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来袭，北洋政府如何应对

鼠疫来袭

1918年1月1日，新年伊始，北洋政府却突然接到一份紧急报告，称绥远、山西等地爆发疫情。感染者症状极似鼠疫，已死亡数百人，甚至有借助京绥铁路大规模东侵、直扑京津的趋势。一想到1910年东北庚辛鼠疫的惨重人员伤亡，北洋政府心急如焚。北京是北洋政府首都、外交使团驻地，更有近百万居民，万万不容有失。1月7日，北洋政府紧急召开国务会议，商讨防疫办法。与此同时，六国公使团与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也在各自辖区内召开防疫会议，准备应对这场鼠疫大灾。

其实，距离北洋政府接到报告，鼠疫已经在绥远、山西等地肆虐了近四个月了！1917年8月，鼠疫首先爆发于绥远省伊克昭盟乌拉特前旗扒子补隆（今内蒙古新安镇），不到 4 个月，就染及全区 27个旗县。进入12月后，正值皮毛收购时节，大批商人满载着带有鼠疫病菌的毛皮准备返回内地过年，成为鼠疫的极佳传播通道，借助京绥铁路上的火车，在北洋政府接到报告时，鼠疫已经传播到了拥有二十万人口的贸易重镇——丰镇！时人哀叹鼠疫所过之处，已经是“风凄雨愁，无天无日，白昼相逢，人鬼莫辨，则回视自身，亦莫知是生是死也”的局面了。

鼠疫来袭，北洋政府反应缘何如此迟钝？几乎要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想到采取措施！除当时北洋政府已经被护法运动和参战之争弄得焦头烂额外，地方官府为避免责任隐瞒不报也是重要原因。加上山西等地季节性流行一种名为“冬瘟”的传染病，所以除传教士外，几乎无人重视。直到当年12月，三名比利时传教士在绥远感染鼠疫身亡。有外国人死亡，这自然是大事了。23日，日本人主办的《顺天时报》首先爆料，援引英文《北京日报》的消息称，协和医院接到山西传教士来电，才知道山西省“发生疫病，患者咳血一二日即死，传染甚盛”，认为可能是“百斯毒”（即鼠疫），希望当局予以注意。之后《申报》等报纸纷纷转载跟进。于是，在被忽视了四个多月后，这一消息才引起了北洋政府的重视。

北洋政府如何应对

如何着手防治疫情？这点北洋政府倒是颇有信心。因为七年前，另一场爆发于长春规模更大的鼠疫在伍连德的主持下，为中国政府成功扑灭。伍连德当时正在东北防疫处任上，时刻监视疫情，防止鼠疫死灰复燃，是世界一流的鼠疫专家。因而在北洋政府接到报告的第三天，也就是1月3号，伍连德即主动赶赴绥远，调查疫情。

在1月7日的国务会议上，北洋政府决定由内务部牵头，交通部、陆军部、财政部等部门配合，联合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以江朝宗为会长，全权负责防疫事务。1月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首次开会，任命伍连德、何守仁、陈祀邦为防疫委员。具体部署上，则设立了三道防线，分专人负责：绥远一线由伍连德负责，丰镇一线由何守仁负责，大同一线由陈祀邦负责。当时北洋囊空如洗，为筹集款项，又以盐税为抵押，向四国银行团借了100万元，充当防疫经费。

再看伍连德，与两名同行的美国志愿者医生到达丰镇后，根据当地疫情，建议采取三项措施。包括设卡控制交通、限制售票和派遣驻站医师，来监督铁路交通。这也是当时通行的办法，即尽量避免鼠疫大规模蔓延。如庚辛鼠疫期间，清政府为防止南逃难民将鼠疫传入关内，就曾命令邮传部制定了《查验火车章程十五条》，严格查验往来货物人员，后来干脆将“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因而此次北洋政府依样画葫芦，在1月16日的国务会议上就通过了相关隔绝交通的议案，不仅在交通部内部设立防疫处，又先后制定了《交通部防疫事务处章程》和《火车检疫规则》。其中重点是京奉、京绥、京汉等铁路干线。

