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工友的返乡日记：春节回家后，为什么我看到了农村的希望

近年来，每年一到春节，关于乡村的话题就会多起来，论点大都是乡村“沦陷”、“凋敝”、“逃离”、“留守儿童”等等。今年似乎尤甚，先是年前《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在网络疯传，接着由上海姑娘到江西农村的男友家过年，虽然后来证实这是个假新闻，但这样的假新闻不胫而走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这一话题具有广泛的吸引力。接着又先后有《安徽老农借10万高利贷为儿子娶妻 曾有老人被逼自杀》、《农村新春“豪赌”背后是怎样的故乡沦陷》、《如果故乡“沦陷” 每个在外的人都是“帮凶”》、《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 | 返乡日记》、《江西农村实况：这样的家乡，我是丝毫不眷恋的》等文章刷屏。

这些文章对农村问题的挖掘与思考，有助于社会对农村问题的关注与解决。按理说，我应该高兴。可是我回老家后，老家农村有些问题我感受到了，但另外我也看到一个生机勃勃的村庄、一个充满希望的村庄。回到工作的城市后，我跟小伙伴们交流回家的感受时，我都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大家都感受到了农村的重重危机，而我，却看到了好的方面，有个小伙伴说“你如果在家里待久一些，你可能就不会这样想了。”

我想，也许吧！不过，我在老家农村的确感受到了一些“正能量”的东西，也许这些东西还不够深入，也许这些东西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中没有代表性，但希望分享出来供大家拍砖。

一个南方农村的民主选举

我们村在广西桂林西南部约25公里，村里约有70户、300多口人，每人约有两亩的水旱田，若干亩山地。全村只有两个姓，主要是三个家族。村子在附近只是一个小村庄，大的村庄有1000多人。

我是2月4日（农历腊月26）下午回到家的，回家后父亲杀了只鸡，我负责拔鸡毛、剁鸡块，父亲煮了火锅一家子吃！吃饭的时候，有人在外面吹哨子，大喊“晚上在文化室开会”。

往年，村里年底开会都是在小年前后——农历23或24，今年往后拖了两天。

广西田阳县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图片来自网络

晚上八点左右我们到了村子中间的文化室，文化室只有一层，约六七十平方，里面杂乱地摆满了由村里年轻人在外面创业、公司转行后弃置不用捐赠的办公桌椅。村长和村里面的人在忙活着招呼来的人围着炭火坐下烤火（我们那边有个习惯：冬天虽然不算冷，但没有农活时，大家都会围着炭火或柴火烤火、聊天），已经有约30多人了。村里买了些瓜子、花生、糖果，供参会的人吃。

在文化室的白墙上，粘贴着村里一年的财务明细收支状况，财务显示2015年的总收入125472.5元，支出是78651.32元，加上2014年节余的54533元，总计节余101354. 18元，这是两年的村集体收入。可见我们村的集体收入很少。

等到八点半，有些村民还没来（个别村民见迟迟没开，烤了下火就走了），村会计——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就汇报起一年的财务情况（看起来没啥开会经验），村民们围着五盆炭火叽叽喳喳，几乎只有会计旁边的两圈人能听得清楚。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常年在深圳打工的年轻人很不满，说“财务在今天下午才贴出来，开会的人有多少看过？现在让人家提意见，都没看过，怎么提得出来？”其他村民虽然没有公开附和，但貌似也默认了。

会场一片乱糟糟的，五盆炭火圈各自开小会，谁都听不进别人的看法。村长是个内向的中年人，除了张罗村民们围坐在炭火旁不时加炭外，自始自终都没说话。后来村会计看镇不住场面，就撺掇村长说几句话，但村长就是不出来。有些村民就抱怨这一届村干部很差劲，比如说几个月前村里人去附近的“老表”村喝喜酒，村干部居然没有安排车子接送，年轻人还罢了，老人怎么办？让他们怎么回去？还有灌溉水利的水电站，往年承包都要开会商量、招标，由村里人投标，2015年居然由村干部几个人说了算……

