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研制后期，钱三强为何“靠边站”？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下视察，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在3月上旬的一次讲话中，他说：“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

在小平同志的讲话中，只公开提到三个科学家的名字，钱三强便是其中之一。可见，钱三强在小平同志心目中的地位。的确，作为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创建者、组织者、领导者，钱三强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腾空而起，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从中国原子弹工程尚未成功的1962年夏天开始，钱三强这个“中国原子弹之父”就逐渐“靠边站”了。

广州会议成为人生拐点

在那个特殊年代，科学家的命运总是随着政治的变化而起伏，这在钱三强的身上就表现的非常典型。钱三强因政治上靠近党而“少年得志”，中国科学院甫一成立，便担任计划局局长、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所长。1954年，钱三强入党，他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入党的高级“海归”科学家。1956年，43岁的钱三强荣任二机部副部长，主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科研工作。在当时年轻一代的科学家中，他与钱学森是最为耀眼的明星。1957年的“反右”运动，才使一路坦途的钱三强开始认识到政治运动的厉害，不过，他受到的冲击并不大。因为“反右”运动开始时，正值中国原子弹工程的起步阶段，千头万绪，抓科研搞建设离不开钱三强，因此钱三强受到的冲击较少。

拐点发端于1962年的广州会议。1962年2月15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通称“广州会议”），这是继1956年初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后的又一重要会议。会议的主题本来是讨论制订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总结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经验。很巧的是，此次会议的前一个月，中共中央刚刚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动员大家发扬民主，把心里想说的话都讲出来。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大会上的这种做法极大地影响了参加广州会议的科学家，毕竟从1957年开始，科学家们对“反右”、“大跃进”等一系列不正常的政治运动很不满，大家都想借这次会议的机会把心里的憋屈说出来。聂荣臻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苗头并顺应了这种呼声，他一方面延长会期，让科学家们把怨气都讲出来；另一方面又请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来讲话，给知识分子鼓劲。陈毅在会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行鞠躬礼；周恩来则在讲话中明确宣布“我们历来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领导人在会上的这些言行让参加会议的科学家激动不已，倍感鼓舞。

钱三强是与会科学家之一。在思想上，他是非常认同广州会议的精神的。因此，参加完广州会议回到北京后，钱三强就成为广州会议精神的积极宣传者。那么，广州会议的主要精神是什么呢？

广州会议的主要任务本来是讨论制订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但随着会议议程的延长和议题的扩展，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了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的讲话，也都鲜明地指向了这一问题，尤其是周恩来关于“我们历来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的论断——其实也就是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论点，无疑成为本次会议的灵魂和最重要的理论成果。3月24日，钱三强向原子能研究所全体干部传达“广州会议”精神，“主要传达周恩来、陈毅和聂荣臻的讲话，并且讲了自己参加会议和听了几位领导人讲话的体会，说到当时听完讲话后，感情激动，流下了眼泪。”

逐渐远离原子弹研制工作

历史的变化总是让人始料不及。就在全国上下传达广州会议精神的时候，广州会议的灵魂——周恩来关于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论点不仅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还受到了批评。如此一来，积极宣传广州会议精神的钱三强在二机部就受到了强烈的批判，以至于出现了将钱三强调离二机部的声音。此事甚至惊动了周恩来，周恩来为此亲自到二机部了解情况，并委托聂荣臻继续调查。聂荣臻在了解情况后，在二机部的一次会上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们连钱三强都不信，你们还能相信谁？”

就这样，事情算是暂时平息了。然而，自此以后，钱三强在二机部实际上是被排挤出了领导核心圈，很多重要工作和任务已开始远离他。基于对自身这种艰难境况的认识，1963年夏天，钱三强当面向聂荣臻提出了回科学院工作的请求。对此，钱三强有深刻的记忆，在纪念聂荣臻的一篇文章里，他委婉地说：“当原子能工作大体安排就绪以后，我曾考虑可以离开工业部门回科学院工作，于是向聂总提出了这个要求，聂总表示不能同意。他说，等到原子弹试验成功以后，再谈工作问题。”

