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蒂｜艺术与帝国：直面英国殖民史

岁尾年初，一场沸沸扬扬的争论从南非蔓延到英国——是否应该拆除殖民者罗德的雕像。“扳倒罗德”（Rhodes Must Fall) 运动由激进的南非学生组织发起，去年4月成功地将开普敦大学的罗德雕像移出校园，接着，学生的目标就对准了罗德的母校——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

谁是罗德？塞西尔•罗德（Cecil Rhodes）是南非的矿业大亨，典型的英国殖民者，曾在南非创建戴比尔斯钻石公司，如今的津巴布韦和赞比亚当年叫罗德西亚，就是以他命名的。他虽然靠殖民地发家，但对社会也有回报，著名的“罗德奖学金”就是他设立的，旨在帮助非英籍学生前往英国接受教育。曾经获奖的“罗德学者”包括曼德拉、克林顿等许多国家领导人，还有无数诺贝尔奖得主、政坛和企业的领军人物。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是罗德的母校，所以，有一尊罗德雕像就屹立在奥里尔学院中。

倡议“扳倒罗德”的理由很简单：“罗德是个殖民主义的大坏蛋。”开普敦大学顶不过压力，新南非的政治日益封闭，拆除罗德雕像只是其表象之一。但在英国，学生的呼吁并没得到公众的同情，反对拆除的声音更为响亮。罗德雕像是英国历史的一部分，英国大小公园、公共场所到处都是雕像，其中不乏历史上的暴君，如果要扳倒罗德，那么那些雕像是否也应该拆除？是否应将历史上的污垢全都粉饰了事？新年伊始，奥里尔学院发表声明，决定将雕像留在原位。罗德雕像在南北半球两家大学校园里的不同命运，也正是南非和英国之差异的最好写照。

无独有偶，在争议是否应拆除罗德雕像之时，伦敦泰特画廊的大展“艺术家与帝国”（Artist and Empire）隆重开幕，展览所探索的主题是如何通过艺术来直面英国的殖民历史。

说起大英帝国的殖民史，我们首先想到的当然是鸦片战争。确实，英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它在海外的殖民地从通商口岸开始发展，逐渐壮大，到了一战前后，几乎占据全球的四分之一。二战之后，英属殖民地纷纷独立，大英帝国快速萎缩，再回头，它四海征战的历史、对其他民族的征服和掠夺，让“帝国”这个词早已贬义大于褒义。但其殖民历史的巨大影响仍无处不在，这种影响不仅在殖民地，例如那些四通八达的铁路和全民都会的英文，也在英国本土。它显见于街头巷尾的纪念碑和雕塑，更见于英国当代的社会结构和它的多元文化。当年出去殖民可能是单向的，但殖民的结果却是双向的。二战之后大量移民涌入英国，印度人、加勒比海人、中国香港人、非洲人，是他们造就了当代多元、多肤色、多文化的英国社会。还有英国殖民者从海外带回的茶叶、香料等，现在都成了英国的精粹，更不用说各大博物中陈列的来自全世界的精美文物。

殖民主义是英国历史的重要部分，也是塑造英国文化的重要元素。远方的殖民地曾给英国艺术家、探险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远洋航行、武力征战，到异域的人情风俗，都在画面上有所描绘。然而，在过去的五六十年中，这些曾为殖民主义做记录的艺术作品却是耻辱的象征。博物馆虽然不羞于展览印度的神殿或敦煌的宝物，但英国人自己创作的与殖民主义有关的画幅大都被打入冷宫，在储藏室里不见天日，“艺术家与帝国”展无疑是让这些画出来呼吸一下二十一世纪的新鲜空气。

这个展览用了三年时间策划，展出了跨越四百多年的两百多件作品，包括绘画、雕塑、地图、旌旗等，以主题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地图与测量”，展出内容包括地图绘制及地理测量、海上及陆路的贸易路线、对可殖民的地域及版图的分析。伊丽莎白时代的航海家、探险家及科学家的新发现，他们如何为英国的海上贸易、扩张及殖民提供技术及科学的基础。

其中最有趣的展品之一是阿萨福旗，这些旌旗是百年前西非（现加纳）方特人制成的，那里曾是英属殖民地。它们与传统的英国军旗很相似，但其颜色和风格却出自非洲部落传统。从旗上的图案中，我们可以看出西非海岸发生过的巨大变化：英国人带来了各种新技术，非洲的村落变成了热闹的港口——船只靠岸了，火车开通了，飞机降落了。这些旗帜表现了殖民者和当地部落之间最初的合作，非洲部落首领对比自己强大无数倍的英国殖民者的第一反应是基本接受。后来，当地人意识到殖民者为自己带来的坏处大于好处，这些旗帜成为反抗英军的象征，许多阿萨福旗被英军没收并带回英国。

这部分中还有一幅米莱斯（John Everett Millais）的绘画《西北通道》（The North-West Passage），此画作于1874年，西北通道指的是穿梭于加拿大北部沿海的群岛之间的北冰洋贸易路线，连接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画面上头发斑白的老航海家神情疲惫地坐在桌前，桌上是一张西北通道的地图，女儿身着粉色上衣和白色长裙，玲珑精致的英国玫瑰，坐在他的脚边，读着一本书。老航海家一边肩负着大英帝国的重任，另一边则是对家庭的职责。米莱斯的《奥菲利亚》一直挂在泰特画廊的显著地位，但这幅画却因其题材已多年不为人所见。

