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诞辰105周年：著述不多，大把时间奉献给集体事业

谭其骧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他与侯仁之、史念海并称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三驾马车”。2016年2月25日是谭先生冥诞105周年，当日一早，复旦大学史地所师生在光华楼21楼谭先生的铜像前举行了献花仪式，并就 《谭其骧全集》出版之机召开小型座谈会，缅怀先生的学术品格和治学特点。

追忆先生：对待学问极其认真

谭其骧最重要、也最为世人所知的学术成就是主持编绘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学界简称“谭图”），这是1954年毛泽东在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跟吴晗提起的想法——读历史需要一本随时检查地名方位的历史地图。次年，吴晗即建议有关单位请谭其骧先生去北京，以现代地图为底本，改编、修订杨守敬《历代舆地图》——这是到当时为止中国历史地图中最详备的一种。

抗战时期及建国初，谭其骧都曾编绘、校订过不少地图，他与顾颉刚一道组织禹贡学会时，也有编绘中国历代沿革地图的愿望，只是这项工作需要大量财力、物力，还需要大批学者、专家的通力合作，难以开展。1950年代这次编绘历史地图，原定方案是“改绘”，但工作甫一启动，谭其骧即发现，这一方案并不可行，于是另起炉灶，原本计划一年之内完成的任务，最终延宕了近二十年（1957年谭其骧回到上海，为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做长期规划，1974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内部本八册编成）。

《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后，谭其骧在国内及国际历史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学术声誉，由他参与、负责的集体科研项目一个接着一个，比如《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地理卷、《辞海》中历史地理部分，以及《中国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卷》。作为多个集体项目的负责人，谭其骧大把的时间都花在了集体事业上，个人的文章、研究与同辈学者比较起来，成果并不多，时间、精力所限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谭先生对待工作极其认真。

与谭其骧共事过三十多年的邹逸麟先生在座谈会上称自己是谭先生的“老学生”，大学毕业后参加的工作都是在谭先生的领导下。他回忆说，谭先生是《历史大辞典》的副总编辑，在做历史地理分册时，他看稿非常认真，每次开会谈及的问题都很具体，与其他一些分卷主编的作风颇为不同。“当时也有学者朋友劝谭先生不必那么认真，花些时间放在自己的研究上，可是谭先生不行，他做事情认真、负责。现在回过头看辞典中的一些词条，这些表达不能减一字，也不能增一字，这里面都是有功夫的。谭先生做事情很慢，出版社总是要不断催他。”

谭其骧曾在自传中回忆创办《禹贡》半月刊的往事，其中谈到“最感吃力的倒不是筹措经费，而是繁重的编辑任务。半个月一期，开始时每期二三万字，后来逐渐增加到十几万字，这副担子真是无比沉重”（《长水永泽：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另一位主编顾颉刚就毫无这种感觉。这“无比沉重”显然主要是由其严谨、负责的秉性所致。座谈会上，邹逸麟、周振鹤等先生聊起谭先生往事，也提及这一点。为此顾颉刚和谭其骧还有过矛盾，一些稿件顾颉刚觉得可以编入，但谭其骧却有不同想法。他对稿件质量把关很严格，经常觉得稿源紧张，为此十分苦恼。

周振鹤还在会上回忆说，“谭先生谈中国历史上七大古都的文章，其本意并不是很想写，‘五大古都’（西安、开封、北京、南京、洛阳）的说法自是没话讲，但后来有人提出杭州，有了‘六大古都’说法；杭州是大城市，不提似乎不大合适，但它在历史上作为都城只是南宋偏安政权，而且还只是‘行在’；若提了杭州，不提安阳也说不过去，所以只好提‘七大古都’。这个文章原本计划有上、中、下三篇，在华师大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但写了上篇、中篇，下篇始终没有写。谭先生对文章非常认真，中篇也是杂志要截稿了，编辑坐在谭先生家里等，才把稿子拿出来的。”

《谭其骧全集》与未完成的“大地图集”

近五年来，有三部与谭其骧相关的重要成果陆续出版：一是2013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二是201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的《悠悠长水：谭其骧传》（《葛剑雄全集》之一种）；三是201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谭其骧全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谭其骧全集》。

《谭其骧全集》是人民出版社“中国国家历史地理”书系之一，该书系首次集中出版历史地理学重要学者的著作，这也是谭其骧著作的首次合集。全集分上、下两卷，集合了文章、日记、书信、札记等内容。谭其骧自己的研究文章数量不算多，随笔更少，实在是集体项目之外留给自己的时间有限。

周振鹤先生说，曾执教于燕京大学的聂崇岐先生五十多岁就故去了，谭先生因此感慨人生之短暂而有限，搏命做学术，谭先生的文章虽然不多，但题目好，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对此，专攻蒙古史的贾敬颜先生也说谭先生写文章很会选题目，都是要紧的题目。

说谭其骧先生的文章题目选得好，一方面是说他选择的都是些科学上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这些文章也基本勾勒出了日后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的脉络；从研究方法、研究课题上，这些文章奠定了学科的基础，都是学术史上绕不过的经典之作，座谈会上，不少学者就分享了他们对谭其骧一些经典文章的阅读体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是谭其骧从1980年代开始主持，生前未及出版的大型集体项目，座谈会上称其为“大地图集”。这部地图集与八卷本“谭图”相比，并不为一般人熟知。

