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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年喜 | 我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

2021-09-06 08:0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镜相栏目独家首发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编者按：

陈年喜，1970年生，陕西商洛丹凤县人，1999年开始从事爆破工作长达16年。2013年底写下诗歌《炸裂志》，因而受邀拍摄纪录片《我的诗篇》。2015年8月出版诗集《炸裂志》，同年11月，《我的诗篇》播出。其后他作为“矿工诗人”被人所熟知，受邀前去哈佛耶鲁等美国高校演讲，并数次登上央视舞台。

2021年6月，陈年喜出版非虚构故事集《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文 | 桑丘

采访陈年喜老师之前，我在他朋友圈看到：“昨天到今天，我妈打来好几次电话，说家里的玉米让野猪糟蹋完了，问我怎么办？我能怎么办呢？野猪是保护动物，谁动了它是犯罪的，本地因为有人对动物不敬已经被抓了好几例。人啊，各自求福吧。”我不能像看到其他不幸的消息一样，留下“平安”。在面对真实生存的窘迫时，这两个字太轻了。生死之外，还有“生存”这件大事。

采访途中，他一直在咳嗽。“爆破工”“命悬一线”“贫穷”“尘肺病”，这些词汇像山一样压过来，由远及近。可终究因为隔着文字，透过屏幕，远在咫尺。只有咳嗽声是鲜活的、无处遁逃的，必须直面的他人的痛苦。

陈年喜新书《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陈年喜出生在大年三十夜里八点，算命先生没有细算，就说：“这个日子出生的人命不行。全世界的神和人都放假了，谁也顾不上你，只有自生自为。”

他从来不信命，人到中年，回想起母亲向他转述过的这番话，竟觉得一语成谶。

他从来没有单独过过生日，都是和过年一起过的。唯一一次是在2016年北京冬天，他一个人住。远近的小店、超市都关门了，屋里只有一包泡面，他一个人煮了，算是一次庆生。

过年家里会做五六个菜，配上米饭。酒足饭饱，烛光熄灭后，妻子偶尔会想起来，对他说：“又长一岁了。”对于传统恪守农历历法过日子的中国人来说，这话像是余下日子的一句双重隐喻。

一：长期不见天日，地下看惯生死

“我们这儿人烟非常稀疏。沿着河有一条公路，受河流的影响，一发大水就会吹掉。从小的时候就记得，人们把它修建起来，再发大水又吹掉了。就是河流、土路、公路不断的博弈。”

他们住在山坳的某个地方，稍稍宽一点，住着三五户人家。再走几公里，又一个地方稍稍凹进去，能宽敞一点，也就住个五六户人家，每个人家和每个人家都离得很远。“就像我们看的那个糖葫芦一样，非常稀疏的形状。”

他从小生活在陕西的丹凤县，襟带丹江。“这些人顺着河流很长很长地分布在两边，就是沿河而居，沿路而居。”不同于黄土高原的粗犷壮丽，这里的人哼山调民歌，如同远在南方的湘西。山上的通讯靠吼，谁喊一嗓子都很远很远听得到。没有电话、没有通讯设备的年代，就是靠这样用来传达彼此的消息。

“汉江流域，特别喜欢唱山调，有船的地方就是船调。其实我们那也是有的。我们就是山调孝歌这类的。长辈还有同龄的人呢，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当中，很多都喜欢唱一唱，在山上一个人唱，很远都听得到。这边山上也会有应和，他们也会唱。”

那里的人最喜欢唱——“人活在世上有什么来头.....说声走了就走了，万贯家财都不要了。”也就是说，人人都有面对死亡的那一天，死亡对人的影响。悲伤时，生而无意义的虚无感在人身上都是相通的，无论贫富贵贱。当然也有欢快的调子——

“在我们老家我就记得。他们有一个歌词就特别细，特别好听，《英台闹五更》。梁山伯死了之后，祝英台在他人生的最后时段回忆他们在学堂的生活。有一天夜里，从一更唱起，一直到五更，天就亮了。哎呀反正唱歌是常态，也有很欢快的，也挺悲苦的。”

