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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走进“职场性骚扰”丛棘的女性

澎湃新闻见习记者陈媛媛澎湃新闻记者任雾

2021-09-07 18:55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阿里一名女员工发布网贴，自述酒后遭受性侵害事件引发众议。这名员工称，7月27日，出差期间，她在酒桌上被灌酒，并遭到男商户张某猥亵，其后男领导王某文又在当夜多次进入其酒店房间，进行性侵犯。事后，她曾多次向公司反映，均未获回复。

8月14日，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发布通报，王某文、张某因涉嫌强制猥亵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没有证据证明有强奸犯罪事实发生。8月25日，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通报，张某涉嫌强制猥亵犯罪，依法批准逮捕；9月6日，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通报，按照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对王某文终止侦查，并对王某文作出治安拘留十五日的处罚决定。

至此，案件暂告一段落，但舆论的风向却发生了的变化：当通报与自述网帖有所出入，受害人遭到网友质疑，认为事件“反转”的论调频频出现。

在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莹看来，许多职场性侵案件的具体过程十分复杂，无法仅以“反转”概括。她见过太多女性无助又惶恐的面孔——这极有可能出现在从案发、报警、诉讼到庭审的任何一个阶段，乃至案件完结之后。

本文图片均为视觉中国图

至今，李莹代理过30余起职场性侵案件，包括山木集团总裁性侵女下属案、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吴春明诱奸女生案、重庆女教师被校长性骚扰案……其中，有两起恰好踩在司法进步的鼓点上：

2005年8月，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出台，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当时，“性骚扰”还未被设为独立案由，李莹正在代理“北京某美术学院学生性骚扰女模特”一案，修正案通过后的第二天，她与当事人以“一般人格权”提起诉讼，顺利立案，这一案件被称为“京城第一性骚扰案”。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首次成为独立案由。恰巧，李莹代理的“成都义工明星刘某性骚扰女员工”一案，成为第一起以性骚扰为案由胜诉的案件。

李莹发现，在职场性侵案件中，两者之间往往存在权力落差，这让多数女性在遭遇性侵后，面临巨大的困惑。同时，难以估量的伤害持续发生在报警维权之后：失去工作、被质疑没有马上报警、被污名个人道德存在问题……甚至被丈夫或男友问：“你为什么不拼死反抗？”这些都是李莹代理案件中受害人的亲身经历。

2018年，李莹所在的机构曾发布一个职场性骚扰案例报告，题为“打破沉默，拒绝妥协”，希望受害女性能够站出来，但当她目睹了许多女性维权后遭遇的种种困境，不再强求，“我不会说，‘你站出来吧’，因为我知道站出来有多么难。”

多年的观察，让她意识到，职场性骚扰是洞察性别暴力的重要议题。从她的讲述中，我们或许能知晓受害者的挣扎与反抗。

【以下是与李莹的对话】

职场性骚扰是一种性别歧视和权力控制

澎湃新闻：什么是性骚扰，对于性骚扰的法律界定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李莹：《民法典》第1010条给出了定义，第一点是违背他人意愿，第二点是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用语言、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实施性骚扰。

在《民法典》之前，没有对性骚扰的（明确）定义，主要是一些省市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中有界定。再往前推，法律将性骚扰看作是流氓罪，认为是（骚扰者的）个人道德问题，而不是一个性别议题。所以《民法典》将性骚扰纳进来是法律的进步。

澎湃新闻：性骚扰的主要受害群体是女性吗？

李莹：我们前两年做了一个司法大数据，对已经在司法审判实践当中的性骚扰案例进行统计，（发现）提起诉讼的受害人，女性占比91%。正因为如此，我们把性骚扰看成是一种基于性别的暴力，或者是性别歧视的体现。

澎湃新闻：在你接手的案件中，职场性骚扰大概占到什么样的比重？为什么要重点关注职场中的性骚扰？

李莹：基本上公共场所的性骚扰，很少有人直接求助，因为如果她当时反映的话，就以治安管理处罚的形式处理了。反之，如果她当时没有报警的话，因为是陌生人之间，之后很难再去取证。