我们这圈里的一个叫智华的中年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跨过火堆，跑到财务的红纸下方，向大家解释起来。他以前也当过村长，很务实，村民比较认可，他父亲在二十多年前也是村里挺有威望、负责任的老支书（可惜因病早逝）。也许大家都讨厌了这一锅粥的混乱，加上智华也有些威望，所以他一发言，全场居然奇迹般地安静下来。他主要讲了去年村里的一些事情和财务情况，算是代替了村长发言。

一会儿，又有村民不耐烦了：“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好说的？现在村长不出来主持，群龙无首，怎么搞？先选村长吧？”然后高喊“先选村长！”

其他村民也应和起来“先选村长！”

这回村长却又很积极地张罗起来，找些空白的纸裁成小纸片，再把纸片和笔发给大家，每人写两个人的名字，得票最高的是村长，第二名是村会计。

纸片一共发出去49份，收回48份，其中有一村民坚决不投，说自己弃权，有一票字迹不清楚，算是无效。现场记票由原老村长，开始是一个村民自告奋勇唱票，但他有些人的名字不认得被村民起哄，后来由大队支书唱票，另外一村民验票，有个别村民就站在大队支书旁边监督他一张张开票。

最后是由一个叫保友的得了22票，智华得了17票，其他的都没有超过10票，原村长只得了一票，有意思的是原村长就是新当选村长的亲哥哥。当选的两人原来也当过村长，两人的务实作风应该还是得到相当一部分村民认可的。因为在我们村，主要有三个大家族，这两人都是另外一个家族的，我问了几个我们家族里的人，他们投的也主要是公认的几个人，并不是本家族的人。

正当大家认为实至名归的时候，突然有个人在一边大喊：“我不同意智华当选！”众人一看，很快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原来前几年智华当村长时，该村民把村里的集体放牛场的草地占用了一些种水稻，作为村长当然得去阻止，与该村民有过争执。于是村民们纷纷表态：“这是大家投票决定的，你一个人反对无效！”私下里对该村民也有意见：这样的事村长都不管，那还怎么搞！

最终两人当选，村民们纷纷鼓掌，要求新村长发表当选感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新村长不愿当晚发言，说过年后再说。几番邀请被推辞后，村民们也不再勉强。

接着是村民小组长，有的说要村长直接任命，村民开玩笑说就像总统任命自己的内阁成员；有的说按每组人员的得票多少来定，众说纷纭。最终还是按每组里人的得票情况来定。不少人就散了，有些人留下继续烤火聊天，村干部们就在炭火旁讨论村务、财务的交接问题。

“富农”的产生：超级勤劳肯干，少有赌博、酗酒等不良嗜好

这次回去过年，我特别留意了下村里的房子，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房子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村民的经济实力，而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也很值得注意。

如以建了三层楼房的为例，只有一幢楼房的主人是一家几口长年在外打工、靠打工挣的钱盖的，且该楼房长年无人居住；有一幢三层楼的家里，有一个孩子据说在家里挣了不少钱，但另外两个孩子一直在家务农；有一幢是一对长年在学校当老师的夫妻且丈夫一直是校长的家庭建的；另外的8幢几乎都是在家务农，农闲时节要么做些小生意、要么在附近打零工、要么是种植养殖些东东的家庭。

当然，不容小觑的还有二十多年前的几家“富农”：现在已经是老旧了的一到两层楼房。这几家“富农”当年都是种田（我们那边对种水稻的俗称）的好手，也是村里勤劳肯干的楷模！我们村很多水田一年都可以种两季稻。

有意思的是8幢三层楼房主人的轨迹都有些相似：在种田上都是行家里手，在农闲时也都有各自的一套！我们家族里的一个叔叔，夫妻俩以前常常种二十来亩水稻田（有的是租种外出打工的亲戚、村民的田），是种田好手，每年稻谷快收割时村民们私下里都比较：看来又是XX家的水稻最好、产量最高；他们农闲时还开拖拉机运送货，做过稻谷的收购批发生意，种植过辣椒、生姜等经济作物，养过鱼、鸭子等。我还有他们凌晨四五点起床，去五六公里开外的山里挑山笋出来到集市上贩卖的记忆。这三层楼，花了二十多万，他们还供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可以说，叔叔一家是非常拼的。