山歌山调深深滋养了他。简简单单的曲调、质朴自然的歌词。“我有时候会想，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有时候会沉入其中，沉淀其中。对一些历史桥段的了解就是从这认识的，而不是通过书本。这其实包含着很多的人情伦理，包括整个世界、命运的认识在里面。人群的性格、个体的性格，从这当中都可以看到。其实它真的是一个非常丰富甚至很丰满的东西。”

他写矿友王二遇难而死，竟回忆起他们初次见面的日子。二人初次相识，便发现彼此性格迥异。同是远在矿山，妻儿分离，交谈甚欢时，王二开始唱起《四郎探母》。两人触景生情，竟然一一哭了起来。回想着此情此景，自己也唱了起来——

三更里英台怨爹娘，

只怨爹娘无主张，

不该将奴许配马家郎。

梁兄待我恩义广，

我待梁兄空一场。

可惜他身边早已无“王兄”。

纪录片工作人员在工地取景

干爆破是个把命拴在安全帽上的工作。进工地之前，就得做好一直往里走，无法回头的准备。一天十来个小时，不吃不喝。运气好的时候，能带一瓶矿泉水，一个苹果。进入大山一路纵深，五千、一万、十万，靠人一步一步走过去，一步一步打穿。稍有不慎：垮塌、缺氧、空洞、冒顶透水、机械故障，任何一个小环节都可能出事故。

他每天早上醒来，进矿山，晚上若能平安回家，就松了一口气。日复一日，久而久之也麻木了。

“上班的时候呢，其实心里还是打着一个小算盘。哎呀今天可别有什么问题。因为对于里面任何一个情况，是你没办法估计的。几十年当中，也是每时每刻想离开，但离开矿山，你到另外一个陌生世界怎么办。别的行业，完全是陌生的，你很难去回头。两三年家里没有收入怎么办。这逼着我们必须一天一天在这个行业往下走。”

做爆破工经常要换工地，每新加入一个工地，爆破资格证就要重新考。“从炸药的性能，炸药的使用一直到任何一个状况的排除，是成系统的一个东西。”他是他们当中持证最多的爆破工，前前后后考了十几个。有时候工地老板和他们说，这里有个活儿，好长时间没人干了，你们来吧。他和工友一去，发现洞顶贴着一张驱魔符：黄宣纸，红朱砂，曲曲弯弯的符号，看得人心发怵——他们心里知道，这里肯定前不久出了事故。但既然来了，就无路可退，只能提心吊胆地往下干。

“任何一个故障都可能耽误时间。八个小时本来可以拿得下来，你甚至有时候十五个小时都拿不下来。但是你不可能下去。后面跟着那十几个出渣的工人怎么办，老板怎么办呢？所以需要我们要超强的韧性。”最长的一次，他连续十五个小时没有喝过一口水，吃过一口东西。长年呆在矿山下，照不到太阳，皮肤是泛着石灰色，没有血色的白。

也许是长期不见天日，却在地下看惯了生死，写到工友的死亡，他异常冷静：“王二是死在我手上的，也是死在他自己手上，我不该不小心窜了孔，他不该把导火索弄得太短。但死，这是迟早的事，谁也没有办法。”那场事故后，他右耳失聪了。从此世间的很多声音，都要绕一圈，再模糊传到他耳朵里，随风流失了。

陈年喜手机里有一个京剧的播放器，没事他就打开听两段，在心里哼唱。他最喜欢的唱段是《野猪林》，李少春唱——

“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

彤云低锁山河暗，疏林冷落尽凋残。

往事萦怀难排遣，荒村沽酒慰愁烦。

望家乡，去路远。别妻千里音书断，关山阻隔两心悬......”

