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访谈 | 王春林：批评家作家之间未必非得“你死我活”

上海访谈 | 王春林：批评家作家之间未必非得“你死我活”；我一把年纪选择逆行全因为内心的热爱 原创 访谈者 生活周刊 收录于话题 #上海访谈 ,41个

王春林

1966年出生，山西文水人。《小说评论》主编，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六、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曾先后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当代文坛》《扬子江评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四百余万字。出版有个人专著及批评文集《话语、历史与意识形态》《思想在人生边上》《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多声部的文学交响》《新世纪长篇小说风景》《新世纪长篇小说地图》《贾平凹〈古炉〉论》《乡村书写与区域文学经验》《不知天集》《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3—2014）》《新世纪长篇小说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5—2016）》《文化人格与当代文学人物形象》《王蒙论》《文学对话录》《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7—2018）》等。曾先后获得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9、15届优秀成果奖，山西新世纪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省人文社科奖等奖项。

王春林的老家在山西文水，文水的命名源自从境内流过的文峪河。虽然王春林认为，这个“文”与文学和文化是无关的，但是他的一生与文学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其实，提起文水，很多人会想到武则天。王春林对这位老乡加同好，也一样是深感自豪的，因为武则天不仅是一代女皇，还是一个诗人。王春林本来是要学历史的，但是命运之神伸手一点，说你去学文学吧。于是，他就走上了文学批评的道路，不然的话他只能当一名不那么称职的历史教师。他出道时的第一篇论文，把目光投向了《活动变人形》，从此开启了对王蒙先生几十年的持续跟踪。不过，他认为评论家和作家之间，未必非得成为“你死我活”的敌人不可，成为要好朋友也一样可以进行相对客观冷静的研究。王春林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却做出一个逆向的选择，从山西来到陕西，从一个大学教授，变成了《小说评论》的主编，他对此的解释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对文学评论事业的热爱。王春林表示：“虽然也谈不上什么漂泊感，但等我真正要告别业已生活和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山西的时候，内心里还是有一些无法克制的伤感。”

本期焦点人物 王春林

青年报记者 陈仓 李清川

1

武则天还是一位诗人，

我很以这一点为自豪。

她不管怎么说都是

文水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

青年报：我在当当网上发现，有一本叫《人工智能》的书，作者也叫王春林，这个人不是你吧？在现实生活中，你还知道多少王春林，有没有遇到过另一个自己？

王春林：这个人肯定不是我。虽然说我也一直在关注科学技术在当下时代突飞猛进式的发展，但从专业的角度来说，的确称得上是个科盲。因此，对于人工智能之类的话题，便只能是“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状态。其实，类似于人工智能这样的话题，我之所以会有所关注，关键原因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而且还将更为深远地对人类生活产生根本性的制约和影响。但也正因为如此，我特别强调科学技术无论再怎么发展，也不能放弃应有的人文内涵。如果缺少了这样的一个前提，那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很可能构成人类的灾难。

话题回到“王春林”这个名字，在现实生活中，我的确遇到过另一个同名者。只不过，她不仅是我的学生，而且还是一位女性。当然了，在网络信息时代，如果上网去百度一下，你就会发现有好多个王春林同时存在，各种职业身份都有，我就不再赘述了。

青年报：我们干脆直接谈谈这个话题。你觉得人工智能时代，文学以及文学批评与以往有什么不同之处？人工智能对此带来的最大冲击是什么？

王春林：人工智能，当然是人类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一个结果。人工智能，原本是人类的造物，但在未来的某一天，会不会出现人工智能时空的状况，会不会人类自己也被人工智能这些人类的造物反过来吞噬掉，的确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最起码，在我这里，一种“杞人忧天”式的焦虑，是客观存在着的。我之所以在前面特别强调科学技术中人文内涵的重要，根本原因正在于此。至于，在一个人工智能时代，文学和文学批评与既往的时代有什么不同，恕我迟钝，在这一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体会和心得。据说，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已经能够让智能机器人和围棋高手对弈并占有绝对优势，而且还可以用“小冰”的名字创作并发表诗歌作品。但认真地读一读“小冰”的诗歌，却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之处。或者也可以这么说，除了载体的变化之外，人工智能时代也罢，非人工智能时代也罢，文学的思想艺术内涵其实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当然，如此的一种“迟钝”，或许与我的文化保守心态紧密相关。