“其实， 1950年代国家提科学计划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个项目，当时说要出版一套中国国家地图集，分四部分，有普通地图集（政区）、能源地图集、自然地图集，以及历史地图集。前三者都有相应部门的专款支持，而且相对来说，资料是现成的，所以很快就编完出版了。但是历史地图集却迟迟未出。”

这版“大地图集”与八卷本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不同，《中国历史地图集》只是反映历代疆域政区的地图，而“大地图集”是综合性的历史地图集，有自然、经济、文化、军事、宗教、人口、城市等多方面的内容，共计20个图组，1300多幅地图和相应的表格、说明，涉及的人员、单位很多，参与编纂的专家有数百位之多。最初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友渔任编委会主任，谭其骧任副主任兼总编纂，夏鼐、侯仁之、史念海、翁独健也都是副主任，编委有林甘泉、任继愈、高德、黄盛璋、陈桥驿、邹逸麟、葛剑雄等，几乎囊括了各相关研究机构负责人和学术权威。

据邹逸麟介绍，1982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编委会，1984年展开工作，但由于1980年代国家经济困难，资金不到位，项目因此中断。1990年代有一位企业家出资支持，项目得以继续，后来这位企业家出走境外，资金中断，项目再次搁置。直到2003年第十届全国政协会议上，邹逸麟先生作为政协委员提交提案，希望国家支持图集的出版，这项工作才再次启动，而原编委会的很多学者都故去了，当年参与项目的年轻人也岁数不小了。博士毕业后即参与此项工作、现在已经人到中年的张伟然教授开玩笑说，没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此书问世。

其实，这本“大地图集”仍然是不全的。原计划出三本，而今只出版了一本，剩余两本编纂工作基本完成，但由于种种原因，还在等待出版。谈及此事，邹逸麟先生颇为感慨，遗憾之余也可见地图出版之艰难。回忆当年编修《中国历史地图集》，由于国家的支持和推动，工作条件便利很多。那时候谭先生要奔走的主要是繁复的编纂事务。做这样的工作，没有奉献精神，难办。

走进谭其骧文库：书斋里的“先生”

在复旦大学光华西主楼21楼，有一间九十平米的房间，名曰“谭其骧文库”，收藏着谭氏家藏的图书和资料。据整理统计，有线装书673种4880册，平装书3200余册，日文书40余册，杂志近千册，档案、文稿、照片等600多件，里面主要都是历史地理类专业图书，有珍贵的善本，也有谭其骧的批校本。

据负责整理文库的老师介绍，2003年谭先生子女根据父亲遗愿把家藏的图书和资料捐赠给史地所，由此开始筹建文库，经过历届所领导的支持、学校图书馆的编目，2011年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时文库正式启用。“这样完整保存一位现代著名学者的藏书与史料的文库在谭先生这代人中是非常少的，这也是学校和所里对谭先生的尊重和敬爱，也是对于历史地理学科‘根脉’的保存，希望以此纪念谭先生。”

谭其骧文库所藏图书资料，除了杂志和部分残损图书以外，都已完成编目，可以在复旦图书馆网站和所内进行检索。谭其骧的手稿、资料，也进行过编目。除了作为展览、纪念之外，文库还接待阅览者，或经领导和家属批准复制相关资料，比如水经注类图书、地图类图书都有阅览者使用，也为夏鼐亲属提供过相关书信。

若是从收藏的角度来说，文库中的多数图书算不上珍稀，但在这个文库里，研究者可以感知到的学者形象却非常真切。借此次活动机会，记者再次走进文库，从一件件藏品中更深地理解了谭先生的为人及为学。

谭其骧文库中收藏了许多朋友、师长赠予的图书资料，老师辈的有顾颉刚、陈垣、吴晗、竺可桢、邓之诚等人，朋友、学生辈的有侯仁之、史念海、王钟翰、唐长孺等。谭先生重情谊，他生前保存了许多书信，包括燕京大学期间他与顾颉刚的交流信件。

据负责老师介绍，谭先生与朋友关系很好，特别是与周一良先生。

“他俩的关系从大学时代到谭先生过世一直很好。我也整理过周一良先生的年谱，大学期间他们两个人曾合用一本笔记本。谭先生移民史手稿封面是周先生题的。谭先生后来去北京也会住在周先生家里。我在周先生家还见过谭先生送他的结婚礼物，是陈垣的《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卷。‘文革’后，周先生给谭先生写过一封信，那是很要好的朋友之间才会如此坦白心迹。谭先生去世时，周先生题有挽联：一百年难遇，绝学鸿篇美而富。六十载论交，平生风谊友兼师。”

文库藏品中所凸显的另一特点是学术本位。谭其骧藏书不算特别多，但历史地理类的图书资料在当时算得上相当完备。而且图书、杂志上不少都留有其批注，由此也颇能看出先生的学术兴趣之所在。

（文中部分图片来自《长水永泽：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