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所|沈阳赫鲁晓夫楼记述项目

沈阳大东区东顺城街的大面阔赫鲁晓夫楼，图片来自王泽音

在过去十年间，沈阳的城市记录者发出的呼声主要集中在对1949年以前形成的建筑及历史街区的保留和再利用，对史料的整理热情也多投入在这一略显遥远的时间段里，近代城市问题与时下切身之变，多以无序的怨言出现在记录者口中，而没有充分体现在记录和整理的实践行动上。

在图片和文字的记述过程中，记录者常以关内城市作比，来表述沈阳整体在文化上的漠然，而对城市建筑的表述，过分停留在历史产生的时间段里。这种对已不在当下城市规划中产生主要影响的历史建筑的过度强调，已然产生问题。最明显的问题，便是城市发展脉络及生活脉络的断层：在对民国建筑的记述之后，便一步跨越到当下的房地产楼盘，近半个世纪的城市发展成为城市记录者的空白，城市记录行为应具备的实用功效及活性，在此未有体现。

在说赫鲁晓夫楼之前，说这样一段话，其意在表明赫鲁晓夫楼的记述项目产生背景以及在沈阳的赫鲁晓夫楼居住者可能有的面貌。

尚在却也难再的居住

沈阳大东区和睦北一路的苏式楼，图片来自王泽音

为了开发利用沈阳在二战后遗存的工业资源，沈阳工人集体迅速扩大，为了保障工人居住条件，东北选择了最接近其地域政体的苏联造物进行模仿：大规模建造三层起脊闷顶式住宅（俗称“苏式楼”）。新建的裸面红砖房屋，开始出现在工厂家属区及军区大院里，标准的政体颜色成了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建筑色彩；红底白字的政治标语填满了从居住空间到工作空间的视野。集体主义建筑行为导致的城区样貌趋同化，在今日沈阳飞机工业集团（简称沈飞）及204地区尚有遗存。

沈阳皇姑区北部三台子地区的沈飞家属楼，图片来自王泽音

这些房屋尚有使用者，其中又不乏它的第一批使用者。与今日的住宅商品房相比，单位家庭的私密空间极度狭小，个人私密空间几乎无法保障。厨卫共用以及狭长走廊的设计，使得个性化行为成为近在眼前的即时评论，这在居住模式中便灌入了个体表达服从集体表达的环境压力。

当然，这种居住模式形成了一种难得的居民关系。今日获得生活资讯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网络及电视媒体，可以随时随地翻阅，几乎无需另一个人来帮助获取和传达，亦不需要借助邻里关系来达成。但在“苏式楼”的居住时期，这些资讯的获得，很多时候要依靠邻里传递和在集中地点对周边社区进行发布的方式。

二战后爱沙尼亚塔林建筑的苏式楼，图片来自王泽音

在“苏式楼”的建筑内部空间里，个体很容易受到集体的干扰，当然，集体的资讯也很容易通过面对面的方式传递到其中的个体。人们陷在这样的资讯传递场合中，不断地加深邻里关系的紧密度。由于限制个体能力的展现和成长，个体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依存的连接，甚至在搬入新房、新社区时，会刻意与老邻居再住到一起。这种加深邻里沟通的方式，非是刻意为之，而是时代政体的一种特别演化，规划的目的本不在此，但由于刻意地削弱了私密空间，在半公共空间中，便使人主动地寻求沟通和联合。虽具备可借鉴之处，但这种居住的确很难再现了。

人造空间与空间造人

作为沈阳赫鲁晓夫楼的居住者，我是在其建筑的高峰期（上世纪80年代末）入住的，但在这一批住宅成型之前,还有一类住宅为此做了序。

赫鲁晓夫楼的集中建设期，是沈阳市要解决城区人口增加、住房面积不足与住房质量低下等问题的时期。

《沈阳日报》报道的兴建工人村的新闻，图片来自王泽音

在解决第一次住房问题后，沈阳在上世纪70年代末再次迎来住房需求的高潮。根据沈阳市房产管理局公布的数据，1978年开始，沈阳城区迅速扩张，1978年当年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住宅建设速度，住房短缺、拥挤以及无房的户数占城区居民总户数的半数以上。

这一严峻形势又一次让城市规划者想起了苏联。苏联在1955年为解决类似的住房问题建设了大批廉价小户型简易住宅楼，抹去了墙面装饰，压缩内部空间，并广泛应用预制板以加快房屋建设速度。而沈阳从1979年开始在城区大量建设赫鲁晓夫楼，并且均为公有房屋。至1988年末，沈阳包括四个郊区和新民、辽中两县在内的城镇公有房产为6297万平方米，占全市城镇房产总面积的92.9%。自此，沈阳城区住宅迎来了赫鲁晓夫楼的时代。

沈阳皇姑区长江南小区，能见到大量东西朝向的赫鲁晓夫楼，图片来自王泽音

另据统计，沈阳在解放后、建国前的人均居住面积为4.61平方米，至1988年，这个数据为5.21平方米，40年间提高不到1平方米（沈阳在2014年末的人均住房面积为31.2平方米）。居住面积未发生实质改变，但由于长期处于小面积居住空间内，整整两代沈阳常住居民对居住空间的认知发生了改变。为了节约空间，赫鲁晓夫楼的户型设计中没有客厅，居室成了房屋主人的会客空间，每有外人来访，居室中的私密物品就成了会客场景。这一点从好的方面看，是逼迫房主规整居室，但这种空间结构却使得人在个性化发展方面受到了异样的限制。

