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哈珀·李的童话，被误解的《杀死一只反舌鸟》

阿蒂卡斯·芬奇律师是正义和良知的化身，一位挺身维护黑人权益、反抗种族歧视的英雄和斗士，这一类高调用在他身上显得过于空洞，其实，芬奇身上最动人的品质是一种本真的爱人之心，一种对人的最基本的理解和尊重，朴实得近乎谦卑，它不分白人和黑人，不分人等，超越时代和地域。这颗本真之心，其实潜藏在每个人身上，只是通过中年男子芬奇和他的两个孩子传递出来，触碰了那块多米诺骨牌。

《杀死一只反舌鸟》（中文被误译为“知更鸟”）是哈珀·李的处女作，刚一出版就大受欢迎，随后是一连串多米诺式的令人艳羡的成功记录，迅速成为美国文学中的当代经典：小说第二年获普利策奖，第三年改编为同名电影，获三项奥斯卡金像奖，格里高利·派克凭借其个人魅力和出色表演，让芬奇律师的形象更加可亲可感，从一颗心到另一颗心，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美国人，也打动了全球千千万万的读者。

成名之后，哈珀·李迅速撤离封顶浪尖，从此以后，过上幸福生活，享受一个普通人安静的日子，直到一个平凡的早晨，于睡梦中安然离世，享年89岁。正如在小说的结尾，芬奇虽败犹荣，获得了应得的理解和尊重，孩子们有惊无险，健康成长，一家人恢复了宁静的生活。一切如此完美，如童话一般。

2015年夏天，在离世之前，哈珀·李近六十年前的小说初稿《设立守望者》(Go Set a Watchman)突然浮出历史地表并迅速出版，第一周就售出了110万册。读者惊讶地发现，多年后，芬奇律师竟然反对赋予黑人平等权利。芬奇的女儿斯高特（Scout），如今26岁，从纽约返回家乡，面对父亲的立场，十分困惑，像读者一样，她试图挽回那个儿时记忆中的父亲形象。无论结局如何，完美的英雄偶像似乎已失去了童话般的光晕，至少被划上了问号。旧作的出版似乎也给哈珀·李完美的一生增加了某种画蛇添足的味道。

时间好像跟作者开了一个玩笑，若不是偶然的发现和出版商的推动，这部初稿似乎早已被她的主人遗忘。按照故事发展的线索，《设立守望者》是《反舌鸟》的续篇，但事实上，前者是后者的初稿，一个被出版社编辑退回的不成熟之作。在编辑的启发之下，小说彻底放弃了成年司高特和老年芬奇，以孩子的视角讲述了父亲的办案故事和一个女孩和哥哥成长的历险。《反舌鸟》大获成功，之前的旧稿从此尘封。

我们未免好奇：旧稿中那些没有完成的追索是不是也被作者一同还给了历史？初稿失败之后，作者是不是有意无意中放弃了复杂难解的种族问题，创造了一个美好的童话？她随后的退隐就好像选择回到儿时的小镇，继续做一个小女孩，像父亲一样，努力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好人，或者做她笔下那个长年幽居在家的布·拉德利（Boo Radley），不是因为别个，只是为了守护那一分天真。

童话是动人的。在主题和风格上，《反舌鸟》多有酷似童话之处。有种种迹象表明，在初稿中，问题的复杂性或许曾被成年斯高特（作家的代言人）触及，但在修改稿中却被大大删减了。为了给成长的故事让路，铺展孩子的视角，作者似乎不得不有所取舍。可以想象，当编辑建议小说采取孩子的视角，让怀旧情绪和童真的良知占据中心舞台，童话倾向就在所难免了。

从小说到电影，又经过了一次简化，时间缩短了，一部分人物和情节消失了，虽然叙事风格更加纯净洗练，戏剧冲突更加集中也更加动人，但留下了更多历史文化语境的空白。有趣的是，如果你是先看了派克的电影，然后再读小说《反舌鸟》，最后才读到《设立守望者》，你或许会经历某种逆转的过程：种族难题的复杂性从幕后走向前台，被逐渐曝光、放大，而天真的良知或悲悯之心不得不向历史和现实让步。

如果小说一开始就铺展种族问题的复杂性，让芬奇身陷其中，或许芬奇就不是芬奇了，他要么像哈姆雷特，沉溺于忧郁的思考而无法行动，要么在痛苦中妥协，放弃良知，成为白人群体中的一员，默许对黑人的欺压和不公。这样一来，英雄就消失了，童话也就不在了。似乎这正是《设立守望者》所呈现的老年芬奇的困境。