另外一家新“富农”也是如此：俩夫妻在肩挑手扛的年代曾经种过三四十亩地（要知道以前什么都靠人力哇！不像现在，犁田、爬田、插秧、运肥料、洒农药、收稻谷、运稻谷、晒稻谷等，几乎都可以半机械或完全机械化了。早先他们还开了村里唯一的碾米加工厂，开过拖拉机，做过稻谷买卖，养过很多猪，等等。

还有一户就有些不一样：年轻时去外面打过工，没挣到钱。回家成家后就不再出去，在家种田种西瓜、养鸡养鸭养鱼等等，近几年还和其他村民组织了建筑队，农闲时去周边帮建房子、装修等等。

考察这些新旧“富农”的“发家史”，都有共同的特质：超级勤劳肯干，几乎都是种田好手，少有沉迷赌博、酗酒等不良嗜好。这也与一些学者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富农”的评论相似：新富农是在新中国土地改革后，最早响应中国政府的号召，辛勤劳动，努力经营，积极进行积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最先富裕起来的农民。（《新中国成立初期富农问题研究综述》 ，陈胜辉 ） 新与旧之间有些不同的是，除了年龄上的差异外，新“富农”多了收入的来源、脑瓜子更灵活！

村民的文化生活：村民们不打牌、赌钱，还有其他选择吗？

往年我回老家，也常感叹农村的文化生活到了荒漠化很严峻的程度：村民们没事就泡在村口的小卖部里打牌、赌钱，甚至在农忙时节也有人打牌。

可是，村民们不打牌、赌钱，除了看电视，还有其他选择吗？

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那时候，村里不是这样的！

20多年前，村里有一张水泥砌的乒乓球台，这张乒乓球台造就了村里的一拨拨乒乓球高手。平常没事大家就来打乒乓球，大人小孩只要会打都可以参与，只是小孩子往往被虐得很惨，每年村里也会组织乒乓球比赛。有一年，村里甚至组织几员干将，去挑战附近小学的老师。小学的老师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一个高瘦的教务主任的旋球和扣球很刁钻，最终让他夺了冠。

村里的木制篮球架、泥土地面的篮球场也往往很热闹，闲暇时也很多人带着篮球来回跑。我们小孩子常玩一种用篮球砸人的游戏：几个人投二分球，谁没投进去，就得在二分球线处撅起屁股，让投进篮的孩子用篮球砸到篮球架上，篮球反弹下来，如果砸到了谁谁就算倒霉（砸到了是很疼的）。

村里下象棋也很普遍。村里有几个年轻人象棋很厉害，下一步能算到八九步之外，在老村支书还在世时，常有一帮人泡在那里下象棋，吃午饭晚饭找不到人，去那里准能找到。

老一辈的人还组织过地方戏曲——桂林彩调剧的学习小组，记得很多人眼红一个老头捏着年轻漂亮姑娘的手，教她如何做手势……等等。

当然，这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事了！这些年来，乒乓球台没了，篮球架坏了，象棋没人下了，铜锣铜鼓没人敲了，彩调更是连视频都很少人看了……

今年回家过年，我本来是想足不出户或者偶尔去村里两年前新建的篮球场锻炼锻炼的，因为，这些年过年，村民除了打牌赌钱，就是赌钱打牌。

但腊月二十九那天，艳阳高照，新村长在文化室门口贴出迎新春初一初二篮球比赛的通知，并且要分成青、中、老不同级别的组别比赛，还有奖品等候，且凡参与者都有纪念品赠送。

初一下午拜完年后，篮球比赛如期举行，村里不少的男女老少都在球场边观战。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不是中年人或老年人组不起队，而是年轻人组不起队！除了几个年轻大学生会打篮球外，出去外面打工或在村里种田的25岁以下的年轻人，几乎都因篮球技术太菜而不敢上场（可笑的是一班年轻人经过球场时还嘴硬：“等我们上场时，他们啥都不是了。”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常年在外打工的人感叹：“又不会打。在外打工每天十二小时，下班了就想睡觉，哪里还有时间、精力打球！”）。三四十岁甚至五十岁的村民反而成了主力！

