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老炮儿是谁

团里要修水库，每个农业连队输送两名劳力，组成了一个工程队。成员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杭州五大城市的知青，加上本地青年，共计一百几十号人。哪个连队都愿留住老实干活儿的人，并趁机将调皮捣蛋、刺毛抗上，特别是好勇斗狠之徒扫地出门。于是各连队的打架大王在这里遭遇了，谁能服谁？工程队组建的头半年，三日一打斗，五日一见血。笔者自惭不擅打斗，因抗上和怪话被逐出农业连队。偏我中学就入了团，这里建队时仅两名团员，稀里糊涂成了团支书，却从不将队里斗殴的内情报告领导，遂间隙渐生。虽明知此情，我仍决心不打小报告，因以为与这帮好汉结识亦属缘分，他们引我为朋，我当视其为友，岂可做卖友的勾当。久而久之，一个袖手旁观者，反倒成了队内最谙“战况”的人。

北京知青中打架声誉最高者三位。头一位与《老炮儿》中的主角同名：学军，1967年到的北大荒，据说之前在丰台惹了事，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此人建队初期没出过手（以后自然有惊人之举），但各路好汉对他都客客气气。我猜想，其一是因为名声在外（我等不打架的人不知道）加上说话到位；其二曾当众拉扯副连长的脖领子，让这帮坏小子看愣了，他们顶撞领导可以，动手还没敢。

第二位是银龙，1965年来到北大荒的北京社会青年。所谓社会青年者，不上学或被学校开除又无工作，在社会上厮混的少年。古城旧有的殷实家庭和新进城的新贵阶层合力将之定义为“流氓”。在陈丹青先生已为“流氓”正名后，笔者大可无忌讳且不含贬义地直呼该群体为流氓了。学军带来两副褡裢，工程队上下午劳动中都有半小时休息，摔跤成了其中的保留节目。银龙个头不大，一百一十多斤的体重，面孔消瘦惨白，因“鬼剃头”大夏天捂个破帽子，像个病秧子。但一上跤场就变了个人，脚步利索得出奇，常常使个勾子、别子，将大汉扔倒。第三位叫大丙，北京六九届的。能说会道，唱黄歌的好手，将个上乘的歌曲“红河村”唱得酸梅一般。学军满脸凶杀，不怒自威。大丙目光闪烁，天生一个浪人。银龙则只好用“落魄”两字形容。初次见面，银龙就和我大侃燕子李三，以后百说不厌，完全是一个沉浸在前朝侠客传说中的人。

三位大虫同住一屋。银龙和大丙很快便生抵牾。大丙看不上银龙的土气，溢于言表。银龙私下告诉我：他弟弟在北京与大丙有过节，受过他欺负——大丙尚不知他已知情，他正择机给弟弟“拔怆”。毕竟有学军隔在中间，一时相安无事。这年冬天学军回京探亲，二人间没了回旋。一日晚，打斗终于提上日程。银龙说：“咱别在屋里折腾。”大丙答：“好啊，找个宽敞地方，你挑。”银龙：“后山采石场怎么样？”大丙：“你头里走，你走哪儿我都不含糊。”银龙昂首出门，感觉大丙慢了两拍才跟上。转眼间来到采石场平展展的地面上。大丙说：“这儿肃静，你往前再趟两步，就在那儿开练。”银龙低头迈了两步猛回头，见大丙正从腰里掏什么东西，一个箭步扑贴上，二人挣吧了一阵，银龙抢过一把劈柴的斧子。大丙抱头猫腰。那斧子在他头上忽悠了一圈，嗖地一声扔出数丈远：“孙子，不寒碜吗，今儿爷不用斧子劈你，过跤兜拳随你挑。”大丙那厢瓮声瓮气：“拳跤我都不是个儿，认栽。”一路无话，打道回府。