性骚扰案件的关注点确实在职场上，一是因为公共场所存在不确定性，骚扰者可能是以性满足为目的，正好碰到了一个姑娘，他就伸出了咸猪手，目的相对单一。但是职场性骚扰复杂一些，有的（骚扰者）是基于性的满足，但有的基于一种性不平等意识，也就是说，“我”通过性骚扰的方式来表达“我”对你的一种歧视，你要臣服于“我”，比如说在一个环境里讲黄段子，其实表达的是对女性的某种不屑。

职场性骚扰的本质是权力控制，更多发生在上级对下级，或者老师对学生（的关系里）。受害人往往处于相对骚扰者弱势的位置。

“是我想多了吗？”

澎湃新闻：当职场性骚扰发生后，有的受害者选择报案，有的选择沉默，影响她们是否站出来的因素是什么？

李莹：原因很复杂。首先，跟性别文化环境有关系，社会对性骚扰是有偏见的、污名化的。

受害者被问的最多的就是：他为什么不骚扰别人，骚扰你？“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是不是你自己（有问题）？比如说衣着不够端庄、比较轻浮？而且，很多骚扰者也会说是女性主动勾引的。所以会让女性很害怕——如果站出来了，其实根本不是你的错，但是大家就会认为你有错，甚至可能她的家人都会认为她有问题，很多人就是怕引起家人的误解。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和职场性骚扰的权力控制特性有关。

比如说高校，特别是硕士生和博士生，她和导师的人身依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她的毕业、就业，甚至她在这个领域的发展都跟导师有紧密的联系，如果这个老师一旦要整你，（那）你可能在这个圈子混不下去。

而在职场上，会影响到你的升职、加薪，甚至能不能在这个单位干。

2008年，在广州有一个日籍主管性骚扰女下属的事件。在联欢会上，主管熊抱女孩，把那个女孩吓得躲到桌子底下去，这个主管再把女孩从桌子底下揪出来，熊抱人家。最后，女孩被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了。因为她被性骚扰了，非常难受，没有办法工作，结果单位就说她旷工，解除劳动合同。工会也不支持女孩，有人跟她说，你就是一个小员工，但是这个人（主管）是会给我们公司带来效益的，他更重要。

此外，司法支持力度还很薄弱。站出来，证据不够，反而被告；证据够了，构成性骚扰了，最后也就是赔礼道歉或者精神损害赔偿。

我刚才说的日籍主管性骚扰女员工，最后就赔3000块钱，那女孩当时就哭了。我们的成都明星社工刘某性骚扰女社工的案子胜诉了，就一个赔礼道歉，精神损害赔偿金都没有。为了这个案子，我们往返成都五六次进行法律援助，一分钱都没有收，全身心地支持她。我想说，那其他人呢？不能总是要律师去献爱心，而是应该让骚扰者承担违法成本。

澎湃新闻：在权力控制关系下，受害者的反应有特殊性吗？

李莹：成都社工明星刘某性骚扰女社工的案子，骚扰者刘某是一个所谓的公益大佬，在汶川地震中也确实做了一些事。这个受害女孩是很喜欢公益的，正因为刘某的这些光环，女孩遇到性骚扰（长时间用力的熊抱）的时候是困惑的，当时女孩就问，这个到底是谁的问题？——她自己认为刘某是性骚扰，但是其他人告诉她，你想多了。她就问了她的好朋友，结果她的好朋友不光被刘某性骚扰了，还被性侵了。那个女孩就哭着跟她说，你没有想多。

这是很多职场性骚扰案件的一个特点，因为他（骚扰者）是领导，年轻人是非常尊重的。但很多人是双面人，在外面显得温文尔雅。

澎湃新闻：刚才你讲到受害者站出来指控，容易被污名个人道德存在问题，有具体的案例吗？

李莹：成都社工明星刘某性骚扰女社工的案子，在开庭的时候，刘某提交了一个证据，是女孩在朋友圈转发的阴道独白演出（的截图）。这是一个著名的女性主义话剧，女孩作为一个关注女性权益的人，自然会关注。刘某就说被害人在朋友圈发有伤风化的东西——试图泼脏水，说明性骚扰是她主动的，想用道德品行去绑架、污名对方，以引导法官的判断，让法官认为这个女孩不够自爱。