初二打篮球的时候，来村里给亲戚拜年的人如果也想试试身手，可以临时加入，篮球就有了另一层待客的意义。这种待客方式让我很有些感动！

文化室里还有村里的乡村打击乐队“四件套”：牛皮大鼓、铜锣、军鼓镲和青铜钹。上了年纪的老一辈想再整起来，但“叮叮咚咚”响了一阵，发现太长没练，都有些配合不起来了，即使有年轻人一再怂恿，最终也没整起来。有些年轻人也想试试，但只能是胡敲乱捣。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过年，打牌的人还有，但明显比往年少了很多，往年文化室不给打牌，今年可以，但打牌的人必须出份子钱，份子钱用来给村里的孤寡老人送慰问品！

村民的组织状态：有吵闹甚至打架，但遇到威胁整个集体的外来力量时，村民们还是一致对外。

也许是因为我们村交通、农业资源等各方面没有什么优势，大资本入侵的不多，村民的人心向背、宗亲意识、集体意识很是挺高的。家庭、亲戚、村民间平常吵吵闹闹甚至打架斗殴也都有，但遇到威胁到整个集体的外来力量时，村民们还是一致对外的。

记得十来年前，邻县的村子欺负我们村小，想占我们村靠近该村的一块飞地，村里的人传出话来，如果要打架，在外面不管是打工还是上学的成年男子都要回来助阵，否则在村里要被“除名”。两个村几百名村民已经在一个大丘陵上拿着刀枪对垒过，后来是有人报警，县里来了特警才作罢。当时害得我在广东东部打工的一个小城市里纠结了好一段时间：真要打起来，我要不要回去助阵？（我这么瘦里巴几、皮包骨的能起到作用吗？且这样做是对是错？）

最终这事是以我们村与附近一个较大的村结盟、拜了把子，邻县邻村有所忌惮而结束。至今两个村子还保持紧密关系，村民的红白喜事都要请村民代表参加，且互称兄弟；如果某个村遇到威胁，另一个村去助阵义不容辞！

记得十多年前有一户人家条件在村里还行，几个孩子都挺有出息，都受到了较好的教育，基本可以不用再从事农业生产（第二个孩子还是我的小学同学），后来不知是损害了村里的集体利益还是怎样，应该是比较过分的事情，被村民一致同意“绝交”，该户也觉得没法在村里待下去，遂举家迁出去了。

另外村里还有一种充满大男子主义的组织形态——拜“十兄弟”，即年纪相仿的男孩从十来岁开始组成一伙（一般相差不超过两岁），每年相聚一次（往往是用聚餐的方式，“兄弟”间有红白喜事，其他兄弟都得出钱出力），从第一次之后，这些人就要一辈子互相支持、帮助，所谓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吧！有的可能是五六个人，有的可能是十来号人，看村子小伙伴的多少而定。像我叔叔们有几拨，我哥哥们也都分别有自己的“十兄弟”。我当年是在很小、大概十来岁的时候，有小伙伴提出要拜“十兄弟”，但要每个人出五块钱或者是一只鸡/鸭，我家里穷，估计是三个哥哥每年都要吃一次，父母不耐烦，就说有什么好搞的？我当时也比较内向，内心也不是特别想，于是就拒绝了。但如果我要参加，父母肯定也只能答应。

这种“十兄弟”形式一直到现在，只是计划生育的效果显现出来了：相差一两岁的男孩，我们这样的小村要找五六个也不容易了，只能在年龄上拉大差距。虽然新的“十兄弟”已越来越难组成，但已经拜过的还要履行互相往来、互帮互助的义务，直到垂垂老去。

另外一种新的形式不知道未来会对村民间的联系与互助有多大的影响：这两年有些村民种沙糖桔赚了些钱，于是有人牵头成立了沙糖桔合作社，合作社能做些什么，社员们并不是很清楚，但都希望在成立后能得到上面（指政府）一些实实在在的支持。