尽管聂荣臻将钱三强挽留在了二机部，但研制原子弹的后期工作任务已与他渐行渐远，以至于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时间，还是在爆炸前的几个小时钱三强去二机部部长刘杰办公室时，刘杰告诉他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三天，也就是1964年10月18日，钱三强便遵照组织上的安排，乘上南下的火车，去河南信阳农村参加“四清”教育（后改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1965春节，钱三强从河南信阳返京度假，登门向郭沫若拜年，并提出回科学院工作的请求，郭沫若欣然应允：“若是二机部可以放你回来，我是很欢迎你回科学院来的。” 6月，钱三强结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回到北京，遵照聂荣臻“暂时还维持现在工作，但可以分出部分时间参加科学院党组”的指示，7月，钱三强被任命为改组后的中科院党委委员。

总的来说，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尽管钱三强的二机部副部长的帽子没被摘掉，他也参与一些科研任务的组织协调工作，但有关核武器特别是氢弹研制的核心工作其实已与他越来越远，他的工作重心已开始向中国科学院转移。

“靠边站”的主、客观原因

钱三强从原子弹研制的核心人物到“靠边站”，表面上的导火索发端于1962年春天的广州会议；而实际上，钱三强逐渐“靠边站”，有一个矛盾长期积累的过程，存在着非常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并非单纯因宣传广州会议精神而遭祸那样简单。

就主观方面来说，钱三强在性格上、在为人处世上“很吃亏”。葛能全先生曾跟随钱三强16年，对钱三强有较深的认识。葛先生就认为，钱三强疾恶如仇，看不惯生活中的歪风邪气；遇事直来直去，说话不留情面，不会迎合形势发展说违心话等，这使得他在当时特有的政治氛围中“很吃亏”。张劲夫先生将钱三强的这种性格称之为“可爱的书生气……较之官僚气要好得多”。尽管此话不假，但毕竟“书生气”的性格并不讨人喜欢，是非常容易得罪人的。再加上钱三强在党中央的信任和力挺下，年龄不大即官至高位，“少年得志”是很容易招风而遭人排斥的。

主观方面的这些因素使钱三强在二机部的人际关系比较紧张。他是二机部部领导中唯一的一位科学家，而且是有很大成就的核物理学家，与其他革命出身的部领导之间的冲突比较多。比如，1966年5月，二机部党组在一份文件里就指出：“他（钱三强）有严重的权威思想，在党内以专家自居……对党的领导不放在眼里。”这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钱三强在二机部与其他部领导之间的关系。据葛能全的《钱三强年谱长编》记载，钱三强在担任二机部副部长期间，多次受到组织的批判，以至于1962年3月在广州会议期间，他向自己的好友、中宣部科学处的于光远谈起自己在二机部“处境不怎么好”。于光远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能理解，对中国的官场三强是很难适应的。”可以说，人际关系的紧张是他“靠边站”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主观因素是钱三强“靠边站”的重要原因，那么客观因素则为钱三强的“靠边站”提供了可能性。

1962年，原子弹研制的各个系统布局完成，各项科研攻关正有条不紊推进，尽管在铀浓缩设备核心部件——分离膜研制的问题上进展稍缓慢，但经过1961年钱三强的努力，几支科研队伍合并进行集体攻关，到1962年下半年已有突破性进展。总的来说，到1962年，原子弹的研制已有眉目，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当年秋天，二机部正式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在这种情况下，钱三强这个主管科研、排兵布阵、技术总负责人的副部长其实已无太大存在的必要了。换句话说，当一切就绪之后，钱三强发挥独特作用的使命已经结束了；有没有他，已经不影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了。

在1960年代中苏分裂的紧张气氛下，在意识形态至上和极端强调保密的时代背景下，像钱三强这样因工作需要曾经频繁出使苏联，与苏联科学界有极深交往的人，是很容易遭到怀疑的——要害、绝密部门在当时绝不容许有“敌特”嫌疑的人存在。事实上，这也正是让他远离核武器研制任务的主要借口。

或许这就是钱三强作为科技领军人物却是如此结局的悖论之所在：新中国的科学发展需要钱三强放弃专业研究而投身科研组织管理工作，而一旦这种开创性的科研组织管理工作变得有章可循，变得比较容易被替代的时候，科学事业的开创者却被自己所开创的事业“边缘化”。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