青年报：你是山西文水人。“文水”两个字怎么解释？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故乡吧。

王春林：尽管身为山西文水人，但你不问，我还真的没有留心过这个问题。这次你一问，我才去查阅相关资料，结果是，据县志记载，文水这一县名，与境内一条名叫文峪河的河流有关。“盖因县境文峪河自管涔龙门而下，至于峪口，其水波多纹，故以文水名之。”也因此，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文水”和“文学”一样，都有一个“文”字，但“文水”的命名，却和文学或者文化没有直接的关联。从具体的地理位置来说，文水是一块以平原地区为主，介于山和水之间的区域。东边隔山西的母亲河——汾河，与晋商故里之一的祁县接壤，西倚那首《人说山西好风光》里“右手一指是吕梁”的那座巍巍吕梁山。尽管行政区划属于吕梁市，但从文化习俗的角度来说，却更多与晋中地区相一致。

青年报：你在文水生活了多久？有关故乡的记忆应该有很多吧？你最终从事与文学相关的工作，与这片土地对你的影响有关吗？

王春林：细细数来，我在文水一共生活了十七年的时间。自打呱呱坠地，一直到高中毕业，考入大学之前，我可以说都没有离开过故乡。翻检自己的人生记忆，上大学之前，除了一次偶然的机会随同父亲坐大卡车去过省城太原之外，可以说“足不出户”，活动区域基本上局限于文水的县域之内。之所以会是如此，一方面的原因是家境的清寒与经济窘迫，另一方面也与那个时代社会整体层面上的封闭状态有关。

人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后来能够走上文学这条道路，专事文学批评工作，从广义上说，肯定离不开故乡这块土地的滋养，但如果你要我举出具体的影响例证来，却又会让我一下子陷入到失语的状态之中。现在回想起来，我后来之所以会走上文学道路，或许更多地与少年时期不经意之间的“文学阅读”兴趣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联。

至今犹记，幼小时候的我，对其他的少年游戏没什么兴趣，却总是热衷于搜寻各种“小人书”（即“连环画”），钻到某个角落里，做一种“废寝忘食”的阅读。因此，如果说确实存在着所谓文学种子的话，那么，我最早的文学种子，恐怕就是对“小人书”的狂热阅读。说一个你未必相信的事实，大约就在我初中的时候，居然在文水县的新华书店里购买过一本后来才知道是诺奖作品的北欧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的长篇童话《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而且还读得“昏天黑地”，什么也“不管不顾”。

青年报：我们查了一下文水地图，突然发现文水有一条“则天”大街，才知道这里也是武则天的老家。武则天还是一位诗人，收入《全唐诗》的有46首，传播比较广的是：“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你们是老乡，你是怎么评价她的诗的？你最喜欢她哪一首？你平时读不读现代诗？你觉得现代诗与唐诗相比有没有超越的地方？

王春林：武则天，既是中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诗人，我很以这一点为自豪。武则天，不管怎么说都是文水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身为政治家的武则天，之所以也会一时兴起地舞文弄墨，以至于竟然能够在《全唐诗》中留下那么多诗歌，很大程度上，缘于诗歌在唐代的普遍流行与地位崇高。就你所举出的这一首诗歌来说，虽然不是什么旷世杰作，却也很是能够从中见出诗人的才情。说实在话，我对武则天的诗歌创作了解不多，倘要说喜欢，那也就是你举出的这一首了。

至于现代诗，我尽管很少写作这方面的评论，但日常的阅读和关注，却也还是有的。一方面，我认为已经拥有超过一百年历史的中国现代诗，的确取得了相当的思想艺术成就；但在另一方面，与堪称中国古代诗歌创作高峰的唐诗相比较，一种实际的情况，恐怕还是不尽如人意处多多。