新“三农”问题的探讨

我一直觉得我们村庄在中国的农村里没有代表性，一个是农民的田地好像很多地方都没有那么多（但如果按中国18亿亩耕地，近9亿农民来计算，我们村只能勉强达到平均值）；第二是好像没有穷到一无所有、举村青壮年外出打工的地步；第三是随着近十年来农业机械的普及，农民们没那么苦了，反而是我们在外面打工的人天天上班苦逼得一塌湖涂；第四是农业危不危险农民们并不清楚，只要收成好、农产品卖出好价钱就可以（但粮食、特别是稻谷可以说近年来从来没卖过好价格，2015年还比2014年少了20-30元/百斤，只有160元/百斤左右）；第五，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问题不是特别突出。全村3岁以上、高中以下的孩子有40多人，其中约有10个孩子的父母有一人或两人在外面打工，只有几个孩子跟随打工的父母在外面。

李昌平老师在2000年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那时候套在我们村上，完全适用。近16年过去了，这个帽子还不能完全摘掉，有些村民在温饱线上挣扎，有些村民在小康线上努力，完全靠农业衣食无忧的几乎没有。从近来媒体报道来看，似乎“三农”问题在很多地方有更严峻的趋势。

从比较实际的农村角度出发，我觉得有几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农业补贴少、农民的社会保障太低、农村的文化生活荒漠化、性别平等任重道远，等等。

农业补贴少。以2014年为例，我们村每人每亩的补贴是100元，以每人两亩计算，则每人可以得到200元的农业补贴，2014年我们县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是11330元（《临桂县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也就是说农业补贴只占农民收入的1.7%，农业补贴占农民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日本农户收入的60%主要来自于政府农业补贴……美国产业化农民收入的1/3来自于政府的补贴，显著的提高了美国农民的收入”（《中外农业补贴政策的比较研究》冯强 ）。这说明不论是东亚小农生产模式还是北美的大农场生产模式，农民要想有较好的收入，离不开政府的高额补贴。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村的新“富农”，除平常种田外，还得从事其他经济收益较好的种植、养殖和做小生意、打零工等，才能有维持生产生活所需的收入和进一步改善生活的资金累积。当然，在当前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和产业结构境况下，这些新“富农”的产生不一定有普遍性，不少同样勤劳的农民可能因一场病痛、一场水灾、一次意外等就可能重新返贫。

农业或主粮生产补贴太低，直接影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国家粮食安全和年轻一代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像过年时邻村一个表姐说去年他们种沙糖桔挣了些钱，今年打算把全部的田地都用来种沙糖桔，而以前他们家可是种粮大户。

我们村的粮食生产一直没有凋蔽，但年轻一代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越来越低。以种稻为例，即使种两季稻，每季亩产平均净产800斤稻谷，按2015年的价格计算，每亩地两季也就毛收入2560元，再扣除每亩地每季种子、肥料、农药、请机械种/收等成本约400元/亩（还不计算农民的人工费用），一个人两亩地没有其他收入的话全年也就3520元收入。这可是在稻谷生产顺利、长达9个月认真呵护的基础上的，还不如在城市打工一到两个月的收入。

农民的社会保障太低。在2009年前，老家农村还没有养老金的概念，虽然这几年农村老人即使以前没有缴农保（因为以前压根儿没有）也能领到一部分养老金，但现在这些养老金只能给农民塞塞牙缝。像我爷爷88岁了，一年领到的养老、高龄补贴只有1600元，我父母分别66、64岁，每人每月只能领到90元钱，一年只有1080元。如果老年的、高龄的农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没有积蓄没有儿女养老，靠这一丁点养老金生活只能是杯水车薪。要知道现在农村的物价，几乎已经向城市看齐。肉类就不必说了，连蔬菜也接近了，在过年时附近集市上的青菜就要3块钱一斤，金针菇居然要12块一斤。医疗保险能报销的比例也还过低，低的30%都不到，最高只有70%。

农村的文化生活荒漠化。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教授鲁可荣表示当前农村文化“荒漠化”主要表现在：传统农耕文明逐渐消失；传统家庭亲情及熟人社会的情感被过度商品化的金钱关系所取代；黄、赌、毒糟粕文化及陈规陋习等不同程度存在；传统乡村文化被城市电视文化和网络游戏等占领。（《警惕农村文化“荒漠化”为乡村文化注入新鲜养分》，《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年2月第559期）