“温柔的反抗也是反抗”

澎湃新闻：在职场性侵案件中，经常听到“证据不足”的说法，为什么这一类案件容易证据不足，难点是什么？

李莹：它有一个天然的不足，在于（性侵）往往发生在两个人之间，没有目击证人，而且很难有证据，像熊抱、摸，不一定能够留下DNA。

还有，如果有证据，那怎么证明这个行为是违背你的意志的？最近我刚代理的一个性侵案件，女方是秘书，酒局之后送老板回酒店。老板说，你上来我们要谈一下工作，她就上去了，结果被性侵了。她小时候也有被性侵的经历，当时特别害怕自己怀孕，就跑出去买避孕药。之后老板担心她逃，赶紧叫她回酒店。她因为着急吃避孕药，只有房间才有水，重要资料又都在包里，她就只能回酒店。回去后是早上4点多，她想回家，又担心打网约车会出安全问题，不敢走，直到6点天亮了才出去。

主办检察官问，你为什么不马上走？为什么去取避孕药的时候，不去报警还要回去（酒店）？检察官认为她违背自己意志的证据不够充分。我就说，一个受害人的应对有标准答案吗？

如果缺乏理念，不去综合当时受害人特殊的境遇，机械地去套用（法律），那对受害人来讲，很难获得有效的支持。

澎湃新闻：在性侵案件中，受害人容易被性侵者指控，是自愿发生性关系，或者是女孩主动的，你如何看待职场性骚扰中的性同意问题？

李莹：这不是同不同意的问题，而是说在权力控制关系之下，她（受害人）无法有效地处置自己的性自主权，她没有办法说不同意。也就是说，她没有说yes，那就不能做。

我说一下宋山木的案子，它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女孩子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明显的反抗，最后法院还是认定宋山木构成强奸，是从以下几点去判断的：

（编注：受害人刘某是深圳山木培训中心员工。2010年5月3日，刘某提出辞职。当晚宋山木挽留未果后，提出要刘某到其位于深圳市罗湖区太白路北松泉公寓打扫卫生。随后宋山木恐吓刘某并动手脱其衣服，刘某被迫按照宋山木的指令拍裸照。宋山木得知其处于月经期后仍强行与刘某发生性关系。2011年10月14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以强奸罪判处宋山木有期徒刑4年。）

首先，双方不熟悉，并没有亲密关系。很多企业喜欢取花名，宋山木在单位让他们全部统一副姓黄金，每个人都叫黄金某某。我问宋山木，这个被害人的真名叫什么？他不知道。本来他是想证明他们之间有亲密关系，但是连女孩本名都不知道，何来的亲密关系？所以法院认为她（受害人）只是一个普通的下属，没有任何其他的亲密关系。

第二，受害者处在一个孤立无援的环境里。当时，宋山木把她带到一个很偏远的房子里，对她说，如果你不听话，我就把你整死。

第三，女方被性侵以后，觉得恶心。她把所有的衣服都扔了。后来警方在垃圾车起获了扔掉的衣服。而且，她当时回去以后，跟寝室的人说了，也跟她男朋友说了，表现出的是一种难过、闷闷不乐的情绪。

后来，（针对）这个案子我们还开了一个专家研讨会，当时杨大文老师（编注：婚姻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说，“温柔的反抗也是反抗。”他说，我们不能用传统的贞洁烈女的标准要求当代女性，必须要拼死反抗才算是反抗。

还有，受害者突然间遭受这样一个巨大的变故，脑子是空白的，整个人不知所措。一个本来她尊重的人，突然变成了另外一副面孔，她需要时间消化。刚刚说的案子，这个女孩回去以后就到处查知乎，因为她不知道这算不算性侵。之后，她还问朋友、问男友，她男朋友说，这个是啊，你得报警，她才报警。后面她报警比较及时，头天晚上9点多钟发生的，第二天差不多6点钟就报警了。之后反而被质疑，你为什么没有及时报警？我们不能要求一个普通女孩，具备像律师一样的专业能力。

