颇为悲惨。

19世纪末期开始，一批社会活动家和媒体对产业工人穷困的处境寄予了较高的关切和同情，一些知识人受欧美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启示，对日本渐趋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批判和抨击，因此，日本也是除欧美之外社会主义思想传播最早的国家。在他们的影响下，工人们开始慢慢觉醒，与企业主之间的劳动纷争也逐渐增多，1897年7月，“劳动组合期成会”成立，工人们尝试着用罢工的形式来争取自己的权利。

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领袖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片山潜（1859-1933），另一个是幸德秋水（1871-1911）。

片山1884年去了美国，通过苦学从耶鲁大学毕业，1895年回国后立即投身到刚刚兴起的劳工运动中，是“劳动组合期成会”的骨干人物。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二届国家社会主义者大会上片山当选副主席，他主张通过议会选举来改善政治，提高劳工阶级的生产和生活待遇，1907年他创办了《社会新闻》，倡导普选，使劳工阶级通过选举权来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

幸德秋水早年师从留法归来的卢梭的信徒中江兆民，并在其影响下学习唯物论，后来在东京担当了多家报纸的记者，广泛接触到了各种社会问题。1901年，幸德秋水与堺利彦（1871-1933）、片山潜等组成了日本社会民主党，倡导社会主义运动，但成立当天即遭到了当局的禁止。他在1901年撰写了《廿世纪之帝国主义怪物》、1903年出版了《社会主义神髓》，这是除欧美之外最早的批判帝国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的著作。日俄战争时期，幸德秋水创办《平民新闻》，发出了当时日本国内极为罕见的反战声音；他还与堺利彦一起，在这份报纸上首次译介了《共产党宣言》（1904年），但遭到了当局的查禁，不久被逮捕入狱。

出狱后幸德秋水去了美国，思想上更多地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回国以后他与主张议会道路的片山潜形成了对立，主张以直接的行动来改变日本的政治。1910年5月，当局借口一批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策划对天皇的暗杀行动，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大搜捕，幸德秋水也被卷入其中。翌年1月，包括幸德秋水在内的24名被告被秘密处以死刑（日本历史上称为“大逆事件”），社会主义运动也由此被严厉禁止，片山潜等纷纷逃往国外，刚刚兴起的左翼运动被当局的铁拳彻底击溃。

明治末年，在产业工人渐趋形成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运动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气候，但这一思想和运动从根本上来说是反体制的，因此也被当局以谋杀天皇的“大虐罪”的名目遭到了极其残酷的镇压。虽然此后在严厉压制的情况下，左翼的声音沉寂了较长的一个时期，但明治时代的这一准备期，毕竟为大正时代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思想的高扬和组织运动的高涨奠定了基础。

劳农运动的崛起和日本共产党的诞生

“大逆事件”后，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寒冬期。不过一些活动家依然坚持着隐蔽的工作。到了1915年，高压气氛稍得舒缓，活动家们又开始酝酿着掀起一个新的高潮。堺利彦在当年的9月发行了一种新的杂志《新社会》，尝试一个新的起步。事实上，这一时期民众的生活并未因第一次大战时期日本经济的虚假繁荣而得到任何的实惠，1918年时，实际的经济收入只有战前的70%，到了7月，因政府调节政策的失败和商人的囤积投机，米价比半年前猛涨一倍以上，于是爆发了一场全国性的骚动（史称“米骚动”），民众冲击投机商人、高利贷者和地主，范围波及全国1道3府32个县，直接参加者估计达到了70万人，真可谓声势浩大，政府出动了警察和军队进行镇压。在这场危机中，寺内内阁因此垮台，诞生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内阁（以政友会为基础的原敬内阁）。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者重新从潜伏的状态回到了政治舞台上。堺利彦1919年在《新社会》里打出了“马克思主义旗号”。他在第二年把杂志名改为《新社会评论》，最终在9月改为《社会主义》。1919年1月，毕业于东京帝大政治学科、后来担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的河上肇（1879-1946）出版个人志《社会问题研究》。4月时，堺利彦和后来的日本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山川均（1880-1958）发行《社会主义研究》。10月，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同时又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大杉荣（1885-1923）创办了《劳工运动》。

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成立，是社会主义运动复活的一个指标。同盟的“宣言”称，“要从根本上破坏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以“阶级斗争”为手段，祈求自由、平等、和平、正义、友爱的“新社会”、“新组织”、“新文明”（据成田龙一《大正民主》，岩波书店2012年）。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主要成员包含了堺利彦、山川均等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大杉荣等无政府主义者，另外还有文学家、律师和社会活动家等。当时在文坛上确实也出现了若干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和刊物，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毕业于巴黎大学、1919年归国的小牧近江（1894-1978）。他受法国反战作家巴比塞的影响较大，首次将《国际歌》译成了日文，并于1921年创办了《播种人》，这是日本第一份具有无产阶级文学性质的杂志，虽然活动时间不久，但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一直与欧洲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保持着联系，1919年在莫斯科创建的第三国际，非常重视亚洲的共产主义运动。1922年7月15日，以大杉荣为委员长的日本共产党秘密成立，11月，被第三国际认可为日本支部。但是日本共产党却未能将全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统合起来，也难以出现一位非常具有权威的领袖，持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倾向的人们，在如何联系工农、是以议会的形式还是直接行动的手段改造日本社会等问题上，意见纷呈。1925年12月，农民劳动党成立。次年3月，又成立了以大山郁夫为委员长的劳动农民党（简称“劳农党”），不久，党内一批意见偏右的人又脱离了劳农党，成立了社会民众党。文坛上也出现了不同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派别，1924年创刊的《文艺战线》开始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它沿承了小牧近江的《播种人》的路线，但几年之后，“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机关杂志《战旗》，取代了《文艺战线》在左翼文坛上的领导地位。

