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中国老百姓最想消费医疗、健康和教育

主讲人：何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主题：后SDR时期中国宏观政策框架的重构

时间：2016年2月27日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编者按】

2月2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等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6年一季度）”报告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何帆谈到当前政策制定的“三难选择”，第一个目标是经济增长，第二个目标是充分就业，第三个目标是金融的稳定性。他说，选择其中任何一个目标，都会和其他两个目标出现冲突。在他看来，最重要的还是要稳定一个相对比较高速的经济增长。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何帆发言内容的摘录：

我们学过开放条件下的“三难选择”，意思就是说在开放条件下政府有三个主要的政策目标：一个是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二是汇率稳定性，三是资本自由流动。最好的情况下，你只能得到两个目标，但是你必须放弃第三个目标。所以经济学是讲你必须要做出选择。

借用开放条件下的三难选择来描述一下经济现在遇到的情况，其实我们现在也遇到了一个三难选择，而且我们这个三难选择比教科书里面的三难选择要更加艰难，因为我们也有三个目标，但是我们选择其中任何一个目标，都会和其他两个目标出现冲突。

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经济增长，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经济增长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目标就是充分就业，我们必须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就是你必须要有足够就业岗位才能维持社会稳定。第三个目标变得越来越重要，就是金融的稳定性，局部性和系统性的潜在的金融风险是我们不得不去关注的。

这三个目标都很重要，但是我们选择其中任何一个目标都有可能和其他两个目标冲突。如果我们选择的目标是经济增长，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采用传统发展模式，继续由政府投资，投资到基础设施，投资到重化工业，投资到房地产，GDP数字会变得很好看。但是这些行业相对来说都是资本密集型行业，不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所以它不可能产生很多的就业岗位。

正像我们在2008、2009年之后出台的一系列刺激政策最后带来的一些后遗症，我们会看到银行体系中的一些不良贷款增加，地方政府的债务增加，会影响到你潜在的金融的稳定性。

如果我们认为最重要的目标是充分就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发展服务业，因为制造业不可能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制造业现在要升级换代，升级换代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用机器替代劳动，像富士康现在都在投资机器人。

所以，以后的制造业是用机器来替代劳动。这些被替代出来的劳动力，如果要寻找到就业岗位，更多的是在服务业，服务业会创造包括高端劳动力的就业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

有一种说法说我们的制造业现在增长速度在放缓，如果把服务业发展起来，我们还能够维持比较高速的经济增长。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以传统的服务业为代表，我们不去考虑互联网+这些比较流行的现代服务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是慢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的。

你去买智能手机，买iPhone手机，买了iPhone5，就等着iPhone6，买了iPhone6，就等着iPhone6S，等着iPhone7，有非常快的升级换代的速度。但是服务业不可能有这么快的升级换代速度，你家里面雇佣一个保姆，过半年从保姆1.0就变成保姆2.0，是不可能的，不下降就不错了。而且服务业比重越高中国潜在增长率就继续放慢，所以这个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会带来影响，而且这个转型会对中国金融业带来影响，我们传统的金融业里面主要是银行业，银行业主要客户是制造业，这个实体经济和金融匹配模式很好。

当制造业企业到银行要求贷款的时候，银行会要它提供抵押品，但是制造业企业是有抵押品的，它有土地，有厂房，有机器等。而且在原来高速增长的时候，制造业的流动性是非常稳定的，而它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是很快的。所以过去这个实体模式和金融模式匹配得很好。

现在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很多在服务业里面的创新企业到银行要求贷款。我是一个律师事务所，我是一个咨询公司，我要到银行里面贷款，银行让我提供抵押品，我提供什么抵押品呢？笔记本电脑？肯定不够。我真正的资产在脑子里，但是不能把脑袋给你切下来搁到银行里面去。所以服务业里面的很多新型企业没有足够的抵押品。

我们现在的银行体系在原来经济基础上，很难判断到底哪些是好的投资机会，哪些是不好的投资机会。到最后服务业一定出现很多成功的企业，会出现阿里巴巴，会出现新的BAT，但是当他们刚刚出现的时候，你怎么能够知道未来成功的企业呢？当年跟马云差不多的创业者很多，但是你知道最后哪个是阿里巴巴，哪个是阿里妈妈呢？你没有能力判断。