具体防疫措施上，受越来越严峻的疫情传播形势影响，也变得越来越严厉，最初不过要求注意车站卫生，在列车上配备防疫员。到2月后，则趋于严厉。以京汉线为例，具体包括：1、大站设检验所，小站停止售票。2、需要设立检验所的站台应立即寻找场地，充作检验所，无检验所则不准列车停靠。3、凡是在特地车站上车的旅客，必须在检验所留验五日。4、如果检验所内旅客确认感染鼠疫，则同检验所旅客观察期延长到十日。5、撤销原来列车上的防疫员。

刚刚兼任山西省长的阎锡山却颇为矛盾。一方面，山西是大本营，害怕北洋势力借防疫为名趁机干涉山西内政，不符合其“保境”的“省策”。但另一方面，鼠疫蔓延开来又于自己利益有损，毕竟是乡梓之地，坐视不理不符合“安民”的“省策”。于是在召集省内文武大员召开特别会议后，阎锡山采取折中之策，自己成立了全省防疫局，局长由警务处处长兼任。又动用了军队充当防疫人员，承担检查旅客、清洁卫生的工作。为防止鼠疫蔓延至太原城内，又一度关闭城门、禁止出入，结果物价腾涨、百姓怨声载道。为节省经费，阎锡山还特地规定所有防疫人员为“兼差”，不再加薪，“阎老西”悭吝本性暴露无遗。

伍连德的失败

从中央到地方，采取了这么多措施，那效果如何呢？第一个碰了钉子的就是伍连德。

当年作为钦差大臣前往东北主持防疫事务时，伍连德得到了摄政王载沣与东三省总督锡良的支持，地方官员也颇为开明。但北洋政府的权威显然不如清政府，山西民风也远比东北顽固，不要说焚毁尸体以杜绝传染源，就连最基本的焚毁染病者房屋衣物也遭到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一名美国医生工作心切，不顾中国国情擅自解剖了一名死者遗体、观察病变的器官。结果在有心人带领下，怒火中烧的地方百姓放火焚烧伍连德的防疫公所，伍连德也几乎被杀。局势凶险，大有义和团再兴之势，连地方官也在一边幸灾乐祸、庇护凶徒。伍连德颇感委屈，向报界诉说“竭力尽心防救时疫而反受暴徒所侵”。无奈之下，伍连德只好以“心病”为由被迫辞职。

北洋政府只求鼠疫不要传入京津地区，其余地区无意也无力处置，因而试图通过断绝铁路交通线的方式阻止鼠疫传播。而断绝铁路交通的方式虽然表面上阻止了人员向京津流动，却迫使更多的旅客从乡村过境，乡村本来就是防疫薄弱环节，于是疫情顿时如脱缰野马、传遍山西各地。京汉、京绥等主要铁路干线虽然制定了严密的防疫措施，但实际操作却是困难重重。比如用来隔离疑似感染者的检验所，原本建议在车站周边租赁空闲旅馆房屋，但花费太大，无力实行。后又有人建议在车站边修建若干房子，平时承租出去，一旦有事立刻收归己用。但这样所需时间费用巨大，远水解不了近渴。又比如限制列车运营，结果给普通民众尤其是商人运货造成了很大不便，货品积压如山，商会集体呈文北洋政府，要求取消这一规定。而在实行过程中，列车员为增添外快，对未经检验擅自上车的旅客进行敲诈，令其加价购票，否则即送检疫所拘留。种种有效措施，反倒成为一纸空文。