“林冲人生的悲剧性和我自己真的有很相似的地方，当然我们生活的年代，命运是不同的。人生在茫然无助的一个寒冷的冬天，那个状态其实和我在矿山很多的一些细节很相似。我们在矿山穿着破破烂烂的工作服，戴着安全帽，扛着一个一个的工具。和他独自前往山神庙的那段，还真是有很像的地方。”

矿山经常出事故，每隔一两个月，这里或隔壁矿山，总能传出哪里出事了，哪里又死人的消息。老板有的也很穷，出了事就跑路，一点钱也没有，就连老板没什么可赔给矿工。整个矿山工伤死亡的赔偿全靠运气，所以工人特别凄惨。

他亲手处理过一场事故——妻子的弟弟那年在山西铁矿死了，他过了风陵渡去了山西，整整处理了十天都谈不下来，那边始终不肯松口——从2万、5万、8万，最后谈到13万，算是把这事了结。

最接近死亡的一次，他谈起来记忆犹新——“那个岩石已经到了很深的地方，已经很松软，我和我弟弟在前面，工作中没有了水。我们立马判断一定是中途或是一定某一段出了事故，立马就出来。”他们出来的一瞬间，就听见身后的巷子垮塌了。回头看，垮下来的岩石把他们的水管完全压砸断了。“我们赶紧跑开，在跑开的一瞬间上面又塌下来，整个巷道几十米长全都切断。”

如果他的警觉不够，没有经验，稍稍慢一步，就会彻底被困在里面。“一整个巷道垮塌的话，里面氧气更加少。你很难支撑几个小时。垮塌的岩石需要外面的人处理掉，你在里面会才会有空间相通。”但处理一堆乱石需要多长时间，谁也不知道，人命没有定数。

爆破工这行，他干了十六年。离开工地后，他开始写作，2011年，开通了博客。2013年，母亲因食道癌重病，当晚，他彻夜难眠，写下《炸裂志》：“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身体里落满灰尘。”

如同沈从文离开湘西后才开始写湘西，陈年喜离开工地后，才真正意义上开始回溯那段生活。矿山十六年，他惊讶于人强大的韧性——孤独的环境中，不断思考每个群体的生活条件，各自对抗生活的方式。为什么会形成、延续，像香火一样代代相传。“这多年的生活切身感受就是，人在茫茫大地上颠簸流离的过程。它形成了你对生命对自然甚至对万物一种认识在里面。可能我们说它不是很科学的，但它至少是真正真实的，以现实大地为基础的，以生命为基础的架构起的，一个一个实在坐标。”

他们在矿山的机器常常会出问题，又住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倘若厂家派技术人员来处理，来回十几天，时间是耽误不起的。他们当中有的工友异常机灵，很快就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立马就能恢复生产。“与他们相处，我觉得人生命其实是有无限可能，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其实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偏好，甚至有自己偏执的地方。”

对他而言，矿工十六年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座富矿，值得书写一辈子。“当我去努力去回忆那些细节，有些东西是变得很像今天发生的事，怎么去追求一种真实。这甚至就是我整个人命运的一部分，完全刻在我血肉里面。”

在他心里，虽然人与人的生活不尽相同，但根本的无助、孤独、融合世界的隔膜、与生俱来与世界的距离感——这些却是相通的。也是他书写的追求，根本所在。

后来，他在贵州一家旅游社做过文案策划，用他的话来说，主要工作是“给企业吹牛”。清闲的文职工作并未给他带来生活上的满足，“没用，回到老家聊起来，大家还是在比谁挣得多。”三年后，他辞职了。这些年，他拍过工人生活纪录片《我的诗篇》，参加了真人秀栏目，录制过《朗读者》......逐渐名声大噪，写作带给了他另外一条人生路。他自认为前期的写作没有太多意义。但因为整个矿山生活对人生的压抑，使得他对整个世界、对人命运自身，对外部，都有一个不一样的认识了。”

他决定居家务农，以写作谋生，与此同时，检查出了尘肺病。

二：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

陈年喜朗诵自己的诗歌《炸裂志》

他从小就是爱读书的。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会订一两本杂志，民间文学、古今传奇，也有报纸。小时候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甚至连电视都没有普及。很多家里还藏着古老的线装书，走出门，时不时听见山头放歌声。