不久工程队清除屡屡斗殴作乱者二三十人，自然包括这三位，我虽从不打架，亦在其列。我之前获悉清队之事，贪恋工程队比农业连队轻松自在，与领导深谈了一次，主动请辞团支书，留队请求获准。以上故事是二人离队后分别讲给我的。那日大丙回工程队玩，晚上子富在伙房做夜班饭，偷着烙了两张饼，在大饼的伺候下大丙畅谈其在北京时的一次次茬架，说是拿刀捅过数人。子富问：“你没挨过捅？”他说：“那怎么可能。”说着扒开裤子让我俩参观那深红凸起的疤痕。一路侃下去，就说到与银龙交恶，大致如上所述。只是其后有银龙不知道的情况发生。大丙说：“他妈的，我混了这多年，也没这么丢份过，那晚上咽不下这口气，起身从箱子里取出三棱刀，有心捅了他，这孙子竟呼呼大睡，真是服了他，我犹豫再三还是歇手了。”以后银龙来玩，求证这故事，二人所述略同，我惊异大丙的诚实，并将大丙夜里拿刀的情节说给银龙，问：“你夜里这么踏实地睡下，不怕遭暗算？”银龙嘿嘿一笑：“大不了挨一刀，过后看我不宰了他。”

四十年过去，水库工地的打斗我还能一口气讲出七八起，但银龙大丙那番未遂的打斗别有意趣，令我屡屡回味。

银龙1948年生人，1965年他十七岁赴北大荒之前，成长于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叶皇城根下胡同底层的流氓文化之中。他前脚离开京城，身后便是剧变来临。1966年的红八月曾有红卫兵殴打“流氓”的一段血腥插曲，那些汉子何罪之有，不少人死于其间，那种以众欺寡的暴力中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英雄主义可言。在运动已成强弩之末的1968年，大院中的干部子弟，因自己此前施展的革命暴力失去了目标，也因父母辈隔离审查，家中无人管教，自己一腔怒火，遂开启了社会上的群殴。其阵仗是昔日流氓团伙间的打斗所难望项背的，既因为干部大院是远超胡同的聚集同质少年之所，更因为公安系统早就全面瘫痪。大丙是1953年生人，六九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时十五岁，以其最敏感的年龄，观看和效仿兄辈的打斗，待1968年底兄辈离京下乡，便成了京城打闹的主角。

“文革”成为两种少年殴斗之风的分水岭。之前是“讲规矩、重技艺、好单挑”（即一对一），一路因袭下来的流氓文化。之后是无规矩、抄家伙、喜群殴的大院子弟殴斗新风。两个阶层物质消费的差异也为两者披上色彩迥异的外衣。前者是城市贫民，道具是板带、褡裢、灯笼裤，场合是胡同里、城墙边。后者是大院新贵，行头是军帽、靴子、三棱刀、锰钢车，场合是喧嚣的冰场和宽阔的大街。旧时代的种种制度、习俗早已被大院中的父辈悉数摧毁，其最后的一缕余韵——古城胡同中流氓打斗的规矩，则由其子弟以外观唬人、内涵贫乏的群殴取代。劣币驱逐良币，京城从此再无流氓，只有混蛋。“刀劈小混蛋”事件（参见葛维樱：《1968年北京往事实录：老兵刀劈小混蛋》）中的大院子弟无异于在昭示：我们才是混蛋。

看过《老炮儿》，笔者最大的质疑是：他是谁，是哪一茬人？那气质是哪个群体的格调，哪个时代的流风余韵？讲规矩、重义气，显然是胡同流氓文化的内涵，而冰场、群殴分明是大院斗殴的特征。那是“大革命”切割出的两段历史、两种文化、两股人群。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不能鸡口与牛后、驴唇和马嘴一锅煮。追慕流氓文化中的规矩、义气，首先要搞清它终结于何时、何地、何人之手。你可以说这部电影是无年代的，可惜年代的痕迹比比皆是。且银幕下端坐的前辈想告诉你：半个世纪前混蛋文化扫荡流氓文化中的历史意义与美学内涵，恐怕要远远超过昧于历史的虚妄拼接或一锅乱炖。若所求小品，已博得一笑，挺好。若志在大作，则须厘清团伙、阶层、时代、子文化，不然很难分清这是无历史的艺术还是伪历史的制作。

（本文原刊于3月6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