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雷希特专栏：伦敦乐团风光不再

每年这时候，都会有人发布一项调查声称维也纳是全世界最宜居的城市，而伦敦今年直线下滑到第三十七位。我们都知道伦敦的毛病：住房短缺，物价昂贵，剧院的椅子坐着屁股疼，五六月份没有新鲜芦笋。这些我们都泰然接受。

伦敦的优势在音乐。打我记事起，五十多年来伦敦傲于拥有大把的娴熟乐手，他们能视奏几乎任何乐谱，走上台就能制造一种“一切皆有可能”的强大气场。阿比路上的管弦乐团乐手在茶歇时间给披头士乐队上了第一课。追星族在大雨天也不忘去节日大厅守候他们喜爱的双簧管手，而不是指挥。乐团经理被炒鱿鱼要叫律师打官司是常有的事；我记得至少有三次，交响乐团的老板吃完午饭回办公室发现门锁已换。

伦敦各大管弦乐团常为争抢艺术家档期搞得肾上腺素激增。少得可怜的预算让乐团各显神通打造品牌忠诚度。首席乐手会拒绝吃皇粮的德国乐团提供的新款奔驰轿车、周末度假屋、随时可满足性需求的工作福利，而选择去伦敦乐团追求勉强糊口的刺激。伦敦有些乐手在没演出的日子里靠开出租车补贴生计。音乐会观众不需要知道这些，一切尽在音乐中。

女乐手羞于荷包瘪瘪，把它们藏在座位下面。据说苏联间谍乔治·布雷克在逃出大牢后曾经躲在节日大厅乐队拉低音提琴，直到想出办法逃去民主德国。乐队不会乖乖当指挥大师的俘虏，伯恩斯坦曾被BBC交响乐团的铜管声部厉声呵斥过，马克拉斯和大剧场乐队总在拌嘴，乔治·索尔蒂和伦敦爱乐的相处方式是互相厌恶。不情不愿的音乐往往充满爆发力。

要是我能假装这活跃无比的分裂还存在就好了。

写这篇文章绝非我所愿，每个字都带着遗憾。最近与几个音乐会常客聊了后，我再度确认了心底的咆哮：伦敦音乐的生命力在过去几年里已经消失殆尽。原因有不少。一位前乐团经理认为衰落是“一种更深层次失调的症状：艺术不再是硬通货，于是失去了媒体的支持”。他说得对。除了《泰晤士报》，报纸已经很少刊登古典音乐评论，因为吸引不到点击率。

一位幸免遇难的报纸评论人抱怨是狂吸津贴的南岸中心导致交响音乐会被边缘化，它的网页上全是流行音乐活动，前门还开了一排连锁饭店。这也是真的。

但衰落的源头要更深更广。主要的经济原因是古典唱片业的崩溃，它曾经为全伦敦乐手提供第二收入，这在物价昂贵的城市可是很重要的。要补上阿比路录音棚的漏洞，伦敦的乐团得世界巡演，乘着廉价航班换来换去，到亚洲市场去讨生活（砸招牌？）。他们的缺场在伦敦音乐的心脏留了一个大洞。爱乐乐团和伦敦爱乐都是南岸的“常驻乐团”，可惜有名无实，每年三打音乐会都演不到。除了达到减税的目的，它们基本上就是流放团。

伦敦交响乐团在巴比肯中心的演出频率大概多一倍，可惜无人喝彩，他们也想走人。皇家爱乐在卡多根音乐厅取悦白富美们（Sloane Ranger，特指中上流、保守、爱赶时髦人士），倒是独辟蹊径。BBC交响乐团除了逍遥音乐节之外基本听不到。伦敦五大团的音色曾经各有特点，我们哪怕闭着眼也能分辨，如今却如出一辙。它们竞争的理由也消失了。

小型乐团也一样背离了初衷。伦敦小交响乐团成立之初是专门演奏BBC认为太深奥而不愿演的现代音乐，但从上世纪最后三十年起也开始演主流作品。启蒙时代管弦乐团本是演奏断代音乐的先锋，现在却演起了“原味”马勒。它们都执着于错误的小众市场，要靠艺术委员会养活；艺术委员会又把它们的计划丢给大客户南岸中心，后者就弄出一锅烂炖了事。

越来越焦虑的乐手在十年前交出了天赋权利，为了换得银行金主的荫庇。伦敦乐团曾经的风光是因为它们由乐手拥有并管理。可惜风光不再。现在乐团的董事会上有对冲基金老板、小寡头、保守党要员，乐手代表少得可怜。

最懂行的当然应该是乐团经理，他们稳如泰山，常常一干就是三十年。乐团经理中的老前辈大卫·威尔顿（David Whelton）最近从爱乐乐团退休，实至名归，他维持了该团的健康发展，算是鹤立鸡群。但为了什么呢？爱乐乐团现在听上去和别的团没啥区别。管理层的稳定不变让伟大乐团只会墨守成规。

音乐总监也推不掉责任。尤洛夫斯基（Vladimir Jurowski）在伦敦爱乐的十年里，还在莫斯科和柏林兼职，精力分散。萨洛宁的伦敦季显得苍白，因为他还要照顾洛杉矶爱乐。皇家爱乐在比彻姆棒下曾是中流砥柱，现在是个耄耋之年的瑞士佬掌舵。西蒙·拉特尔接棒伦敦交响多半是因为他的前任很少露面。

二线城市往往能发现最优秀的人才，伯明翰找到29岁的Mirga Gražinytė-Tyla当音乐总监，这消息上了《泰晤士报》头版。他的前任尼尔森斯现在是美国最如日中天的指挥。伦敦无数次错过了更新换血的大好时机，现在已如泄气的皮球。我真希望结果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