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时代︱国内追求民主，国外继续扩张

何谓“大正时代”？

日本的大正时期，指的是年号为“大正”的嘉仁天皇（一般称为大正天皇）在位的1912年7月至1926年12月这一时期，历时15年，是近代以来一任君主在位最短的年代。不过，它在日本近现代史上的重要性却绝不可小觑。有人曾将其比作中国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中的雍正王朝，就承前启后这一角度而言，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大正天皇身心羸弱，并无雍正的坚毅果决，他本人的领袖角色，相当有限，主导大正政治的，倒是一些明治的元老和包括政党在内的新兴政治力量，社会大众和媒体舆论也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大正时期的开启，只是因为明治天皇驾崩、大正天皇即位的缘故，绝不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它的政治格局，只是明治脉络自然延伸和发展的结果，不过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内部诸因素的积聚发酵，大正时代形成了一个与明治有些异色的局面。而且，大正时代也在各个领域为后来的昭和培育了诸多基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昭和的基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说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大概也不为过。

日本人的“德谟克拉西”：追求民主和宪政

大正时期在政治上最引人注意的是，以1912年12月开始的第一次护宪运动为起点、1925年3月普选法的通过为归结点的民主运动。这并不是一场以某个人或某个政党为主导、连贯有序的政治运动，但其目标比较明确，就是要打倒藩阀政治从而实现政党政治和普选制度。民主运动大抵实现了这一目标，但完成得相当不彻底。

明治时期，由福泽谕吉和明六派等展开的一场思想启蒙，导致了实践性的自由民权运动，最终实现了颁布宪法（1889年）和开设国会（1890年）的目标，但实际上这个宪法却是一个突出天皇绝对君权、民主色彩很弱的大法，而所谓国会，是由贵族院和众议院组成，前者的成员是皇族和明治后获得公侯伯子男爵位的上层权贵以及大额纳税者（即最富有的阶层），后者虽由选举产生，但是有选举权的，仅限于年度缴纳国税15日元（在当时的日本这已经颇为可观的了）以上的男子，全国共45万人，不过占4000万总人口的1%。当选为第一届众议院议员的45人中，有地主22人，实业家21人，人均年度纳税额是1500日元，地主阶级则人均拥有200公顷的土地，相当于当时自耕农人均1公顷土地的200倍。而主掌历届内阁的，除了有过一次不彻底且短暂的政党内阁外，基本上是当年在推翻江户幕府中立了“功勋”的萨摩藩（大致相当于后来的鹿儿岛县）和长州藩（山口县）出身的武士（诸如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或属于他们一派的政治力量（所谓的“藩阀政治”），民众、尤其是中下层阶级参与政治的程度很低。

明治以后，日本竭力扩充军备，逐渐建立起了现代的军队，并在日清（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但民众生活却未见明显的改善，庞大的军费，大部分是由增加税收的途径获得的，因此当人们获知朴茨茅斯条约未能得到赔款和割地后，在东京日比谷爆发了大规模的暴乱，其中虽然包含了扩张国权的色彩，但从冲击政府衙门的行为来看，更多的是发泄了人们对藩阀政治的不满，此后，各种民众运动此起彼伏，日后的一个高潮，便是1918年爆发的全国性的“米骚动”。这种矛头指向当局的社会动向，便是大正民主运动得以展开的民众基础。

但是，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必须要具有思想上的领袖和一定的政党力量。思想上最主要的领袖是吉野作造（1878-1933）。吉野在第二高等学校求学时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在东京帝大念书的时候，就阅读了多种社会主义的书籍，较多地接受了为民众谋幸福的思想。1906年他带着妻女来到天津，担任了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的私人教师，其间曾在新开设的北洋政法学堂中讲授政治学和国法学，学生中有后来成了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1910年他去欧美游学3年，归国后升任东大教授。或许是早年接受社会主义的影响，或许是在欧洲实际感受到的民主政治，回国后他就以《中央公论》为阵地，鼓吹“民本主义”（最早使用这个词的人是新闻记者茅原华山），批判藩阀政治，主张普选。

民本主义，其实也就是民主主义，即Democracy的日语表述。但日文汉字的表述为何不用“民主”而用“民本”呢？这是因为《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章明文规定国家主权在于天皇，天皇拥有所有有关国家的最高权力，而“民主”一词则表示主权在民，与宪法和天皇的统治发生冲突，有冒渎天皇的危险，因此在二战结束之前，日本禁用“民主”两字，除了民本之外，一般用音译的“德谟克拉西”表示。

吉野于1916年1月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长达一百多页的论文《论宪政本意及其贯彻之途径》，阐述了对民本主义的认识，讨论了政治目的、方针的决定、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运用，论文大量介绍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各国的历史和现状，从而展开了民本主义论。他主张，要用“宪政”（民本主义）的理念改革那些封建专制的旧体制和旧势力，同时实行自由主义改革，实现政党政治，扩大选举权，他希望通过普选制度来提升民众的政治参与度，从而改良国家的政治。