2

评论家和作家之间，

未必非得“你死我活”。

成为要好朋友也一样

可以秉持“好处说好，

坏处批评”的基本原则。

青年报：你当年上大学时填报的高考志愿是历史专业，那么当年你的理想是历史还是文学？你觉得文学与历史之间有没有相通之处？

王春林：又是实在话，当年上大学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所谓不同学科或者专业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异。说是报志愿，其实不过是在依照相关程序走过场而已。之所以要报历史专业，倒不是我特别喜欢这个专业，只是因为我上高中时不仅历史课的成绩相对好一些，而且还莫名其妙地曾经一度担任过历史课代表的缘故。假若真的被录取到历史专业，或许我今天只能够做一个不那么称职的高中历史教师。好在歪打正着，当时竟然被中文系给录取了。

正因为被录取到了中文系，或许才有了我后来的走上文学道路。正所谓文史哲不分家，文学和历史之间，毫无疑问有着内在的紧密关联。我现在，只要有时间，一个重要的选择，就是阅读包括历史在内的其他各类书籍。

青年报：你后来又上了华中师大跟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班，师从王先霈教授。王教授是非常有名的文学批评家，曾经兼任过湖北作协主席，你走上文学批评之路应该与他有直接关系吧？

王春林：1987年秋天，我大学毕业后，曾经一度入职母校吕梁师专任教。专程去武汉上文学评论研究生班，是1990年年初的事情。这个研究生班的两位班导师，分别是德高望重的王先霈教授和何镇邦先生。求学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半，但个人感觉却是获益颇多。尽管在当时也看不到什么直接的效应，但事后回想起来，我后来之所以能够走上文学批评道路，其实与这个班，尤其是两位先生的言传身教，有着不容分割的内在关联。

青年报：你还记得自己第一篇文学评论写的是什么吗？回过头来看看，你以一个旁观者身份怎么评价那个时期的作品？

王春林：我第一篇文学评论的研究对象是王蒙发表于1986年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活动变人形》，一直到今天为止，都被很多研究者认为不仅是王蒙个人的代表作，而且也是中国当代具有标高意味的优秀长篇小说。这篇文章的具体写作时间是1987年，即我读大四的时候。大学毕业，需要撰写毕业论文，我原来拟定的论文标题是《郑义初论》，没想到，读了一些郑义的小说之后，却感到一时难以把握，无法展开研究。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赵园那部被收入《文艺探索书系》的旨在研究现代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学术专著《艰难的选择》。这部著作给了我一种方法论的启示，让我联想到了王蒙小说中的主人公倪吾诚这个颇具人性深度的知识分子形象。于是，就写出了《倪吾诚简论》这篇毕业论文。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少不了会有稚嫩之气，但我还是不悔少作的。

青年报：那么这篇《倪吾诚简论》有没有收入你的最新专著《王蒙论》里？你最初是怎么认识王蒙先生的？你还记得第一次见王蒙与最近一次见王蒙时的情景吗？

王春林：很遗憾，这篇文章并没有收入到我的学术专著《王蒙论》里。尽管不悔少作，尽管《倪吾诚简论》中的一些看法，到现在也未必过时，但从总体上来说，在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之后，我对包括《活动变人形》在内的王蒙很多作品都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和体会。原来的《倪吾诚简论》并不足以反映我对王蒙此作的全部看法。既如此，重新撰文评价，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最初和王蒙先生谋面的时间，是在“非典”刚刚结束不久的2003年9月。那一年，恰逢王蒙先生从事文学创作五十周年，中国作家协会、青岛市人民政府和中国海洋大学一起召开了一个规模空前的“王蒙文学创作五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于我受邀参加了这一次学术盛会，便在会上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王蒙先生。

记得是在会议正式召开之前，刚刚抵达青岛入住宾馆之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把电话打到了王蒙先生的房间里，冒昧地提出了想要拜见一下先生的不情之请。没想到，电话那边的先生非常热情，说我马上就可以去见他。这样，也就有了我和先生的第一次晤面。至今犹记，那个时候，我在先生的房间大概逗留了半个小时左右。应该还是谈了一些话题。除了议论到了青年学者谢泳之外，我记得在与先生合影时自己发出的一句感慨：没想到，先生的个子竟然还没有我高。