所以最后结果就是服务业发展，我们金融行业中有更多的不良贷款。我们现在要求金融稳定，为什么要金融稳定呢？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你到欧洲，到日本，到美国看，大家都在去杠杆化，唯独中国在加杠杆。在你的经济繁荣的时候，你杠杆率很高，你觉得很爽，但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去杠杆非常困难。如果你去杠杆去的太快的话，会引发一个螺旋型下行的机制。这样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增长目标，如果中国经济出现了硬着陆，又会影响到我们的就业。所以大家可以理解，管理中国经济是很艰难的事情，因为几个目标之间是互相冲突的。

什么东西最重要？最重要的在我看来还是要稳定一个相对比较高速的经济增长，为什么？我们不能低估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我们可能觉得没问题，不过是从原来的7%、8%，掉到了6.9%。但是我们在过去30年，尽管经济有起伏，但是总体来说我们是保持了非常强劲的高速增长时期。新常态情况下，我们潜在增长率在下降，所以我们进入了新的阶段，上山的路和下山的路不是一条路，风险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过去经验都是在应对高速经济增长，我们觉得低一点没有问题。但是你在低速经济增长的时候，会有很多内在机制触发各种螺旋型下降的机制，去杠杆会导致资产价格下降，资产价格下降会导致进一步去杠杆，你的财政紧缩会导致经济下降，经济下降会导致财政进一步困难，财政进一步困难会导致经济进一步下降。有很多这种内在螺旋型下降机制。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足够准备，可能会遇到风险。

怎么办呢？我们需要一些政策，首先一点就是刺激政策，当然我们货币政策不可能用2009年那样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会带来很多风险。但是货币政策要注意到我们刚才讨论到的PPI在持续下降，包括GDP的平均指数已经为负。

与此同时财政政策仍然有很多空间可以有更积极的作为。并不是说像过去那样投资“铁公基”，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能够投资的东西很多，能够想到的新的投资方式很多，有很多投资不一定投资到实物，可以投资到人力资本，有很多投资不一定是政府非要自己做，政府可以通过买的方式，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给私人部门提供更多的需求的机会，如果你把经济稳住了，才能够更好推动我们现在所讲的结构性改革。

有很多结构性改革会使经济短期出现阵痛的，我们要减少过剩产能，要去杠杆化，在短期内经济不可避免的往下走，但并不一定所有结构性改革都一定使得经济往下走，我们也要寻找一些结构性改革创造新的需求的机会。

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服务业如何开放，举一个我最喜欢的例子就是医疗卫生行业的开放，你可以用一个政策达到很多目标，你为了维持投资相对比较高，你必须投资，投资到哪里？投资别的领域都会出现产能过剩，唯独投资到医疗卫生，因为中国马上老龄化，这个领域不太可能出现产能过剩。

如果你想增加消费，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不消费？并不是我们不买东西，而是我们想买的东西提供的不多，我们想买的是服务品，我们想消费的是医疗、健康，我们想消费的是教育，但是在这方面供给不足，质量比较差，价格奇高。

所以，如果增加对医疗卫生行业的投入，我们会增加消费，而且能够创造就业，你早晚有一天需要把在工厂流水线上的生产女工转化为在医院里面的护工，你必须早做才行。而且你需要一个政策能够直接让老百姓感到开心。

你问中国老百姓，你为什么感到不幸福？其实大家抱怨多的就是看病难，上学难。如果政府说给我五年时间，我来解决中国看病难的问题，老百姓支不支持？巴掌都要拍红了。然后我们可以利用在医疗卫生行业改革成功的经验，再去推动更为艰难的，比如能源、比如国有企业、通讯行业等等领域的改革。

最后，我觉得我们需要借鉴美国当年罗斯福新政的经验，我们需要把这些已经有的政策重新打包，这个政策组合里必须要有足够的王牌能够向市场释放出来明确的信号，能够提振市场的信心。

你去看看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里面并不是所有政策都是新的，有很多和胡佛当年做的是一样的，而且并不是所有政策都考虑得很清楚。银行出现危机之后，说把银行关了，关一个星期再重新开放，说我们用一个星期看看谁是好银行，谁是坏银行。如果给一个星期时间，把全国银行查一遍，查出来谁是好银行，谁是坏银行，这是不可能的，但是重新开门之后，恐慌就没了。所以，我们需要把政策重新设计之后，用一个能够足够有说服力的方式表达出来，如果中国经济能够保持稳定，其他问题，我估计最近令人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单是考虑汇率的问题，现在很可能是无解的，但是当经济相对平稳之后，再回过头来告诉市场汇率打算怎么改革，这个工作就会变得容易很多。

（本文根据主办方提供的速记整理，未经主讲人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