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之路︱蒋介石如何筹措军费：看人下菜、务虚又务实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首先要靠军费，这点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体现得尤为显著。在饱受外侮内乱、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社会，拮据的财政是长期困扰统治者们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对于尚且偏踞于两广地区的国民党政权而言，要想在连年征战不休、疲于内外应付的局面下维持巨额的军务政务开销，本已是一件难以完成的重任，而北伐计划的提出则进一步加剧了财政上的负担。然而，作为“军事强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却自有他的军费筹措之道。

狮子大开口

广州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虽然主管军事，但他对国民政府财政当局毫不客气。由于革命政权存亡仰赖于军队，蒋介石在军费开支方面往往是“狮子大开口”。1925年12月15日，蒋介石提出广东财政十成之七必须用于军费开支，即“将全省军额暂定为十五至十八师，每师每月经费十三万元”，至少“全年经费二千四百万，一个月当在二百万左右，这已是最低数额”。1926年4月3日，蒋介石正式提出《请整军肃党、准备北伐案》，建议中央军费开支数目在三个月内至少不低于750万元。以即将出师北伐的七个军计算，“总计枪数逾五万，如全部动员，至少在八万以上，……出发时应备足二个月军费，战时每员每月以三十元计算，如准备二个月，则需筹足五百万元。”

对于蒋介石提出的巨额军费标准，广东国民政府在财政方面确实难于支应。财政部表示，1926年4月份整体军事预算至多可提供400万经费，无法满足蒋介石所提500万元的要求。苏联顾问斯切潘诺夫一语中的：“北伐军根本上之障碍，厥为经费支绌。”

为确保筹集足够资金以利早日北伐，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多方面入手，力图增加政府收入。他成立盐务总处、提高卷烟印花税、开征煤油汽油特税、加强征收鸦片烟税和赌税，使广东省财政收入从1925年下半年的1943.8万元，进一步激增到1926年上半年的5107.1万元 ，从而为北伐军开拔北进奠定了经济基础。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北伐军开拔后不久，宋子文即在当年5月发行500万元公债的基础上又主持发行了1000万元有奖公债，两次共实发14967960元。在北伐军经行各省时，宋子文通过发行中央银行通用纸币，以及湘赣桂、鄂湘赣等地名券，对革命军予以经费支持。正是倚靠财经能手宋子文，在前方奋战的蒋介石才确保了北伐大军基本的军费供应。

财政即政治

随着战线拉长、战局扩大，国民革命军抵至长江流域后，军费供给出现了诸多新困难，还牵涉到复杂的政治问题。

1926年8月底，国民革命军取得贺胜桥大捷，攻下武汉三镇指日可待。然而，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左派的嫌隙却逐步加深。在8月31日的日记中，蒋介石明确地记述了他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之间的矛盾分歧：“前方胜仗愈大，武昌距离愈近，而忧患程度亦因之愈深。……接鲍交张、谭转电，其限制革命军发展，防范本党扩师之心显而易见……与加伦将军谈天一次，彼对攻赣尚有犹豫之意，而余则决心入赣也。”

关于北伐的行军战略和步骤，早在国民革命军兴师北上之前就有过争论。季山嘉、加伦等人为了实现苏联的战略利益，主张由武汉进军西北与冯玉祥部队汇合，反对在夺取武汉后挥师东南。蒋介石被迫同意“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但仍心有不甘。1926年9月初，国民革命军先后攻下汉阳、汉口，蒋介石为了强化对军权的控制，在未告知苏联顾问的情况下，开始擅自部署兵力向东作战。蒋介石在军事上的独裁做法，完全打乱了后方供应军费的计划，招致了国民政府左派的强烈不满。从8月开始，广东省库的军费支出便呈现急速萎缩的状况。此时，蒋介石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政治军事情势非常被动和危险。

“自裁”与“断交”

要想顺利拿到军费，蒋介石只能在财政部长宋子文身上下功夫。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向宋子文索要军饷时，常常得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二人的配合，他发给宋子文的许多电报都是通过张、谭转送的。原来此二人是蒋介石北伐出征前特意安插留守在大后方的关键人物，其中张静江代表蒋介石的利益，而谭延闿则与左派、宋子文之间保持有良好的关系。凡事通过这两人居中转圜，往往有助于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

9月30日，已经“饷弹两竭”的蒋介石几乎已陷入绝境，他通过张静江和谭延闿向宋子文“以死相争”：“十月份饷，尚未汇到，在鄂各军，或可设法，而在赣之一、二、三、六及十四各军，分文无着。今日总部只存万元，而前方伙食催发急如星火，窘迫至此，无以为计，中正惟有引咎自裁，以谢将士而已！”经过张、谭的软磨硬泡，宋子文终于在10月采取补救办法，他不仅向美国订印纸币、扩大央行发行额，还将广东毫券改为各省通行的元券用以接济军需。

然而时至1926年底，军费再度陷入短缺，北伐军内部开始因为经费问题不断发生闹饷、哄变等严重问题。1927年2月1日正值当年旧历除夕，第三军第七师爆发闹饷兵变，蒋介石在大年初一接到这个坏消息后“不胜苦痛”，转而对宋子文拖欠军费的行为愤恨不已，他在日记中大骂：“宋子文有意为难，靳饷不发，各军扣饷不清，革命至此，无聊极矣！” 2月12日，前线传来消息称饷项已经断绝，蒋介石实在忍无可忍，他在发给谭延闿的电文里向宋子文发出威胁称：“如再不速解一百五十万元来此济急，视为以后即断绝关系也。”

