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伯逝世一周年丨人类学的政治价值

9月2日是人类学家、无政府主义者大卫·格雷伯逝世一周年，本篇文章是与格雷伯共事多年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前同事、人类学教授Alpa Shah对他思想遗产的纪念，并介绍了本月新近出版的格雷伯的遗著——与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合著的新作《万物的黎明：人类的新历史》（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原文刊载于novaramedia。

大卫·格雷伯

人们常问我：“对大卫·格雷伯而言，什么是第一位的，他的人类学还是他的政治？”我的回答总有些含混，我会低声呢喃：这是个几乎无从回答的问题。但如今，在我们亲爱的朋友和同事离开一年之后，我觉得这是个值得回答的问题。

毫无疑问的是，2007年我在金匠学院的招聘会上见到大卫时，他觉得自己的政治妨碍了自己在人类学机构中的生活——我指的是教育机构，即那些雇用人们并给他们贴上“人类学家”标签的大学和院系。大卫认为2005年自己被耶鲁大学解聘是他在2000-2001年全球正义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在2005年耶鲁大学的研究生工会运动中支持一名学生组织者的直接后果。自那以后，各大学的任命和搜索委员会担心大卫会在走廊里跑来跑去“制造麻烦”，于是在美国，尽管他提交了20多份教职申请，但从未进入第一轮面试。

当大卫在金匠学院面试时，我们张开双臂欢迎他，深知他将完美融入我们这个小社群。能为格格不入者提供安身之所，这让我们自豪，我们感觉自己居于已经颇为边缘的人类学学科的创造性边缘。

然而，尽管大卫接受了我们提供的工作机会，但离开耶鲁大学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创伤。他深感被自己所钟爱和倾心投入的学科拒之门外。他希望被视作一名人类学家，也希望得到其他人类学家的认可。

人类学的馈赠

大卫热爱人类学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已为大家所熟知的原因，是他认为人类学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宝库，其中充满人类生活和组织的相异方式。大卫不仅指出了人类学家长期以来所强调的，即通过这一学科视角看世界会迫使我们批判性地质疑自己的行事方式、自己的生活和所处社会，并意识到它们实际上多么陌异；他还展现了这门学科的潜在政治力量——展示这些想象世界和生活其中的不同方式，为我们的生活和组织如何超越现有的资本主义秩序提供了一系列可能性。

大卫提醒人类学家克服自己与殖民主义的棘手关系，觉察民族志材料的美妙之处——不是作为某种“罪恶的秘密”，而是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对他来说，人类学揭示了另一个世界——在这里，国家、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和男性统治等制度的影响并非无可避免。在他看来，人类学使别样的世界成为可能。

大卫钟爱人类学的第二个原因——也许不太为人所知——是他也爱这门学科的民族志方法。他看到人类学的实践（即我们使用的工具）如何能为非先锋队式的革命知识空间提供粗略模型。大卫认为，进行民族志研究是一种直接民主过程。通过与人们共同生活，人类学家观察他们行事，致力于深入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以及他们在创造的社会。然后，人类学家找出人们行动背后隐藏的逻辑，以他们自己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方式揭示行为的更大意义，并最终将这些思考作为贡献、作为可能性——作为礼物——回赠给世界。

迈向无政府主义人类学

大卫在《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中最为清晰地阐述了这一立场，这本书是一份发展社会理论以建立新世界的宣言——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自由地管理自己的事务，且能决定自己（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想生活其中的社群的样态。

《碎片》既是对人类学家发展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的响亮号召，也让社会活动家意识到人类学能为创造更好的世界做何贡献。

这些想法在大卫进入这个领域时就已经萌芽、成形了。在进行博士研究期间，他住在马达加斯加中部的小村庄贝塔富（Betafo），生活在两类“失落的人”（“lost people”，这是脱胎于其博士论文的著作的标题）之中。一类是“黑人”，即非洲奴隶的后裔，他们失掉了自己的根。另一类是“贵族”，即来自南婆罗洲的前奴隶主，他们也是“失落的人”，因为大卫到来之际，他们已变得愈发贫穷。