在吉野的理论提出之前，日本已经出现了护宪运动。1912年12月，以长州藩出身的陆军大将桂太郎为首相的内阁试图强行通过增加两个师团的提案，以立宪国民党等为主体的社会政治力量发起第一次拥护宪政运动，声势浩大，结果在1913年2月迫使桂太郎内阁下台，由此藩阀政治大为受挫。吉野的理论提出之后，社会上展开了一场有关德谟克拉西的大讨论，民本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后来吉野又以东京大学为平台，于1918年组织了“黎明会”和“新人会”，出版了杂志《德谟克拉西》等，以演讲会的形式等向民众宣传民主和宪政思想。在这样的氛围中，以平民出身的政友会领袖原敬为首相的第一次真正的政党内阁于1918年9月诞生了，除了海军大臣、陆军大臣（按明治时期立下的规矩，海陆军大臣须由军人担任）等之外，其他内阁成员均来自政友会。这样的政党内阁，后来勉强维持到1932年的犬养毅内阁为止。1925年，在宪政会等政党的大力推动下，终于在第50届议会上通过了《普选法》，给予25岁以上的“帝国男性臣民”选举权。于是，有选举权的人从328万增加到1240万，1928年2月，实施了第一次普选法框架内的大选。

政党内阁的诞生和普选法的实施，是大正民主运动的结果。

持续的帝国扩张：德先生挡不住殖民的脚步

追求民主和宪政只是大正政治的一面，明治时期形成的向海外扩张国家权益的帝国主义思想和实践并没有因为这一面而有丝毫的收敛。可以说，整个大正时期，是日本人在国内追求民主宪政而在世界上扩张国权（也就是极端的国家主义或帝国主义）两种政治欲望交织的时代。1905年的日比谷暴乱，既表达了民众对政府苛捐政治的不满，也表露出希望通过海外战争获得更多的割地赔款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无理欲求。明治以来的向外扩张的政治脉络，在大正时期有了进一步的膨胀。其最典型的表现，便是趁机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向中国提出蛮横的“二十一条”。

1914年7月一战爆发后，决定参战的英国依据日英同盟的关系，要求日本协助英国对远东的德国海军做些辅助性的打击。日本朝野敏锐地察觉到了这是一次向外扩张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外相加藤高明语），8月7日内阁彻夜讨论此事，翌日决定对德宣战。明治元老井上馨说：“大正新时代里的这次欧洲大祸乱，乃天助日本国运发展”（《世外井上公传》第5卷）。一些舆论领袖都主张日本参战，《东京每日新闻》的主笔、后任国会议员的石川半山在1914年9月号的《中央公论》上发表《归根结底是支那问题》一文说，对于中国问题而言，这次战争是“一场等待已久的战争”。提出“民本主义”概念的茅原华山则主张在大战之际向中国扩张势力（《从文明史、国际史的角度观察的欧洲战争》，发表在同一期的《中央公论》）。由此可见，政府的想法与舆论不谋而合，互相呼应，而这些舆论的鼓吹者中，不少还是德谟克拉西的宣扬者。

日本的目的当然不只是打击德国，更是为了夺取德国在胶东半岛的权益。1896年12月，德国趁中国国势衰败，向清政府提出了租借胶州湾50年的要求，翌年通过实力占领了胶州湾。日本也一直在觊觎这一优势的地理区域，只是慑于德国的力量，不敢轻易染指。如今在参战的名义下可以堂而皇之地抢夺了。尽管中国是局外中立，但日军还是扩大了军事行动的范围，于9月2日在山东半岛登陆，11月7日攻陷青岛。青岛陷落后，日本国内一片欢欣雀跃，举行提灯游行，以示庆祝。爱国妇人会准备了慰问用的手绢和明信片，许多人聚集在日比谷公园，集会声援。在对外扩张上，朝野每每能够达到惊人的一致。

当然也不是没有对此冷眼批判的人。在这种赞美战争的潮流中，批评“大日本主义”的石桥湛山，站在“不应向亚洲大陆扩张领土”的立场上，在1914年11月15日的《东洋经济新报》上发表了《断不可占有青岛》一文，对日军占有青岛的行为进行了谴责。但这样的声音在当时的日本却不是主流。

日本在攻占了胶州半岛后，立即在1915年1月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咄咄逼人的“二十一条”，不仅要全盘接受德国在山东的领地和权益，并要确保日本在所谓“满蒙”的既得利益，还意欲控制中国的行政和警察系统。此事大家已经颇为熟知，这里不赘。1918年8月，日本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出兵西伯利亚（日本派兵7万2千人，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的总和），干涉新生的苏联政权，其主要目的倒不是为了剿灭共产主义，而是借机扩张在东北亚的势力范围，因此当1920年1月其他国家纷纷撤兵时，日军依然驻扎在西伯利亚东部，目的是防止苏俄有染指中国东北（满洲）的机会，一直到1922年裁减军备的华盛顿会议举行时，日本才不得已将军队撤回。这也说明了在对外扩张国权方面，大正日本丝毫不比明治日本逊色。政党内阁上台后，基本上也未能阻遏日本的帝国主义倾向。这一倾向在昭和之后愈益膨胀，一直扩展到侵占中国东北和全面侵华战争的发生。

通过武力来扩张日本在海外、尤其是中国的权益，这一源于明治时期的国策，即便在民主运动高涨的大正时期，也没有发生丝毫的变化。整个大正时期，在国内政治方面，大部分日本人希望打倒传统的藩阀政府，扩大民众自由民主的权利，通过政党内阁来实现政治的民主化运作，而在对外方面，却很少有对殖民地统治和对外强行扩张政策的内省，大部分人认为后者能够为日本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这种对内对外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分裂，正是近代日本的一个显著特征，非常耐人寻味，也值得今天的人们深入思考。

（作者系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