澎湃新闻：醉酒的程度会影响审判吗？

李莹：如果说性侵者醉酒是不影响的，不是说因为你醉酒了，就认为你失去判断能力，给你减轻（罪行）。但是受害人醉酒，如果是（深度）醉酒，不会考虑女方同不同意，因为她已经失去判断能力，那（发生性关系）就属于强奸。那如果受害人只是喝了一点酒，意识还比较清楚，就需要举证说明是不愿意（发生性关系）的。

澎湃新闻：你如何看待女性在酒桌文化里的位置？

李莹：我觉得酒桌文化是一个陋习，一方面它可能会滋生很多性侵案件，因为醉酒后，她的意识和反抗能力都比较弱，这个时候（性侵者）比较容易得逞。

另一方面是，酒桌文化会让女性在职场中处于更不利的位置。因为如果女性不能喝酒，一些用人单位就说，为什么不愿意要你，因为女的不能喝酒，不能应酬。如果这个女性能喝，她很受欢迎，但其实这不是说它就被视为一种能力了，喝一些酒，嗲一嗲，弄一弄，可能大单就来了，这实际上是对女性的一种物化。酒桌文化的盛行，会让女性的职场压力更大。

刺一直都在

澎湃新闻：为什么一些受害女性遭受了性侵或者性骚扰，很久之后才报案，这种情况常见吗？

李莹：一两年甚至十几年后站出来报案都是有的，很多人当时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就算了，但这件事情一直埋在心里，这根刺时常扎着她疼。如果这时，别人的勇敢鼓励到她了，或者她发现还有其他的受害人继续遭受伤害，那她可能会站出来。

不能否认说有构陷，但是真正构陷的是很少的。之前我看一个其他公开判决的性骚扰案子中的法官说理，那个法官说，现在的社会文化之下，对性骚扰有污名化、对性骚扰受害人仍然存在偏见的情况下，这个人她不会自毁清誉。因为如果是她构陷，她有可能遭受到的反噬更严重。这个法官就认为，几年后报案，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一方说有（性骚扰），一方说没有，受害人可信度更高。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待性骚扰事件中原告被反告名誉侵权的情况？

李莹：这个情况是让我很忧心的，她作为被告，同时她还败诉的话，可能会让更多的女孩子不敢站出来了。

在性骚扰案件中，名誉侵权一般是针对网络维权的，等于是指控对方在公开场合捏造、散布（损害名誉的信息）。如果是去公安机关报案，去法院起诉，即使证据不足，也不能因为走法律的途径，反告所谓的名誉权。

其实，我对网络维权的态度也是很纠结的。我个人认为，网络维权不应该是一个常态化的东西，我们应该走司法路径，直接报案，或者直接提起民事诉讼，如果构成刑事案件，就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这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网络维权？

一个是说，她们确实很多时候证据不够，没办法寻求司法救济，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发声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第二个是说，也有人想通过舆论倒逼司法，发现是有效果的。

之前我也有当事人想在网上实名维权，我说你们想站出来揭发，勇气可嘉，但是网络是有记忆的，若干年后，大家还能搜得到，可能还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还有现实（情况）是，你很可能会面临的法律风险就是被别人告（侵犯名誉权）。

澎湃新闻：受害女性站出来维权，你接触后，感觉她们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李莹：我用李白的那句话形容：“拔剑四顾心茫然”，就是我站出来了，剑也拔出来了，然后发现我是自己一个人在战斗，基本上是无助、惶恐、孤立无援的状态。

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2018年做的职场性骚扰案例研究报告，题目叫：打破沉默，拒绝妥协。我们希望所有受害人能够站出来，打破沉默，但事实上到了后面，所有向我们求助的受害女孩，我都是非常尊重她们的想法，我不会说，“你站出来吧。”我知道站出来有多么难。

澎湃新闻：案件完结后，职场性骚扰的受害者处境怎么样？

李莹：我们很多的性骚扰受害人站出来后，结局并不好，基本上要么离婚，要么跟男朋友分手。

我们碰到最极端的例子是，她被性侵了，她的老公刚开始是同情她的，到后面他越来越不能接受，他说：“你为什么不拼死反抗？”最后，她老公居然去嫖娼，觉得通过这个方式可以减轻内心的不平衡、愤怒，我们的受害人也无可奈何。但即使这样了，他的内心还不平衡，最后就离婚了。