地方官府为何一再阻挠防疫工作？英国报纸《字林西报》记者透露出了其中的奥秘，该报记者在防疫重镇丰镇采访时，尽管发现许多鼠疫患者，但绥远都统坚称并无此事。即使是记者拿出了化验证据也置之不理。原因无他，因为“每日征收羊毛税项五百元之款由其手中经过也”，一旦确认鼠疫断绝交通，这笔收入自然化为乌有了。直到北洋政府确认发生鼠疫后，才假模假样也成立了防疫局。该防疫局布置起“防疫工作”来尤为积极，常去辖区内饭馆妓院“检查”防疫工作，趁机敲诈勒索，充作“防疫经费”。种种手段，令人咋舌。

哀叹之余，就有报纸调侃，建议政府“借疫筹款”。比如设置一种“通行税”，只要纳税，无论何人即可通行无阻，无需检疫。若因防疫需要焚毁感染尸体房屋的，亦可以纳税若干而免。这样不仅能避免办理防疫的官绅吏役借此询情索贿，还能“化私为公”，为国家增添一笔收入，解决国家财政困难。此说意在讽刺当政官员“专图自己搂钱，不顾人民生死”，倒是颇中时弊。

正是由于北洋政府反应迟缓、措施不当，才使得这场鼠疫蔓延到大江南北。而地方官员又麻木不仁、只顾捞钱，直到1918年4月，各地鼠疫才陆续平息。而此时，已经造成了16000余人死亡。尽管这数字尚不及欧战一场战役的伤亡，却暴露了北洋政府危机管控能力严重不足，完全丧失权威。为此，防疫重心由上到下，转而由各地民众自行其是，因而手段也是五花八门，令人啼笑皆非。

山西鼠疫流行图

荒谬的舆论

各家报纸在此次鼠疫事件中可以说是出力颇多，不仅派遣记者赶赴疫区收集第一线情报，也积极为民众普及各种防疫知识，从传播历史到致病原因到发病状况再到无药可医等特性，都做了详细科普。谈及防疫方法时，则是各家有各家的妙招。大体上可以分为靠谱和不靠谱方面。靠谱方面比如有“灭鼠”、“清洁”、“体部之防护”、“预防液之接种”等等万金油措施。在不靠谱方面，则有各家报纸趁机大作广告，专卖各色“防疫药水”。日本方面靠着推销“鼠疫血清”大赚了一笔，仍然在《顺天时报》大打“仁丹”广告，声称“时疫氛瘴不要恐怖”,只要“服用仁丹，身心自强健，疫菌却争先躲避”。日本商家尚只敢含含糊糊称为“时疫”，打打“擦边球”。相比之下，《申报》上刊登的广告则大胆得多，广东某医生公然鼓吹“鼠疫无忧”，因为其早已“特制一种神功清众水，专为治鼠疫核疫”。香港鼠疫流行时曾经于某医院试用，结果不仅“全院之患疫者一扫而光”，而且“自后时疫亦断”。然而此类药品效果到底如何，相信不言自明。

各家报纸还刊登了各色专治鼠疫的“神效”药方。比如有用“麻黄、银花、甘草、连翘、雄黄、桑皮”的，有用“管仲、菖蒲、黑豆”的，有的干脆让吃“萝卜”，认为不仅能“防疫”，还能“治疫”，大有后世“非典”流行时板蓝根横行之势。以至于有留美医学博士在上海作防疫演讲时，痛斥这种“良方”，认为其“不惟无益、反能误事”。由此还上升到中国国民素质的批判，说中国人“不应怕者怕，应怕者不怕”，毫无基本的科学知识，连美国四岁小女孩都不如。无独有偶，在另一篇报道中，有人讽刺中医“一遇疑难杂症既杂药乱投”，以病人为“试验器械”，病人家属则又求助于“巫觋符箓”。病好了，人神争功，病没好，相互推诿。为此，作者用戏谑语气预测了几种将来可能出现的治疗鼠疫药品，包括治疗梅毒的“六零六”、“杀猫”、“符箓”和“疫神”，借此说明中国人缺乏“科学思想”。就连保守绅士刘大鹏，也知道面对鼠疫，“庸医不能治病，且能藉医牟