在一个几乎算不上存在的后殖民国家——近乎于无政府状态之下，每个“失落的人”都可以自由建构自己的过去和未来的叙事。这种叙事拥有挑战主-奴等级的潜在可能性。奴隶的后代开始从事放贷和贸易，甚至开始雇佣和剥削他们以前的主人、侵占他们的财产；世界上下颠倒了。

大卫目睹了这个充满创造性叙事和历史创造的世界——它使奴隶的后代有可能获得自由。他于是摒弃了历史唯物主义，后者将历史视为伴随物质条件（生产方式）变化而相应发生的阶段式进化。从此时起，到2001年写就的《迈向价值的人类学理论》（Toward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Value: The False Coin of Our Own Dreams），大卫将他认为的马克思的精华与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的见地结合在一起，以思考人们认为什么有价值的问题——简单来说，他的答案是，人们最看重的是创造社会人（social person），以及如何让社会变得更好。

重写世界的历史

大卫将这种对价值的理解应用于《债：第一个五千年》（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2011），他在书中表明，人类经济并非从以物易物进化至信用-债务经济。事实上，债一直存在，它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基础。

大卫借助人类学（和考古学）记录展现了不精确、非正式的债如何构成了社群建设的实质。他也揭示了这种将人们凝聚在一起的永久的债如何被数学上精确的、坚决执行的、通常由国家暴力强加的债所取代；后者让受害者感到都是自己的错，而且无论当初债务产生的条件为何，他们都不得不偿还。

在政府宣称公共债务过高因而需要紧缩的背景下、在个人债务压垮许多人（无论是被沉重债务压得喘不过气的学生还是因次级房贷被赶出住所的人们）之际，大卫通过民族志重写的历史帮助许多活动人士——他也与他们并肩作战——宣称，如此债务是需要被取消的暴力形式。

大卫的许多其他作品都创造性地结合了人类学见解与反资本主义政治。而我们现在期待的、下个月即将出版的新书，是大卫在《碎片》奠定的基础上对历史的雄心勃勃的重写。

大卫不满足于《债》关注的5000年历史，他与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合著的新作《万物的黎明：人类的新历史》（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回顾了过去3万年的历史，重新解读人类学和考古学记录，穿越时空，在大陆和大陆、时代与时代间穿梭，重写了我们所知的世界历史。

两位作者认为，无论顺着霍布斯还是卢梭的思路，我们得到的都是同一个古老迷思，即一种进步（progress）的历史轨迹。它始于简单的平等主义的狩猎采集社群（如果你受卢梭的影响）或简单的野蛮社群（如果你是霍布斯主义者），然后随着农业的出现和城市的诞生（当然还有启蒙运动），才逐渐发展至更高的阶序等级和复杂社会。

然而，如果考古证据与这种叙事——两位作者称之为“愚笨野蛮人的迷思”——相矛盾呢？如果考古证据表明，狩猎采集者既可能是等级制的，也可能是平等主义的；人类创造性地、有时甚至是季节性地在平等社会和等级社会之间运动和转换；一些古代城市实际上是平等主义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女性在正式政治职位上占有优势，那会如何？

《万物的黎明》表明，人类历史远比我们以为的要更多样和更令人兴奋。我们的祖先是自觉的政治行动者，他们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新的社会安排。意识到这一点将赋予我们无限广阔的可能性来创造更好的未来。自然地，两位作者指出，问题不在于不平等或国家缘何出现，而在于我们是如何深陷其中的？我们一直都在问错误的问题。

因此，要是有人再问起“大卫·格雷伯的人类学和他的政治哪个重要？”，我可以回答，这是个错误的问题。为什么假定我们的政治可以与我们身披的知识外衣和我们栖身的家园分割开来？大卫对人类学的热爱与他建立反资本主义政治的愿望紧密相连。这种不可分割性无疑构成了使大卫·格雷伯成其所是的基础——不仅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人类学家之一，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创造力的政治思想家和活动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