实际上，蒋介石并非真正想与“财神爷”宋子文断交。直到2月23日，在宋子文仍未发来款项的情况下，蒋介石只得再次委曲求全，亲自致电宋子文请求拨款：“无论如何困难，廿五日以前必须解来一百五十万元，务望勿却。”此时，蒋介石在整理东南财政、对付上海银行家一事上亟须谋求宋子文的配合，因此一直压抑着内心深处对他的怨怼，并不会因为财政部拖欠150万军费而与宋“断绝关系”。在蒋介石看来，短期内的军费不济只不过是一时之痛，而谋求与宋子文的进一步合作，则能为他带来长期的利益。而东进江浙、夺取上海等地的财经控制权，就是此时蒋介石亟须宋子文来配合实现的目标。

蒋宋暗通款曲

1927年初，蒋介石把克复京沪地区、扩大财政来源作为新的作战目标。他明确提出：“余欲急于肃清江、浙，统一长江下游”，“江浙克复后，则于战费方不受影响。”与此同时，武汉方面对蒋介石日益扩大的势力深表戒惧，并通过财政部来节制总司令部的军饷，限制其向东继续发展。

在多大程度上信任和支持蒋介石，宋子文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恰在此时，蒋介石与宋霭龄等宋氏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却发生了显著进展。1927年3月1日，蒋介石电请宋子文筹拨300万动员经费，以支持大军东进。同日，蒋介石向宋子文、宋庆龄致电称“中正只求实现总理之主义，决无其他成见。闻尊堂及孔夫人将来汉，不胜欣快，希望能早日晋谒也”。试图以“志同道合”的革命态度感召宋氏姐弟，请求他们与自己合作。此时，宋家大女婿孔祥熙已从美国返回国内，代理负责广东省财政并准备出任实业部长，蒋介石对孔的归国从政全力拥护、极表赞成，还主动提出孔祥熙将来可以到江浙地区掌管财政事务。蒋介石为了谋求宋氏家族的支持，可谓看人下菜、既务“虚”又务“实”。

在此决战之时，宋氏家族的实际“掌门人”宋母倪桂珍和大姐宋霭龄认为，在国民政府内部，手握兵权、思想右倾的蒋介石是能为宋家带来切实利益的人，宋家应对这只“绩优股”进行长期投资。在江西会晤蒋介石后倪桂珍和宋霭龄立即返回武汉，最终劝服宋子文在3月18日为蒋介石秘发200万军费。这笔秘密汇款对于济急前线军饷、促成大军攻克江浙，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收到该款后次日，蒋介石立即开拔军队奔赴安庆，临行前特意致信宋霭龄，嘱咐她“陪同令堂、孙夫人、令妹三小姐、令公子令侃及令嫒等前来牯岭居住。无论如何，请勿续留汉口”。此时蒋介石对自己在武汉政府的政治前景已不甚乐观，而他与以宋霭龄为代表的宋家关键成员则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并希望宋家能与之共进退。宋家“三小姐”宋美龄让蒋介石尤为牵挂，这位已婚男士对自家小妹的倾心宋霭龄等早已看破，但双方对这层暧昧关系尚且心照不宣。

发动政变、联姻豪门

1927年4月10日，蒋介石解散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命令淞沪戒严司令部于12日收缴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从而发动“四一二”政变公开屠杀共产党人并与武汉政府决裂。蒋介石在13日日记中写道：“上海工团枪械昨日已缴，颇有死伤。而浙江各处CP（共产党）皆同时驱逐，人心为之大快。”实际上，蒋介石此举“大快”的是江浙财阀的人心。

对于上海工商金融界的资本家而言，制止罢工、清除共产党、维持社会“安定”是他们继续为蒋介石提供军饷的前提条件，蒋本人在初到沪时就许下了“劳资及维护商业问题，旦夕间即有具体办法”的承诺。正式开始“清党”后，蒋介石立即转脸向资本家们伸手要钱。4月16日，蒋介石致电上海金融界头面人物陈光甫，让他转告上海商业联合会：“日来军事进展，饷项奇绌。前日承蒙自动的募借之数，可否于最短期内筹拨，以济急需。革命成败、国家存亡，全在此举。想诸公热忱爱国，当能共同一致，以尽国民之天职也。”话说得极有分寸，上海滩的资本家见到这封信后心中更有分寸，纷纷解囊相助。

然而好景不长，时至1927年7月，情形又为之一变。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反共，随后蒋介石在多方压力之下被迫宣布下野，武汉国民政府于8月25日宣布迁都南京，实现“宁汉合流”。蒋介石下野期间似乎比当总司令时更为忙碌，他使尽各种招数最终俘获宋美龄的芳心，并成功说服宋家长辈同意自己在与陈洁如离婚后迎娶宋美龄。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正式结婚，象征着他已经得到了包括宋子文在内的宋氏家族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该年年底，各方推拥蒋介石重新掌权，准备复职的蒋介石首先将募集资金、应付财政开支提上日程，而宋子文则奔走于蒋介石和银行家之间，充当居中协调的角色。1928年1月7日，蒋介石正式宣布复任总司令之职，并亲自参加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就职典礼，发表致辞相勉。

蒋宋二人同日宣布复职，是蒋介石的刻意安排，一方面显示他对宋子文格外器重与信任，另一方面则是在与宋美龄联姻后，再次向外界传达了蒋介石与宋氏家族形成政治联盟的强烈信号。虽然大舅子宋子文之后仍在军费开支问题上常与蒋介石闹不痛快，但双方已身处同一条船，再大的争执也都是“内部矛盾”，况且蒋介石已笼络控制了大上海的资本家们，因此他在筹措二期北伐军费时自然比之前容易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