总之，在大正时代的后期，各种左翼政党纷纷登场，甚至在议会上取得了一定的席位，一时间，在整个日本社会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文坛上的“普罗文学”也成了人们不敢小觑的新生力量，事实上也涌现出了诸如小林多喜二、叶山嘉树等一批成就斐然的作家。然而，却始终无法凝成一股巨大的革命力量，左翼阵营内各种派别林立，在实际的运动中，并未取得理想的成果。

“治安维持法”和法西斯主义的抬头

尽管明治时代制定了宪法、建立了国会，形式上日本似乎已成了一个立宪国家，但在此前后，藩阀政府有意炮制了一个“国家神道”，将天皇抬到了至高无上的人格神的地位，并通过了《军人敕谕》（1882年）和《教育敕语》（1890年）的制定，对军人和民众反复灌输忠君爱国思想，树立天皇的绝对权威，以各种手段压制民众对当局的非议和反抗。

早在1891年5月，政府就公布实施了第46号紧急敕令，其内容是要对报纸杂志、文书图书实行事先审查，违者将处以短期禁锢、罚款等刑事处罚。但按照宪法，还必须得到议会事后的批准，由于部分议员的反对，最后遭到了废除，不过在实际操作上，政府对媒体和书刊的出版一直严加控制。1900年山县有朋内阁制定了《治安警察法》，要求组织政治团体或举行政治性集会时，必须向当局提出申请，并禁止军人、警察、女性、教员、学生和未成年者等加入政治社团，“在需要保持安宁秩序的情况下”，警察可对户外集会进行限制、禁止和解散，内务大臣可下令禁止结社。1909年4月，政府在以前的《新闻纸条例》的基础上，颁布了《新闻纸法》，旨在压制言论和报道的自由，抹杀民众对政府的批评。

大正时代被认为是民主运动高涨和政党内阁实现的时期，但明治以来对以知识阶层为主体的民众舆论压制的态势，在大正时代不仅没有细弱，反而随着左翼力量的崛起，逐渐呈现出法西斯主义的色彩。众所周知，法西斯主义兴起于一战结束不久的意大利，其主体倾向是否定议会民主制并压制劳动阶级的革命运动，它同时排斥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高唱政治独裁、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在1930年代的德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思潮也在1920年前后传到了日本，这与主张绝对君权的所谓日本的“国体”是相吻合的，明里暗里获得了许多人的共鸣，因此，大正时期的1920年代，也是日本法西斯主义萌芽和抬头的时期。

大正后期的1925年4月，加藤高明（对华二十一条的炮制者）内阁颁布了《治安维持法》。第一条规定：“以变革国体以及否定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的结社者，以及知情后还加入此种组织者，处以十年以下徒刑以及监禁。”其实施范围，包括了当时日本的殖民地台湾、朝鲜和桦太（萨哈林岛），顺便说及，这些殖民地的当地居民，却并不享有宪法或普选法所规定的政治权利。该法案在草拟时期，就遭了舆论的强烈反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方面都对此展开了激烈的批评。《东京朝日新闻》1925年1月17日的社论称此法案实际上是“蹂躏人权、压制人权”，它把国民的思想生活当成了警察取缔的对象，集会结社的自由也变得荡然无存。21个劳动团体的代表者聚集起来组成了恶法案反对同盟，强烈反对这一法案。但是，众议院还是在当年的3月以246人赞成、18人反对的表决通过了这项法案（据成田龙一《大正民主》，岩波书店2009年）。到了昭和时期，这项法律又被多次修改，内容越来越严厉，不仅涉及实际的反政府运动，连思想学术上的所谓“异端”也遭到严厉镇压。在1945年10月这项法律废止之前，据此法被逮捕而遭到判刑的思想犯达到了数万人（据《日本近现代史辞典》，第408页，东洋经济新报社1989年）。

此外，为了压制“异端思想”，1911年在警视厅内设立了所谓思想警察的特别高等课（简称“特高”），到了1923年在许多地方上的都道府县也设立了特高警察，1928年则扩展到了全国所有的地区。1923年5月，特高警察根据获得的共产党的文件，对建立不久、尚处于地下状态的日共进行了第一次大搜捕，逮捕了堺利彦、山川均等80名共产党人。1928年3月15日，当局对日本共产党展开了第二次全国范围的大搜捕，逮捕了1500人。1929年4月16日，又展开了第三次大搜捕，逮捕了800人，几乎将日本共产党的领袖一网打尽，日本共产党由此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一些原来的日共党员或骨干分子在狱中纷纷表示忏悔和转向（包括党的领袖佐野学和锅山贞观以及原来的左翼作家林房雄等），而坚贞不屈的小林多喜二则被拷打致死。

到了昭和初期，在法西斯统治的高压之下，不仅日本的左翼力量被彻底扑灭，自由主义者也遭到了集体噤声，整个思想界一片肃杀之气。随着后来对外侵略战争的推进，整个日本社会完全被法西斯主义所笼罩，直至战后，《治安维持法》和特高警察等才遭到了废除，日本迎来了一个相对真正民主的时代。

（作者系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