利，无钱即不往医，何尝有济世活人之念哉”。

不同地区民众的防疫意识也不同。南方地区稍好，鼠疫传至南京之时，“会场茶社，概为停止，往来人士均以两层细布夹以棉花蒙蔽鼻口”，连中小学也都纷纷停课。相比之下，北京出现鼠疫死时，娱乐场所仍然“游人甚多，拥挤不动”，戏场里“不但没有座位，几乎连站立的地方都没有”。山西疫区妓院更是藏污纳垢，为贪重利，隐瞒官府暗地收容鼠疫病人，一旦身亡即趁半夜将尸首扔到大街上，结果到底死了多少谁也不知道。丰镇民众甚至视防疫员如仇寇，时趁夜谋杀落单防疫员。愚昧程度，令人悲哀。

乡村局面则更为严重。平日不讲究卫生，病菌滋生，更易传染。一旦染病，受传统习俗约束，不仅家人近前照顾，而且出嫁的女儿也要回来照顾。死亡后又要大办丧事，左邻右舍均来帮忙，又不知隔离防护。结果一村一乡，相互传染，连来看病与办丧事的医生和阴阳先生也不能幸免，往往落得“阖门俱丧”的结果，以至于当时百姓根据邻家烟囱早上冒不冒烟来判断该户有没有死绝。到最后，许多村子居然找不出帮忙下葬的劳动力，只好雇佣乞丐。乞丐固然大发横财，但到头来也往往是横尸街头的结果。也有村子稍稍吸取了教训，派人手持木椽于村口把守，不许外人进入，强行进入则持椽击打。于是常有感染鼠疫者一打不起，因而鼠疫在山西又被称为“椽头子病”。

在鼠疫带来的死亡恐惧下，各地民众的精神状态也出现了激烈的变化，医疗手段的无能，使得民众转而求助于鬼神宗教。基督教会原本一直把大灾大疫作为传教的大好时机，但此次鼠疫中，西医对鼠疫也束手无策，反倒是收容进教堂的教民死者甚众，连带着西方传教士也死亡不少。以至于一度传出鼠疫是从教堂内蔓延传染的谣言，险些重蹈晚清教案的覆辙。但这并未打击教会的传教之心，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言论也冒了出来。如有基督教刊物称，发生瘟疫是由于世人“违主趋邪”而来，人力防疫是没有作用的，必须“真实悔改、求主施恩”，为此还举出《圣经》中的例子。

山西民众万般无奈之下，也开始四处求神拜佛、祈求保佑。太原晋祠民众“延僧诵经拉船以逐瘟，夜点路灯又放河灯，费钱四、五十缗”。没钱“诵经”的只好暗自检讨平日是否做过亏心事，“就连打死过一条蛇，捕捉过一只鼠也认为是造孽犯罪，得罪了疫神”，颇有中世纪教徒忏悔乞求上帝赦免之风。又某村有一寡居老太太，平日只有一大黄猫相伴。鼠疫大盛时，全村人几乎死绝，但其却未感染鼠疫。于是村民均认为此猫乃是神猫。由此一传十十传百，此村竟养成了养猫、爱猫、以猫为友的风俗。相比中世纪西欧屠猫导致黑死病盛行，该村人倒是歪打正着。

腐败无能的北洋政府，有心无力的知识阶层，愚昧无知的乡间民众，共同构成了1918年山西鼠疫中奇形怪状的众生百像。这既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也构成了近代中国迈向现代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只是罢卷沉思，却分明还能看到当日的旧残余，至今还在若有若无影响着当代中国。

参考文献：

1、《申报》，1918年1月4日、13日、14日、15日报道。

2、《顺天时报》，1917年12月至1918年4月系列报道。

3、《政府公报》，1918年1月至4月公报。

4、《固阳文史资料选编》第2辑，1987年。

5、《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