一本书在村里不断流传，几乎村庄里每个人都看过，这本看完，马上去下一家借，再还给上一家。“那时候我在朋友家借了一本封神演义，挺厚的，但是他只给我一夜的时间。我就点着煤油灯，那时候没有电，点着煤油灯一夜把那本书看完。整个灯光也调得很大，亮度要够。哎呀，那个烟就挺大的。早晨起来的时候，两个鼻孔全是黑的。”

过年的时候，家家会做手工面条，很细、很脆，要用一层一层报纸包起来。报纸平日里攒着，攒多了，过年时留着用。他就跑到别人家里先借过来，“别糟践了”，一两百张报纸读完了，再给人还回去，“现在可以用了。”

这份习惯一直戒不掉。做爆破工的日子，有时下班后，他都会去一个废弃的工房，那里贴满了报纸，读完一张，往墙上泼水，揭下来，再读另一面。

他最喜欢的作家是莫言，那份依照乡村童年而非教科书建造起的独特生命观、历史观，让他倍感亲切。《生死疲劳》里写月亮：”那晚上的月亮是从天上落下来的，这晚上的月亮是从河水中冒出来的。这月亮同样是胖大丰满，刚冒出水面时颜色血红，仿佛从宇宙的阴道中分娩出来的赤子，哇哇地啼哭着，流淌着血水，使河水改变颜色。”像极了他许多篇回忆录的结尾，写道赤红的稻田、山歌和夕阳。

“有些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对人进行一个个简单的符号化。你是什么样的群体，大概就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性格。按照先入为主的认识来刻画人物。”人是复杂的、难以一以概之的。正因如此，他对刻板化印象的书写弃之如敝屣。

读高中毕业之后，大家还是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你参加劳动，家里首先要有粮食吃。第二个盖房子。房子盖起来，家里介绍女朋友，结婚娶妻生子，这样一个一个生活步骤。人生呢，他就是这样一个流程。”一盖房子，所有家人都在干。比较大的活，就是一个两个、三五个人干不了的，村里人来帮忙。那时候，你给我帮忙，我给你帮忙，都不需要工钱。家家户户，就像亲人一样。

陈年喜的初恋其实是一位城里姑娘。那时候，心里依稀还抱着和城里姑娘结婚，改变自己乡村出身的命运幻想。他给城里杂志投稿，上他们办的函授班——把自己写的稿子寄过去，编辑修改后邮寄回来。当时他报的是四川泸州的学习班，每个人15块钱，修改半年。比较优秀的作品，选入报纸上发表。通过这种方式，他认识了一个吉林的笔友，书信往来，持续了一年多。

九一年冬天，漫天大雪，女孩来信，让他来她们家。他带着一本地图册，翻山越岭，到河南洛阳搭火车，再到北京，最后一站是沈阳，路程大约四五天。一出车站，零下二三十度，冷得完全没办法走路。他在她们家待了三天，感觉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她们家呢是个工人家庭，住在一个棚户区，一个特别矮的房子里面。我去的时候腰伸不直。她们五个人住在一个很大的通铺，用柴把那个炕烧热，冬天就是那样取暖的方式，房子特别特别小。”除此以外，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也是一座无形大山。“我是一个没有户口没有职业的人，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怎么去生活。我两天都没怎么说话，一直很苦闷这个事情。”

整个冬天东北非常冷的，冬天所有的厂房企业都会停掉，没有养活人的出路。陈年喜很犹豫，他问：“平常我们生活怎么办，我靠什么挣钱？”那女孩很坚决，说：“我是有工资的，我可以养活你。”

陈年喜摆摆手：“我一个大男人，怎么能靠你养活。”他回家了，此后他们一直留有联系，依旧是靠写信的方式。他写给她七天才到，她回信也要七天才能到。一封信如他当初一样翻山越岭，来回十五天。“那时候写的字是在稿纸上，非常的奇异，哪怕写十页的信纸，都没有一个错别字，没有一个字是改过的。”后来，想起这段往事，她还和他说，你年轻时候字写的真非常漂亮。