过年后回到苏州，我向山东、江苏苏北、陕西、安徽、河南、四川、江西、湖南等地的工友打听农村老家过年的文化生活状况，除了安徽的工友说今年村里请了当地的类似舞狮队的地方戏演出队到每家每户前表演几分钟外（每户还得付100元），其他的都说只有走亲戚、看电视、打牌、搓麻将、赌钱等“活动”。有个工友还说今年太倒霉了，输了两千元。

当我跟周边的工友说起以前我们村有乒乓球比赛、篮球比赛、象棋比赛、猜谜语、学戏曲（彩调）等等文娱活动时，基本上所有工友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一个又破又穷的小村庄，居然还有过这么丰富的文娱活动。但其实以前在我们村庄周边，我们村除了乒乓球、象棋有些能手外，篮球、彩调、乡村乐队等高手都在附近的村子，可见其他村庄的文化生活应该也不会太单一。但是这将近二十年，农村的文娱的确“沦陷”了：以前丰富的文娱都没有了，农村文化生活陷入吃、喝、赌的疯狂中。这一方面需要硬件如场地、设备的支持，另一方面需要软件——人的组织、参与。这次回去，发现年轻一代没有在二十年前感受过那种氛围的人，对乒乓球、篮球、象棋、乐队等文体娱乐都不是很擅长，只会当专注的“低头族”。

农村文化生活的荒漠化会直接影响农民的精神面貌、进取心甚至经济状况等等。以前有夫妻俩，每年也种四十来亩地，超级辛苦，但丈夫好赌，常把苦来的钱赌个精光，导致夫妻俩每到年底几乎天天吵架。

性别平等任重道远。“农村至今有两点仍维持未变：一个是父系、从夫居和父权制家庭依旧, 一个是村庄权力的男性绝对主导依旧。妇女尽管在经济参与方面获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不仅在家中依然处于从属地位, 且在公共领域也仍受到排斥, 部分农村甚至‘集体失语’”。（《主体的寻找——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妇女》 金一虹）

在乡村里，以家庭为单位时，女性的权利与男性的权利貌似差别不大，在对待生男生女时，有些家庭还必须有一“子”才行，有些家庭已经不那么注重了，但一旦遇到外部事务或公共事务时，这种差异就凸显出来了。村民大会时，有约50户的代表出席，其中只有3名女性参与，且整个过程几乎没有发言的机会，会还没完全结束，3名女性就都齐齐离开；篮球比赛时，也没有一名女性上场；列祖列宗的墓碑上，女性的名字也不会刻上去；如果是集体干架，当然女性也不会出场。这些公共空间女性默认的被屏蔽，也让女性缺少了娱乐的渠道，所以村里的女性只有以打牌小赌怡情、消遣农闲时间。

结语：我还是看到了一些农村的希望所在

中国地域幅员的广阔，注定不同区域农村未来的发展必然会有很大的差异。近来“供给侧改革”很时髦，李昌平老师也写了篇关于“三农”供给侧的文章——《关于三农的供给侧改革之1-5》，文章总结道：“从增加农民收入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是四条：第一，大力扶持农民村社组织内部的合作互助金融发展；第二，大幅提高农民基本国民待遇；第三，扶持小农高度组织化，自主主导农业产业化，发展一村一品现代农业；第四，组织和培训农民，有组织的进入劳务市场——最大化的给予市民化待遇。”

农村确实还有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根源性的户籍制度问题，但是从今年回老家过年所看到和感受到的，除了以往的老问题，我还是看到了一些农村的希望所在：农民可以不用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受尽歧视与屈辱的外出谋生，农村物质、精神生活条件与城市差距逐渐缩小，农业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展现出新的可能的勃勃生机。这些希望建立在城市不再像蚂蟥一样从农村吸血的基础上，而且要有些许良知、逐渐加大反哺已渐入苍老的农村。在思考农村问题时，我想现在的新“三农”问题是否得改为“农业补贴少、农民社会保障低、农村文化生活荒漠化”？如果这些问题能得到较好的普遍的解决，建设新农村才会从硬件、软件上实至而名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