展览的第二部分是“帝国的战利品”。对英国人来说，殖民是帝国的扩张，也是对异域的探险。英国最早的博物馆，陈列的就是探险家从世界各地带回的珍奇物品，一些研究性的学术机构也相继成立，例如1784年在孟加拉成立的“亚洲协会”。英国的自然历史学家收集植物、动物和鸟类，并委托艺术家对其描画，或将活的标本带回英国。这部分中有不少自然静物画，以工笔描画珍奇动植物。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司特伯（George Stubbs）的名画《猎豹、牡鹿及两位印度仆人》（A Cheetah and Stag with Two Indian Attendants），此画约于1764年创作，当时的马德拉斯总督送给国王乔治三世一头猎豹，乔治三世又将猎豹转送给他的叔叔康柏蓝公爵的动物园，之后，这头猎豹在一次温莎堡领地上的打猎中逃走，抓回后被转移到伦敦塔动物园，并被取名为“詹妮小姐”。画面上描绘的，就是这次温莎堡打猎，仆人朝牡鹿的方向指引着猎豹，但猎豹完全是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展览的第三部分为“帝国英雄”，展出了一系列英国画家记录重要时刻的历史绘画，从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海上殖民征战，还有各种条约的谈判及签署。在当年，这些画都是对殖民先驱英雄主义和烈士精神的颂扬，然而，在今天看来，许多画的意义和效果则正好相反。

例如伊丽莎白•巴特勒（Elizabeth Butler）的《残兵败将》（The Remnants of an Army）, 描绘的是1842年1月13日英军在第一次阿富汗战争中惨败，四千五百名士兵撤离喀布尔，只有一人生还，就是画面上的这位威廉•布赖顿，这幅画完成于1879年，当时正是第二次阿富汗战争期间。巴特勒是英国最擅长描绘战争的艺术家之一，她对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一直带有批评态度，此画是泰特画廊最重要的战争画之一，但五十年来，却从未展出过。在经历了“9•11”事件后英美联军又一次对阿富汗失败的征战之后，这幅画所反映的，可能更是战争的愚蠢和残酷。布赖顿单枪匹马面对阿富汗的戈壁大荒原，就像二十一世纪的塔利班对着BBC的镜头大吼的那样：“打败你们的是我们的土地，一百多年前我们的土地能打败你们，现在我们的土地仍能打败你们！”

在巴特勒的作品旁边，是沃伦（William Barnes Wollen）的《第四十四军团的背水一战》（The Last Stand of the 44th Regiment at Gundamuck, 1842），这是整个喀布尔撤退中最有名的一场战役，英军全军覆没。画家试图表现英军在最后的时刻不怕牺牲的英勇状态，但历史对此画并不厚道，因为它在阿富汗更出名，2002年，英军发现这幅画的印刷品在喀布尔广为流传，所代表的信息与原作却截然相反，它象征着阿富汗人打败英军的光辉历史，成了塔利班励志的宣传品。

展览的第四部分题为“权力服装”，这里展览的是一些巨大的画像，主角大多是殖民时代的重要人物。大幅肖像画是英国艺术的传统，殖民者也将这一传统带入殖民地，以肖像画来交换当地礼品服饰等。前往印度的英国艺术家开始为印度当地人画肖像，侧重于表现他们的服饰和宫廷习俗，也有一些爱上异域文化的殖民者以当地人的服饰来打扮自己。在美洲，英国士兵及外交人员也常穿戴美洲印第安人的服饰。在殖民时代的绘画中，有许多交叉着装的现象，表现出被画人的职业生涯、他们的游历和兴趣爱好、他们如何吸收和采纳殖民国家的文化。

第一次阿富汗战争再次出现在这一部分的展览中，那是科林•麦肯锡上校（Colin Mackenzie）的肖像。在1842年喀布尔撤退中，他和几十名英军被阿富汗军抓获，被阿富汗军队选为与英军的谈判使者，经过他的努力，九个月后，战俘得到释放。这幅肖像，是当时的年轻艺术家桑特（James Sant）为1844年皇家艺术学院的展览创作。

另一张有趣的作品是1937年卡西（Yousuf Karsh）拍摄的布晨（John Buchan）的照片，布晨是著名小说《三十九级台阶》的作者，他当时是加拿大总督，照片上的他戴着当地酋长送给他的头饰。

展览的第五部分是“面对面”，指的是早期殖民者与当地人的接触和交流。殖民者之所以选择远渡重洋前往异域，许多是出于对大英帝国的使命，也有一些是因为好奇心和探险精神。这些人可能与当地人更多交流，他们以艺术为日记，留下许多对当地人的描绘，这一部分的许多展品就反映了殖民与被殖民的双方的互相对视。