我们还有一个当事人被领导多次性侵，她的丈夫刚开始也是支持她站出来（维权的），到后面也开始不平衡，他说，你一次就好了，我也能理解你当时没有办法反抗，那为什么你还要多次？她的丈夫年纪比她大一些，是二婚，这个女孩年纪轻，是初婚。她的丈夫居然怀疑说，是不是你就是因为有这件事情，自己不值钱了，所以才找我的。（他）既侮辱了这个女孩，也侮辱了他自己。

性骚扰代表一种敌意的工作环境

澎湃新闻：从侦查角度而言，对于遭受性骚扰的受害者，你有什么建议吗？

李莹：应该从两个角度来说，一个是我们司法系统、社会支持系统应该更加有力，避免对她们的二次伤害。很多人说我们要去教受害者如何应对。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的系统不是一个支持性的系统，（受害者）再如何应对，还是没有办法得到应有的支持。

其次，对受害人来说，第一，一定要零容忍。一旦发现，必须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及时地呼救、报警、投诉。

我们前几年有一个案子是在四川发生的，这个女孩刚入职，她的主管三天两头让她到办公室讨论工作。（事发）那天，也是下班以后又让她去办公室，结果对她进行猥亵。这个女孩非常勇敢，她一边拼命地推，一边大声呼救。虽然是下班时间，但是正好有人加班，听到以后马上报警了。警察过来抓了一个现形，最后追究了刑事责任。

第二，一定要有证据意识。（骚扰者）一旦动起了坏心思，骚扰肯定不止一次，你第一次可能没有防备到，没有办法取证，但你之后就留一个心眼，一旦不得已跟他独处的话，提前把录音机开上。我们有一个案子就是受害人把录音机开上，全部录下来了，这是很有效的证据。

第三，我们要增强敏感度和识别力。好多人不知道自己是被猥亵或性骚扰了，（例如）摸敏感部位、暧昧的眼神，包括持续地说“你好美啊”等等含有性意味的话，得有这个意识。

好多人争论，饭桌上讲黄段子是不是性骚扰。同样一个黄段子，可能其他女生听了觉得没什么，对她就不构成性骚扰。但是对你来讲，是一个特别大的冒犯，那就是性骚扰。很多时候，骚扰者会抗辩，我并没有想骚扰她的敌意，“其他人听了都没事，怎么对她来说就有事？”要知道，性骚扰不是按骚扰者的动机，而是要考虑被骚扰者本人的感受。

要是发生性关系，即使他说喜欢你，只要你不喜欢他，你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哪怕他是你的领导，哪怕他平常多么道貌岸然，就是强奸。

澎湃新闻：《民法典》第1010条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为什么法律把职场性骚扰防治的义务加在用人单位身上？

李莹：企业防治职场性骚扰是它天然的义务，为什么这样讲？职场性骚扰和公共场所性骚扰不一样，它（职场性骚扰）不仅仅是行为人之间的事情，它是在职场上发生的，代表一种敌意的工作环境，代表的是权力控制，跟职场的物理空间属性是有联系的。

以前大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觉得这就是骚扰者自己的事情，跟企业有什么关系。我们从国外的相关经验里发现，如果单位建立了防治职场性骚扰的机制，会有效地减少或者杜绝性骚扰的发生。

现在，我们发现很多企业并没有意识到要建立这样一个机制。

事实上，《民法典》规定企业有法定义务，但是并没有明确企业没有履行义务后的法律责任。我们做了多起的职场性骚扰案件，都把用人单位也列为被告，但是目前为止没有获得支持。我觉得这也是司法实践当中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国家都规定了（防治性骚扰的）雇主责任，而且雇主责任是惩罚性的。所谓惩罚性责任就是，对受害人的赔偿远远高于受害人的实际损失。我觉得只有加大骚扰者的违法成本，也加大企业的违法成本，才能够更有效抑制职场性骚扰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