正如作家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所言：《设立守望者》“提出了《反舌鸟》所规避的一部分难题，虽然不无瑕疵和漏洞”。《反舌鸟》不仅规避了种族问题的复杂性，对于人性心灵深处的复杂机制和动因，也常常略而不谈或轻轻带过。比如，读者或许想知道，芬奇也是土生土长的南方小镇居民，为何他没有小镇人的种族偏见？他兄弟的态度是否跟他一样？他如何克服内心的恐惧？法官和评审团都是什么人？他们究竟都是怎么想的？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它在严肃文学圈子里总体上不受重视，许多批评家仅仅把它定位为一部情节剧或儿童文学。小说出版后不久，南方作家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评价道：“我想，作为一部童书，它还是不错的。有趣的是，买了此书的人都不明白他们捧读的是一本童书。得有人说出真相。”时隔六十年，哈珀·李的同乡阿兰·巴拉（Allen Barra）在《华尔街时报》上撰文，批评《反舌鸟》“堆砌廉价的格言警句”，把阿拉巴马的历史写成一个“裹着糖衣的神话”。他不客气的指出：“是时候了，不要再假装《反舌鸟》是什么永恒的经典，属于最伟大的美国文学之列。那苍白的自由人文主义已经过时了。”

博尔赫斯说，“文学是对有限世界的探索，它只是少数几个古老的隐喻而已，比如时间与河流、生活与梦、睡眠与死亡、眼睛与星辰，大多数作家并没有什么新的创造，不过为这几个隐喻增加了若干崭新的形式。”除了指出有限的原创性因素，文学批评家有责任探究，是什么社会文化因素让一部作品在某个特定的时代打动了如此多的读者，又是什么因素让它得以跨越时间和地域，经得起改编和翻译。

阿兰·巴拉或许忘了，每个人都自己的经典，在与经典的认同或反对中成长并确立自我。对于经典，读者有自己的选择权，可以对权威意见姑妄听之或置之不理。阅读文学故事，读者就好比游客，偶然旁观、闯入别人的生活，或许只是满足了猎奇和偷窥的乐趣，如果幸运，或许这旅行变成了一次探险或发现，继而改变了你的人生，它就成为你自己的经典。

派克坦言，扮演芬奇这个角色是他一生最大的荣幸，因为他曾遇到无数读者和观众亲口告诉他，英雄的律师形象影响了他们的一生。据一项调查问卷显示，《反舌鸟》在美国的影响力几乎可以上追《圣经》。据不列颠图书馆2006年发布的一份“成年人此生必读书排行榜”，《反舌鸟》排在《圣经》之前。如今《反舌鸟》已被译成40多种语言，在全球发行近4000万册。

一种批评意见认为，这部作品再次满足了白人的优越感，因为作者处处暗示，欺负黑人就像欺负一只无辜的小鸟，他们美丽而弱小，需要白人的同情和怜悯，带着这种优越感，白人观众可以随着芬奇做一回维护正义的英雄，过一把瘾；在心理机制上，这跟观看007，碟中谍的满足感没有什么区别。的确，小说有几处暗示了黑人对芬奇律师的感恩之情：在审判结束之后，二楼的黑人听众全体起立，给芬奇行注目礼；第二天早上，芬奇惊讶地发现，他的餐桌和厨房堆满了各种食物，他家的黑人保姆告诉他，那是黑人们送来的。不过，这样的场景在小说中十分少见，既非重笔渲染亦不刻意克制。

事实上，无论芬奇是否带着白人的优越感，把芬奇理解为黑人的守护神，是平权运动的斗士，都是对小说的最大误解。小说并没有告诉我们，同情黑人的芬奇愿意与黑人为邻，读者甚至可以质疑，律师本人是否愿意把女儿嫁给一个黑人？是否支持给黑人选举权？这一点在刚刚出版的《设立守望者》中刚好找到了旁证：论及黑人的选举权，老年芬奇对女儿说：“这儿的黑人还处于幼儿阶段，他们还没有做好投票的准备。”