如果说苏式楼的狭窄空间是抹去个体表达，那么赫鲁晓夫楼则在空间表达上给予人们一定的可能：自己与父辈有可能各有一个居室，两个居室在风格上会有一些区别。但这种表达却处在一种有限的范围中，因为在床与衣柜之外，再无更多的空间供你想象并存放你的个性，犹如闻到菜香却吃不到嘴里。这种苦闷从工作单位的僵硬体制到居住空间，不间断地蔓延开来。再者，客厅的缺失加上户型的统一化，让家庭聚会这种增加族群自我认同的带有仪式感和必要礼数的行为成为不可能，进而使得大片区同样貌的社区成为庞大家庭群体的集体居住场景认知。

一时之计的流变

在苏式楼的时代，房屋一般以四栋或六栋为一组合，以方形包围式排列，方形中间是绿地与建筑小品。这种方式便注定有两排房屋是东西朝向的户型，但由于楼间距较大，且楼层不高，这类东西朝向的房屋的日照时间不会因楼层而产生较大差距。而这一排列方式在进入赫鲁晓夫楼时代后却依旧存在，这一类东西朝向的房屋大批出现在回迁小区中。

由于赫鲁晓夫楼的总层数在5层以上，在进入80年代末期的建筑高峰期，建成房屋的总层数均保持在7-9层，且楼宇之间的距离变小，楼体挡光问题变得严重起来。东西朝向的低层房屋，在冬天得不到充分日照，使得室内长时间处于阴冷状态。这种为节约建筑成本和城区土地空间而生出的一时之计，被广泛应用到赫鲁晓夫楼时代的沈阳城区建设中。并且赫鲁晓夫楼的楼板及墙面大部分采用预制板，预制板之间的缝隙会随着楼体的不均匀沉降越来越大，保温防水的性能也就越差。

沈阳沈河区广宜街路段的Z字形赫鲁晓夫楼，图片来自王泽音

至近年，北方地区赫鲁晓夫楼开拆的时代来临。尽管补偿政策不能满足被征收者的诉求，但这些房屋的居住者也发出主动要求拆除旧房换新房的诉求，而这些诉求中的抱怨就包括冬季保温与雨季防水的问题。

上世纪70-80年代沈阳的城区公有住房开发建设集中在沈河、和平及皇姑这三个区域，其中沈河与和平两区的大部分历史街路走向未发生改变。沈河区原盛京城城墙外的区域为四面八方放射状的道路，是清代内方外圆的城市规划遗留。和平区原商埠地的区域街路走向亦非正南正北，而是向东北或西北方向倾斜，是张氏主政东北时期为连接西侧满铁附属地与东侧清代旧城区而形成的城市规划遗留。

赫鲁晓夫楼则以镶嵌的方式建筑在这些区域里，形成了当代城市规划者以改变模块式建筑物的朝向来适应前代城市街路规划的局面。这其中，有多少人本色彩？不能说一点没有，但在对这些区域的住户走访中，不乏针对建筑挡光、街路噪音和建筑功能退化难以更新等方面的怨言。

俄罗斯托木斯克地区现存的赫鲁晓夫楼，图片来自王泽音

皇姑区由于长期以省政府办公人员及家属居住区和学校教工居住区的方式规划，赫鲁晓夫楼的建设量很大。这一点颇像俄罗斯的托木斯克（Томск）。该城市是西伯利亚地区教育和科学中心，当年为解决教工的住房问题曾建筑大批此类房屋。

由于赫鲁晓夫楼的居住人群与苏式楼的时期大不相同，沈阳的赫鲁晓夫楼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赫鲁晓夫楼在当时是新式楼房，且大部分户型为独立的厨卫，它迎来的首批居住者是工厂中的高级工人及管理层，与工厂之外的其它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层以及部队干部。又由于分发公房的考量是以户口中级别最高者为标准，所以导致许多家庭的父辈居住房屋距离单位很近而子女则距离单位很远，这又引发了上世纪80年代公有房制度中的大批量换房政策。

沈阳皇姑区辽河小区的赫鲁晓夫楼，图片来自王泽音

住宅建筑寿命至少50年，足可以将一个人的主要思想成长期囊括进去并在其中跨越两代人，那么这个居住实体空间造成的行为改变可谓深远。而且，在公有房屋的分配制度下，人们并无选择的自主性，可选择的房屋实体也并不见实质差异。所以，楼体之外的附属配套设施建设也呈现了趋同性，其区别也只体现在装饰图案和有限的造型选题上。这在另一种程度上遏制并曲解了关于城市的创新甚至创新的本意。由人本而出发的城市构建需求被这片住宅海洋淹没；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的一时之计，流变成至今难以抹去的解决一时之需的城市发展思路。以50年的建筑寿命来计，沈阳将在2030年迎来赫鲁晓夫楼的大规模拆除，届时居住空间和城市面貌将又一次变革，但由此流变而成的思想是否能迅速改变，实难判断。

沈阳和平区八卦街西北角的路段，赫鲁晓夫楼在此错落排列，图片来自王泽音

对赫鲁晓夫楼进行记述的项目将一直持续下去，下一阶段的工作将由楼体外部空间向内部空间转移，扩大对居住者的采访工作，配合多元多群体的记述方式，将居住者对居住空间的表述形成常态，以此获得更具意义的讨论。并以期通过这种城市实践的行为，让人们回看自身，看到人、建筑与街道，走进去，去生活。唯有回到生活中，人与建筑的对话方始，才能读到功用、理念、潮流以及时代情绪，发现并理解个体习惯中的时代习惯怎样在群体中养成。以此，我们才好说这个集体主义建筑了什么，以及我们的时代该建筑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