那些信他们一直保留着。直到有一年，女孩所在城市里发大水，把信都淹了。而他这里的信，也在不断搬迁、整理中遗落了，不知去向。

29岁那年，他结婚了，算是村里成亲晚的。结婚照花了一百多块钱，裱好了，挂在客厅里。

1999年，如家人所愿，他做了工人，那个年代风光的职业。最开始，他与妻子半年见一次面，后来是与儿子，半年、一个月、十个月......间隔的日子如一根风筝线，收放着远处工地的讯号，爆破的烟雾是不断归去的号角。每次回来，匆匆一别，不过两天。他在地下爆破，不闻世间事的日子里。儿子慢慢长大了，他不愿叫他爸爸。有时在家待上一两个月，渐渐混熟了，儿子才愿意改口，叫上一两声。“家庭是唯一的大本营吧，依托家庭，我们进可攻退可守。如果没有家庭的话，自己所有的奋斗努力其实是无意义的，人就像飘蓬一样。”

儿子念大学要参加绘画艺考，考了两年。第一年差三分，第二年差一分。为了妻子陪读，给他报学习班，他前前后后花了八万——他两年多的收入。第三年，儿子去念了大专，工程造价专业。为了保持和儿子联系，他把每月一次的生活费，换成每周一次打过去。

他的咳嗽已经很久了。其实不是没有预兆——2016年夏天，在北京的青年公寓，同行的一位摄影师记录他的日常生活。后半夜寒气入背，他被激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长咳。做完颈椎手术才一年，咳起来震动得更疼。孩子正读高中，正是家里最花钱的时候。他却就此知道，再也无力去矿山挣钱。那晚，他带着身上仅有的五十元钱去社区诊所买咳嗽药，大夫说，当地户口才有医疗证，否则买药要贵一些。他听后无奈，只得作罢，悻悻而退。

许多工友都得过尘肺病。尘肺病有五到十年的潜伏期。从1999年上山，到2015年夏，整整十六年。

2020年3月23日，连续咳嗽一个多月后，他终于决定去检查身体，拒绝了爱人一同陪同的要求。结果令人惊愕，却又在意料之中——果然是尘肺病。

“终于轮到我了。”他心里想。

“人生的所有的理想，所谓的梦想。到这个地方戛然而止。人生到这里，走到一个断头的地方。我对写作还是有非常多的想法，觉得还是有非常多空间的无限长度。因为这个病，所有的路到此为止，当时确实是非常悲怆的。我也没打算告诉谁，告诉家人没用，她不懂，也有压力。所以也没告诉我的爱人和孩子。”

等到那天天快黑的时候，他把这个事告诉了《我的诗篇》的导演，他们是多年的朋友。

“但死，这是迟早的事，谁也没有办法。”他写矿友的死如此说道。他目睹过很多工友得这个病。尘肺病末期的状况，他是知道的。这些年他书写了很多死亡——工友干了两年，待到结账的时候，老板自己从小三楼跳了下来，账就成了死账。前几年，那位工友又买了三轮车，包了一片伐树林。有位雇工被倒下的大树砸死了，他把三轮车卖了，也没能赔够人家。他还为当年帮忙讨债的妻弟写了一篇悼文——《表弟余海》，引言里他写：”这些年，每写下一个人物，我就死一次。”

那个表弟同样是患了尘肺病。

这是不可逆的病，只能跟死神抢时间。随着病情加重，可能引发呼吸衰竭而死。医院临走那天，医生在单子上叮嘱道：营养跟上，别感冒。如同字一样轻飘飘的，龙飞凤舞，无关痛痒。“尘肺病不是要命的病，要命的是并发症。我问往什么方向并发，他说不知道。按照医生开的药方，每个月需要三千元的医药费，我把四类药减去了。既然有无数种可能，有什么能堵得住呢？”

三：如果没有尘肺病，我要去塔吉克斯坦干爆破

陈年喜近照（与作家袁凌等人）

2015年，《我的诗篇》播出以后，他一炮而红，很多人因此知道了陈年喜这个名字，知道了新工人文学，随后知道了《炸裂志》。他受邀前去美国，在哈佛耶鲁演讲；参加综艺为歌手填词；应澎湃镜相的邀约，着手写作非虚构文学；记者不断上门采访，到他家乡和他一起记录他的生活。

