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往事︱七十岁的阿登纳用十年为联邦德国赢得主权

接受纳粹党和希特勒独裁统治的德意志民族，最终不得不吞下自己所酿的苦果，1945年5月8日的无条件投降，终于为德国的崩溃画上了一个句号。而在美、英、法、苏四国的直接占领下，德国人丧失了统治权，他们对于自己土地上的任何决定几乎无能为力。1945年是“德意志零年”，德意志民族又必须在这样一片废墟上从零开始。在带领德国人重新出发的那些政治精英当中，康拉德·阿登纳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位，正是在他担任联邦德国总理的时期（1949～1963），德国人获得了涅槃与重生。

古稀之年，重返政坛

1945年，阿登纳已经69岁了。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一直担任科隆市长（1919～1933），直到希特勒上台后才被撤职。在纳粹德国尚未投降之前，美军一进入并占领科隆后，就请他恢复旧职，起初阿登纳只同意担任科隆市和科隆行政区的民事特别顾问，等到战争结束后，他就被美国人任命为科隆市市长。根据阿登纳自己的说法，他与美国驻军当局关系友好，是美军全德白色名单的第一号人物，这一切使得阿登纳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根据盟军对德国分区占领的划分，科隆地区应该归属英军占领。所以好景不长，在1945年6月21日，美国人撤离了科隆，英国军队入驻。而阿登纳与英国人的关系显然没有与美国人那样融洽，而且由于阿登纳与美国人关系密切，英国人对他并不信任，把他视为执行英国政策的障碍。当时英国由工党执政，政府自然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更有好感。阿登纳不愿意把所有纳粹党员一概排除在重建活动之外，他在工作中重新起用纳粹党人，而这些都被社会民主党人写进了给英国人的报告中。

1945年9月底，阿登纳和英国人由于市政问题爆发了严重的冲突，最终英国在科隆的驻军长官决定解除阿登纳的市长职务，并将其驱逐出科隆地区，而且禁止他在英占区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一位在英军司令部工作的上校想同阿登纳见面谈论些政治问题，他们还需要驱车前往法占区交流。不过，这次会谈使阿登纳重新获得了部分政治活动的自由。

如何取得西方的信任

除了短暂的科隆市长生涯外，阿登纳在战后就一直参与领导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工作。在魏玛时代，他曾是中央党的成员，在他的心目中，以基督教伦理为原则基础的中央党最经受得起1933年以来的政治风暴。但他也认为，中央党存在着一定的先天不足——具有天主教政党的声望，而党内的新教徒人数极少。因此阿登纳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既拥有新教徒又拥有天主教徒的大党。

这样想法并不是阿登纳的独见，而是许多人的共同心愿，为了扩大政党的包容度。基督教民主联盟应运而生，并开始在各地成立小组。1946年1月22、23日，基民盟英占区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阿登纳主持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委员会的第一主席。2月26日召开第二次会议，确定了英占区基民盟的党纲，以个人自由作为纲领的核心，反对经济结构的过分社会主义化是其主要特点。

阿登纳担任英占区基民盟的主席后，他除了主导政党的发展工作外，还作为基民盟的代表参加了英国军政府1946年3月成立的占领区咨询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英军占领当局准备就一些政策与德国人进行协商的组织，为此阿登纳基本上每个月就要驱车去汉堡参加会议。但是在咨询委员会中，德国人没有任何权利，英国人决定他们想和德国人讨论的问题，咨询委员会无权反对。许多德国人关心的重大问题，比如德国在国际法中的地位问题，在委员会里根本不准讨论。

阿登纳当时参与的咨询工作仅仅限于英占区范围，而实际上各种攸关德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都必须由盟军管制委员会来处理决定，包括拆除工业设备的问题、赔款的问题，必须在四国基础上进行讨论，必须同苏联一起讨论。德国人只准讨论三、四等不甚重要的问题，关键性的问题都不经协商就由军政府直接决定了。

阿登纳非常清楚地知道咨询委员会并不能帮助实现德国人的诉求，他也希望德国人能够摆脱这种局面，但与此同时，他仍然积极参与咨询委员会的工作，因为这至少是一个德国人可以表达自身诉求的平台。在与占领国持续不断的接触交流中，阿登纳希望改变占领当局与德国人之间的关系，希望他们相信，德国人并不是如宣传的那样坏、那样不可靠，一步步建立军政府对德国人的信任感。阿登纳也通过这一平台进一步获取了西方对他的某种信任。

为德国争取更多的利益

随着战后苏联与西方矛盾的不断升级，在德国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1946年巴黎外长会议结束后，英国开始打算在它的占领区采取自己的措施。首先就是宣布成立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随后又有了英美占区的经济合并，1946年12月2日签署的美英协议中称，应该把重要的行政职权移交给德国人。在美国1947年宣布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中，德国也被允许参与其中。

西方对于德国态度的变化使得阿登纳有可能为德国争取更多的利益，他公开抗议英占区对国内企业设备的拆除，理由是，对这些工业设备的拆除和破坏与美国打算对欧洲以及对德国的援助措施是相互矛盾的。他希望盟国能够意识到，只有当德国人可以维持自己的经济力量的时候，他们才能生存下去。阿登纳希望能够领导德国融入西方，但同时也要维护德国的自身利益。他很清楚，“没有美国的援助，德国的复兴是不可能的，但没有我们的亲自参与，没有我们的信心和我们自己的意志，要复兴德国同样也是不可能的。”