青年报：王蒙几十年前推出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他现在已经年近九旬了，却依然充满了旺盛的创作活力，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接触过王蒙的人都说，在生活中，他不像一个老人，反而像个年轻人，甚至比年轻人还有生气。你觉得生活与文学之间有没有必然的东西？

王春林：你说得很对，出生于1934年的王蒙先生，虽然已经年近九旬，但无论是在文学创作的层面，还是在精神思想的层面上，却都一直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活力。这一点，着实令人敬佩不已。因此，在希望先生健康长寿的同时，我也更希望他能够以文学创作的方式，给我们贡献一点牢靠的思想与艺术智慧。至于你所提到的生活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我近来对此还真有一点思考。我的看法是，与其强调生活与文学之间关系的重要，莫如强调作家对生活的一种思想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文学创作的成败优劣。

青年报：你默默地关注着许多著名作家的蜕变与成长，比如陕西三驾马车中的陈忠实，尤其是贾平凹，你曾经对他们都有着深入的研究。你和这两位作家的交往又是怎么样的？评论家与作家的最佳关系是什么样子的？

王春林：说到陕西文坛的“三驾马车”或者“三座大山”，我非常有幸的一点是，虽然自己的年龄并不算大，却有幸得以先后结识了陈忠实和贾平凹两位先生，而且在交往过程中，还和他们成为可以进行推心置腹交流的忘年交。当然，诚如你所言，我对两位先生的小说作品都有所研究。虽然不能说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却也有自己独到的心得体会。从我与两位先生的交往过程来看，评论家和作家之间，其实未必非得成为如同酷评家们所认为的“你死我活”的敌人不可。成为要好朋友的同时，也一样可以进行相对客观冷静的研究工作。关键的问题是，你的研究是否能够真正秉持“好处说好，坏处批评”的基本批评原则。

青年报：你和“另一驾马车”路遥有交集吗？我这几天在重新收听《平凡的世界》，还是被不停地打动，甚至比当年更感动。这部现实主义作品有着很强的时代感，而他书写的那个时代已经远去，年轻人对那个时代的生活非常陌生，但是仍然能够引起强烈共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文学作品中有没有永远不变的价值？

王春林：很遗憾，一方面由于余生也晚，另一方面也由于路遥的英年早逝，所以，我们俩并没有发生什么交集。这并不影响我对路遥发自内心的敬意。至于《平凡的世界》，它思想艺术的一大成功之处，就是对所谓时代感的捕捉与传达。这部小说之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能与年轻人形成强烈的共鸣，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其中励志性品格的具备。

3

莫言之后，哪一位中国作家

离诺贝尔文学奖更近一些，

我想大概是贾平凹、阎连科、

余华、王安忆他们几位。

青年报：陕西这三位大家都有已经被经典化的作品，你分别最喜欢他们的哪一部？你认为经典作品应该具备什么要素？

王春林：的确如此，以上被提及的陕西三位杰出作家，都有已经被经典化了的作品。具体来说，陈忠实当然是《白鹿原》。贾平凹，则是佳作频出，要想在其中做出选择，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废都》《秦腔》《古炉》《山本》，以及另外两部《酱豆》《青蛙》，真的是很难取舍。如果一定要从中选择一部，那就是《古炉》吧。至于路遥，尽管《平凡的世界》影响巨大，但它的经典性，恐怕更多体现在社会学层面上。如果从文学性上考量，《人生》或许更好一些？至于经典小说作品应该具备的要素，我想最起码语言、人物形象、思想内涵以及艺术形式原创这四个方面应该有上佳的突出表现吧。

青年报：我看到某位著名学者在一所大学里的讲座，大概意思是中国不太可能出现世界性大作家。中国作家与世界性的作家相比，似乎还真是缺了点什么，你帮我们分析一下吧。你预测一下，在莫言之后，谁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王春林：你这个问题极具挑战性，很难回答。如果一定要说中国作家与世界作家相比较缺失了什么，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恐怕就是中国作家一种自觉公共关怀意识的匮乏。至于莫言之后，到底哪一位中国作家离诺贝尔文学奖更近一些，我想大概是贾平凹、阎连科、余华、王安忆他们几位。