每个人都想抓紧记录他的苦难，日复一日，似乎如此可以抵御洞穴里冗长的、无人问津的时光。可是眼前人生活浓缩的血肉，却远非寥寥几笔的文字和镜头可以触及。自我消化的岁月里，它们塑造了他，一切边缘外的笔触，只能贴近勾勒他成形的、溢出的部分。

到美国的第一天，他到了帝国大厦，心里想：“这个大厦里会不会有很多我挖出的钢？”

他很排斥这些奢侈的东西，觉得这是人对自己不自信的产物，是为了表现自己无限强大而理想化的东西。

“它一定是通过我这样底层的人来生产材料，才有这样一个宏伟的建筑。”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的时候，有一个人问他：“人类强大是干什么，往哪儿强大？我们甚至为了所谓的强大而不惜所有的牺牲。”他说：“其实我自己也很茫然。这好像就是一种自证，自证我很强大，其实人类很多东西他是很盲目的。”

他在美国生活了二十一天，走马观花一样，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到了很多的城市，也到了七所大学，到了旧金山工人码头，也接触了很多的人，又到了贫民窟。他并没有感觉到触动，或是和原来的生活有太大区别。反而是文学交流给了他异样的欣喜——“我原以为工人诗歌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度来说，他们绝对是不了解的。但在交流当中，他们参与度恰恰非常高，比国内都高。也提出了很多的问题，呈现的生活场景既熟悉又陌生。虽然文化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大家还是有共识，可以探讨的。”

回国几年后，检查出尘肺病，他便辞去旅游文案策划的职务，回到了陕西商洛老家。偶尔有记者上门，和他与妻子一起吃喝同住，写下稿子再匆匆离去；有时他会去北京，成为纪录片下一部系列的主角。除此以外，生活并无不同。政府给他家在县城批了一套搬迁房，他平常住在这里，阅读、写作，买自己的书回来，签名盖章包邮发出去，每一本赚几块钱的差价，是他主要的收入来源。

妻子在老家务农，前些年种小麦，这几年主要是粗粮。她心细，每一块土地都要填得平平整整的，再种下去。“哎呀确实她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干什么都是。土地本身就是很贫瘠，它就不长庄稼，种什么都一样。”农忙的时候，他会回老家帮她一起种地。老家没有发快递的条件，要去二三十里的镇上，发快递也非常贵。县城有快递点，还有网络，满足他赖以为生的阅读与写作，所以他留在了县城。“其实还有很多可写的东西，哎呀主要自己懒散，身体不太好。这两年写得特别少。”

2021年6月，他出版了新书《活着就是冲天一喊》——“活着就是冲天，一喊就是我的人生。”但其中，他最喜欢的作品，却是附赠小册子里的一首诗——《火车穿过2004》。

“K1043次5车45号

我们初次相遇的地方

这穷人的绿皮交通工具

在你离开若干年后开进了历史

你下葬那天

我在另一个省份下葬

你葬于一座山岗

我葬于一场大病”

这位诗的主角，是一位叫江子的朋友。从前，遇到记者和他讲起火车上遇到的工人，听到一些细节，他都能准确分辨出他们来自哪里，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遇到他也不例外。他们相遇于2004年前往西安的火车上，因为命运相通，短时间内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分道扬镳后，他继续开他的车，他回到矿山爆破。

“这个货车司机，也是在大地上颠簸流离。很多人感觉货车司机还是生活有保证的，甚至很浪漫的工作。其实在茫茫戈壁上，在非常艰难的道路上，很孤独开着车，去一个人克服种种困难，甚至很多恐惧，对于人抗压能力、生存能力、心理能力有很强的考验。一个货车司机，他也是无限丰富的，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工种。”

后来他在卡拉昆仑河因为汽车的侧翻出了车祸，不治身亡。同年，他查出尘肺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