1947年11月伦敦外长会议召开前夕，阿登纳借助在占领区咨询委员会开会的机会，以基民盟的名义提出详尽的要求，包括维护德国统一，消除占领区边界，成立有效的全德管制当局，把复兴德国的责任最终交给德国人民。不过伦敦外长会议的彻底失败，意味着西方国家只得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解决德国问题，事实上这也给了阿登纳和基民盟更大的政治活动空间。

伦敦外长会议之后，三个西方占领区的重建工作终于有了一个新的开端。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召开“议会委员会”，为德国的三个西部占区起草一部临时宪法——就是后来的联邦德国基本法。在魏玛时代，阿登纳除了担任科隆市长的职务外，还担任了普鲁士议会的议长（1920～1933），因为有此经验，阿登纳当选为这个议会委员会的主席，

在阿登纳看来，虽然全德统一尚未实现，但基本法应该要葆有使全德统一的可能性，这样德国东部地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新国家里占有自己的位置。新的宪法也是对之前魏玛宪法的继承和修正，因此议会委员会讨论新宪法时的总原则就是，必须从魏玛共和国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1949年5月8日，基本法在议会委员会中以53票对12票获得通过，这天刚好是德国投降四周年。

基本法的通过为联邦德国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49年8月14日首届联邦德国议会选举，基民盟/基社盟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获得组阁权，阿登纳决定与自由民主党和德意志党组成联合政府。之所以不选择与议会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按照阿登纳自己的说法是，国家需要一个有力的反对党，只有通过多数派政府和反对党之间彼此对立，才能养成民主习惯，真正取得进步。我们可以说这是阿登纳在成为胜利者后的故作姿态，但对于重新开始民主实践的德国而言，这样的格局确实颇有益处。

1949年9月15日，阿登纳当选为联邦德国总理。9月20日议会任命了由阿登纳提名的联邦各部部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正式组成，翻开了战后德国的新篇章。但是联邦德国的成立，并不意味着德国人终于又重新独立了，事实上还有许多的问题有待阿登纳去解决。

如何恢复联邦德国的主权

首先比较棘手的就是关于鲁尔法规的问题。鲁尔区是德国工业经济的命脉。1948年12月29日，美、英、法、比、荷、卢六国公布鲁尔法规，决定设立由六国代表组成的鲁尔专署，并同意接收即将建国的联邦德国代表参加。这实际上意味着整个德国工业仍然掌握在别国的手中，德国人对这样的处理自然难以接受，当然也不愿意加入鲁尔专署——加入了就意味着对于鲁尔区接受多国共同控制的承认。

作为政治家的阿登纳并没有直接提出抗议或反对，他考虑的是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去执行鲁尔法规。他主张德国应该派出代表参加鲁尔专署，参与到与西欧各国合作中去，这其实是给联邦德国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甚至从中看到了欧洲联合的可能性。用他自己的说法便是，鲁尔法规“可以给建立欧洲联邦开个头。”早在魏玛时期，阿登纳的外交政策，就是希望把一个强大而平等的德国与一个强大的西欧联系起来。可以说，在阿登纳心中一直就是把德国视作西欧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阿登纳是一个聪明的外交家，当联邦政府内部决定参加鲁尔专署之后，在与美、英、法三国高级专员的谈判过程中，他对于联邦德国准备参加鲁尔专署的事情只字不提，只是一再地要求减少拆除项目，他知道到“拆除”问题将会比所谓加入鲁尔专署问题更让德国民众感到不满，担心这个问题会变成昔日的凡尔赛条约，让德国人如鲠在喉。因此只有当阿登纳有把握从盟国方面获得相应的让步后，他才敢于向民众宣布联邦德国准备加入鲁尔专署。

阿登纳担任总理后的另一项任务就是为联邦德国争取全部主权，这需要调整与占领国之间的关系。联邦德国希望通过参加欧洲委员会以及有关舒曼计划的谈判，在重新加入欧洲共同体方面继续取得进展，同时提醒欧洲：如果要求德国人民履行他们的这些义务，那么就必须在国内给他们提供适当的条件。这一条件就是能够重新武装，并且获得与占领国平等且独立的主权。这一系列的问题经过长期的谈判，最终在1954年的巴黎会议上得到了结果，联邦德国于1955年5月5日重新恢复了自己的主权。

恢复主权之后，阿登纳又做了一件更加重要的事：访问莫斯科，与苏联建交。当时冷战的格局早已成形，阿登纳的政策当然是坚定地要求联邦德国融入西方，而他又清醒地意识到，德国尚未统一，如果不与苏联打交道，德国就不可能实现统一。当然，阿登纳也明白，苏联和联邦德国之间的矛盾并不会因建立外交关系而减少。于是，结束莫斯科之行，返回波恩之后，联邦政府很快就宣布了“哈尔斯坦主义”，不与任何承认民主德国的国家建交，维护了自己作为德国的唯一代表权。

1955年，阿登纳已经79岁了。回想1945年德国崩溃时的情形，从一片残砖废瓦中重建一个正常的主权国家，实现这一切的竟然是一位已到古稀之年的老人，这不得不使人赞叹他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