在大英帝国的所有殖民地中，印度文化似乎让他们觉得最容易接受。在印度漫游的艺术家中，有一位佐法尼（Johan Zoffany），是德国新古典主义画家，但他主要活动在乔治时代的英国，是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创建人之一。他的人物众多的风俗画《莫当特上校的斗鸡比赛》（Colonel Mordaunt's cock match, 1784-1986）真可谓是殖民地早期印度大陆民族和谐、文化融合的华彩乐章。此画是当时的印度总督委托他创作，斗鸡的场面曾是总督亲自参加过的。这是一幅对话型的绘画，斗鸡者、看热闹的，各类人等姿态各异，表情丰富。欧洲人和印度人之间没有隔离和界限，他们混杂而坐，互相攀谈，没有高低上下肤色种族之分。三四十年之后，殖民主义的各种管理机构到位，这种和睦相处的情况就非常少见了。

在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时期，国力强盛，王室曾委派艺术家前往印度等殖民地作画，将殖民地的风土人情带回英国。奥地利画家斯沃博达（Rudolf Swoboda）的代表作《巴克西兰》（Bakshiram） 就是这样一幅肖像作品。戴着橘色头巾穿着白色衣衫的印度陶瓷老工匠，据说他已有一百零二岁。这幅作品是受维多利亚女王的委托，为1886年的“殖民地及印度展览”创作的，是一套八幅印度平民肖像之一。在那次展览上，老艺人表演了他的制陶工艺，之后，还和维多利亚女王共进过午餐。事实上，他是阿哥拉监狱里的一名犯人，也是在监狱里学会了制陶的工艺。

展览的第六部分有两个展厅，一个是“走出帝国”，另一个是“帝国的遗产”。这里展出了北美、加勒比海、大洋洲、亚洲和非洲艺术家的作品。英国人当年在殖民地建立了许多艺术学院，向学生传授西洋画技法。印度诗人泰戈尔就曾受益于此，他认为艺术是超出国界的，是全球性的。展品中有一幅他的肖像画作。二战之后，殖民地纷纷独立，许多年轻的艺术家前往英国读书学习，生成新一代“后帝国”艺术家，他们的艺术语言是将他们自身的传统与英国文化相结合。

印度裔辛氏姐妹（The Singh Twins）的父辈移民英国，她们的《千丝万缕》（EnTWINed）秉承印度细致入微的工笔小画传统 ，所描述的却是一个多元、多文化的当代英国社会。画面右半边的内容是1857年印军哗变事件，它的构图与亨利•奥尼尔（Henry O'Neil) 1858年的画作《回家》（Home Again）相似，只是图上的人物变了，故事的角度变了。奥尼尔的画上，从船上走下来的是英国人，而辛氏姐妹的画上，下船的是印度独立运动过程中的重要人物，还有艺术家的长辈。画上也描述了印度次大陆对当代英国的文化及生活的影响。例如，画面上麦当娜举手示其海纳纹——印度原本的婚庆纹饰，现在已变成了流行的身体纹饰。对辛氏姐妹来说，自己究竟是印度人，还是英国人？这种界限早已模糊，印度与英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她们秉承的，是双方合二为一的传统。

这个大展的两百多件作品中，只有二十五件是泰特画廊自身的藏品，其他都是借展而来。许多作品都在各个博物馆的地下室中封尘已久，这次出来见日光，虽然批评审视的目光无法回避，但那一丝怀旧和感伤也很明显。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展览中不乏缺席者，例如特纳1840年的作品《奴隶船》（The Slave Ship），主题是将非洲黑奴运往美洲，这个忽略太明显。而且因为关于“扳倒罗德”的争论正热闹着，也有人翻出泰特博物馆的老底：它的创建人，亨利泰特爵爷（Sir Henry Tate），出身也谈不上光彩，他的发家，靠的是殖民地的制糖业。

如何面对殖民主义的历史？是不是每每见到英国人，我们就要讲讲鸦片战争，提醒一下他们的祖先所做的坏事，还是见到罗德之类的雕像，就要将之扳倒？相比牛津学生会义愤填膺的态度，我更欣赏展览中的苏格兰艺术家吉尔伯特（Andrew Gilbert）的设置艺术《英国步兵团挺进耶路撒冷，1879年7月4日》（British Infantry Advance on Jerusalem，4th of July，1879），这件作品被归于展览的第三部分“帝国英雄”，吉尔伯特是位八〇后的苏格兰艺术家，他说这件作品的目的是为了驱魔——驱除大英帝国殖民历史的恶魔。四位穿着红色军服的英国士兵往前行进，仔细看，他们的身上挂着无数包袋泡茶，手上拿着薄骨细瓷的茶具，脚蹬高跟皮靴，撑着遮阳伞，一面大旗上，列举着英军的无数次战争经历：Waterloo 1815（与法军），Helmond 1809（与阿富汗军队），Ulundi 1819（与南非祖鲁部落），Magersfontein 1899 （与南非布尔人）等等，艺术家将殖民者的向外扩张来了个大反转，以打败英军的祖鲁人的目光看大英帝国的步兵团，认为英军才是“让人觉得新奇的”，“充满异国情调的”和“原始的”。我看世界多奇异，那世界看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