青年报：现在很多评论都很枯燥，无法贴近读者，没有多少文学性，读者看不下去，作家觉得无用，你认为评论和可读性、文学性之间有没有一个结合点？

王春林：一方面，的确如你所言，很多文学评论存在着枯燥而缺乏文学性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却也应该看到，事实上也存在着一些学理性、文学性与可读性结合得比较好的批评文本。我们不应该一竿子打倒所有的文学评论文章。我个人以为，文学评论也可以写得很好读，也可以本身就是一篇漂亮的文章。

青年报：评论家的工作毕竟是苦闷的，更多的是为人作嫁衣。现在好多评论家开始写小说了，包括王尧、张柠、吴亮等，你有没有想过当作家呢？

王春林：评论家写小说，虽然看似是一个新鲜事物，但只要你回顾一下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就可以发现，现代文学史上很多优秀的批评家，同时也是优秀的诗人与作家。从这一点上来看，评论家写小说，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说到我自己，虽然自从大学毕业后就走上了文学评论的写作道路，但在大学期间，尤其是后两年，其实疯狂地写过小说，做过作家梦。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小说发表不了，到后来才转而从事文学评论写作。所以，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也会提笔重新尝试小说创作。

青年报：你担任过多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中国小说排行榜的评委，你能不能说一点当评委的花絮和最深的体会？

王春林：我的确曾经多次担任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以及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的评委，花絮什么的谈不上，有一点真切的体会是，绝大多数评委在从事相关工作时，态度都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他们总是非常慎重地对待自己投出的每一票。

青年报：有人说要获奖，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作品好，人品好，运气好。你对这个说法是怎么看的？

王春林：一个作家，首先也是人。人品好一些，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但如果从评奖的角度来说，我还是更愿意强调作品本身的重要性。如果作品不够优秀，光有好的人品是远远不够的。这里，其实不存在运气的问题。

青年报：和你聊得太愉快了，不知不觉已经忘记了你的第二个身份。你目前是《小说评论》的主编，你在山西大学好好地当着教授，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离开乡土来到陕西，最大的动力是什么？

王春林：这个问题，我的确无法回避，必须面对。当下时代一个普遍的趋势都是从作协到大学，像我这样离开大学，进入作协工作的情形，在全国范围内，也不多见。那么，为什么要做出这样一个逆向的选择呢？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自己内心里对文学评论事业的热爱。因为热爱，所以就想着能够借助《小说评论》这个重要的平台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

青年报：你第一次进入《小说评论》编辑部的印象是什么？你对西安城的印象又是什么？现在是一个大移民时代，你有没有离乡别土的那种漂泊感？

王春林：进入《小说评论》之后，最令我震惊的一点，是参与实际工作的编辑人员的匮乏。至于西安城，由于它是所谓的十三朝古都，所以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历史的悠久与文化底蕴的深厚。

说实在话，虽然是一个大移民的时代，虽然也谈不上什么漂泊感，但等我真正要告别业已生活和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山西的时候，内心里还是有一些无法克制的伤感。

青年报：《小说评论》是一本非常重要的理论刊物，你来了已经几年了，觉得这本杂志给你留下了哪些资源？从栏目设置和选稿标准，你有没有进一步的计划和改变？

王春林：《小说评论》已经有了将近四十年的办刊历史，已经形成了自己平实、厚重、中正的办刊传统，我愿意在前面几任主编深厚积累的基础上，争取不辜负使命，把《小说评论》办得更好一些。

青年报：最后一个问题，你的业余时间都是怎么打发的？你还有别的什么兴趣爱好吗？

王春林：其实，对于我来说，根本就谈不上什么业余的时间，除了吃饭和睡觉之外，我不是读书，就是写作。当然，现在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那就是，尽可能地与各位同仁一起，群策群力地努力编好《小说评论》杂志。

原标题：《上海访谈 | 王春林：批评家作家之间未必非得“你死我活”；我一把年纪选择逆行全因为内心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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