在为黑人辩护的同时，《反舌鸟》中的芬奇并没有美化黑人，这跟初稿中的立场并不矛盾。他试图理解他们的弱点与生存环境的关系，并告诉他的孩子，“你永远无法理解一个人，除非你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在对待黑人的问题上，他的情感始终是朴实的：“我觉得世上只有一种人。”换句话说，黑人是人，正如每个白人都是人。芬奇试图告诉人们，在对待人的问题上，永远不能区分人种和等级，只要这样，才能消除偏见。

对待不同的白人，哪怕是下等无赖，芬奇也是如此。杰弗逊案件的原告是一对白人父女，父亲鲍伯·尤厄尔（Bob Ewell）是个酒鬼，一个无赖，一家人生活在垃圾场边上，紧邻黑人街区，穷困潦倒，长年靠救济生活，不跟人来往，大女儿梅耶拉（Mayella Ewell）19岁，没有任何朋友，一天，她试图勾引黑人青年杰弗逊（Tom Robinson），被父亲撞见，遭到父亲毒打，于是父女二人反咬一口，以强奸罪把无辜的杰弗逊告上法庭，按照当时阿拉巴马的法律，这等于给杰弗逊定了死罪。对于这样一对残酷的父女，芬奇在法庭上仍以“只有一种人”的态度，给以极大的尊重和同情。他试图让梅耶拉知道，尽管你有一个十分糟糕的父亲，你无比孤独弱小，你不小心触犯了社会禁忌，受到严厉的惩罚，但你不能成为父亲的帮凶，用一个人的生命来弥补你的过失，那已不是过失，而是罪恶。小说以温婉细腻的笔触，透过一个孩子的洞察力和复杂的心理活动，将芬奇心灵中最深挚的一面透露给读者，他的问话、语气、表情和动作中没有丝毫的高傲、蔑视或憎恶，而是无以言表的遗憾、痛苦和悲悯。

那一刻，芬奇是崇高的。然而，芬奇失败了。

庭审结束，一天在路上，怀恨在心的鲍伯尤厄尔朝芬奇脸上吐唾沫，诅咒谩骂，可芬奇只是拿手帕擦了擦脸。事后，愤愤不平的儿子问他为什么不采取行动，他引导儿子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想，“他总得对谁发泄一下，我宁愿是对我，而不是他那一屋子的孩子。”

在那个大萧条的年代，梅冈镇（Maycomb）里生活着很多不幸的白人，孩子们通过观察芬奇对邻居的态度，学会如何理解和尊重。两代人之间充满小小对抗，但相互体贴信任。杜博伊太太（Mrs. Dubose）丑陋怪癖，对芬奇为黑人辩护不以为然，出言不逊，但芬奇劝说孩子们给她读书，并告诉他们，杜博伊太太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因为她得了不治之症，疼痛难忍，但她不用吗啡镇痛，以求干干净净地进入天堂。儿童成长小说在叙事方面的难度主要在于成人和儿童之间内在视角的转换和穿插，在这方面，《反舌鸟》拿捏得比较恰当。小说的语调是温馨而幽默的，流畅自然，不生硬，不滥情，不夸张，十分难得。

小说前半部分集中叙述孩子们对周边事物的好奇和探险，传说中那个神秘的从不出门的小镇“恶魔”布拉德利是他们的兴趣中心；到了后半部分芬奇接手的案件已不可避免把孩子们卷入其中，良知或正义问题逐渐进入视野。种族歧视和偏见并不是《反舌鸟》的核心问题，虽然芬奇律师接手的那桩棘手的种族案件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线索。这个案件所彰显的种族问题只不过是一块敏感的试金石，试探着梅冈小镇居民的良知和理性，也让芬奇的孩子们跌跌撞撞地理解，父亲为什么要为一个黑人辩护，陷入一场必定失败的战争，通过这场战争，他们懂得，成长意味着理解，有时候意味着妥协，但本真之心，爱人之心是不能妥协的。

正因为采用了一个孩子眼中的童话般的道德视角（虽然有简单化之嫌），而不是复杂的历史文化批判视角，小说获得了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在一个“政治正确”或“被和谐”的时代，当正义和良知早已沦为空洞的词语，一个美国南方小镇的律师对良心的守护，对周边每一个人的理解和尊重，不论白人黑人，不管原告被告，那一种本真的爱人之心，通过他的孩子传递给我们，显得格外美丽动人。

一生中你可能路过无数陌生的小镇，这一次，你也许会在梅冈镇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和事，如果你足够幸运，你会听到一只反舌鸟的歌唱，美丽动人，或许有一天，你会发现那是属于你自己的经典，你的童话。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