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脑科名医两度出走后自由执业：“用脚投票”选择合作方

2013年，从金字招牌的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出走，当时已经47岁的宋冬雷在上海医生圈内引起了不少震动。2015年9月，他又从民营医院院长的位子上再度出走，这一次他选择的是自由执业，成立医生集团，不再受雇于任何一家医疗机构。

2016年2月25日，冬雷脑科集团与被称为“上海医改试验田”的上海国际医学中心签约，并将第一执业点放在此处，这也成为医生集团落地社会化平台型医疗机构的一次标志性事件。上海市医改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医疗体制改革将创造各种条件、模式、机制，来让医生更好地体现自己的价值。

上海第二个体制外的医生集团

上海市华山路一幢并不显眼的商务楼，宋冬雷把自己的脑科集团办公场所设在这里，对面是一家律师事务所。宋冬雷觉得，这也许是一种巧合，如今他和对面的律师一样，都是依靠专业工作的“自由人”，他觉得这是“一场彻底的革命”。

宋冬雷曾经在业内有过显赫的头衔：原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教授、主任医生、博士生导师。2009年，演员赵本山在上海突发颅内动脉瘤出血，宋冬雷就是主治的大夫之一。

对于3年前从三甲医院出走，宋冬雷坦言，一方面是因为“在不到40岁的时候，就觉得把医生这个岗位做到天花板了”，另一方面，是因为“疲惫”，半天的门诊就要看40多名患者。他觉得，医生因为超负荷的工作量，病人因为排了很长时间的队甚至花高价买了“黄牛”号却只换来几分钟，双方都充满烦躁的情绪。

离开公立医院到民营医院，宋冬雷觉得是为了推动公立医疗体制的改革，但是他后来发现，原来的问题解决了，还会有新的问题。“中国大多数民营医院也是一个金字塔，做得好的民营医院也只是塔尖。”宋冬雷感觉到，医院背后的资本，有些想法与医生的理念并不总是一致的。他曾在微博上直言：“奉劝不能忍受5年亏损、财力不够的人，千万不要投资办医院，因为你们的急功近利会让医院难以生存，也会让你们的投资死得很惨。”

于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宋冬雷第二次出走，选择自由执业，并成立自己的医生集团。在此之前，曾经是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的张强，在2014年成立了全国首个医生集团，而宋冬雷成为上海第二个体制外的医生集团。“组建自己的医生集团，不仅在于体现医生的真正价值。中国的医生如果能够走向自由执业，也能真正给医疗改革带来更大的推动。”宋冬雷说。

名医离开体制也要推销自己

宋冬雷觉得，自由执业可以让他完全遵循一个医生的价值观，他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自己聘请了一名副总经理以及财务、人事人员，负责经营和行政，与投资人的接洽他基本不参与，只需要专注于与医疗有关的专业工作。

从有想法到付诸实施不过2个多月的时间，但是现实并不简单。“在工商注册时并没有医生集团这样的类目，所以我实际注册的是一家类似人力资源的机构。” 因此，宋冬雷不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行医，转而与一家民营医疗集团签约，在对方的诊所接待门诊病人。

彻底离开体制的宋冬雷发现，后面的困难真不少。首先，就是缺少理想的平台，优质医疗资源基本都垄断在三甲医院手中，而他们并不需要自由执业的医师。另一方面，病人往往是认准医院的品牌，而不是医生个人的品牌。这也让宋冬雷在离开体制后，几度经历了心理的落差，他曾拥有的名气并不会让病人自然地跟着他走。

宋冬雷不得不学习做市场，去参与电台、电视台的健康节目，甚至通过自媒体的方式来推销自己，但是由于他在民营医院工作，即使他掌握着最尖端的脑外科技术，但以前经常参加的一些节目却不再邀请他了。

刚刚建立起自己的口碑时，第二次离开让他的病人又减少了，甚至很多朋友劝宋冬雷重回大医院。与张强的专业血管内科是“轻手术”学科不同，宋冬雷专业的脑外科是所有专科中对硬件要求最高的。“要有高配置的ICU，有专业的护士和麻醉师，可以说一家医院能满足神经外科执业要求的，就可以接纳任何一个专科了。”宋冬雷发现，与三甲医院不同，上海的二甲医院越来越处于竞争的夹缝中，而这也迫使二甲医院率先进行体制改革，对好的医生也有更强烈的渴求。

于是，浦南医院成为了宋冬雷的第一个操作手术的执业平台。“医生有什么要求，不用跑到行政办公室，而是院长要求行政人员上病房来为医生办理。”宋冬雷表示，这种以医生为中心的工作模式是他愿意看到的。

并非贵族医疗，医师会尽量少用药

宋冬雷在执业平台上有自己的医疗助理，会帮他处理好一切的繁琐杂事，对每个病人他一般可以花上半个小时来交流病情。宋冬雷一次门诊的价格在800元以上，这相比公立医院特需门诊300元的诊治费还要高出不少。

“公立医院缺的不是医疗技术，缺的是服务意识。在我这里，病人有额外的问题，都可以跟我的助理随时打电话，不需要反复门诊，国外的医院都是这样。”宋冬雷并不觉得，自由执业的医生集团是一种贵族医疗。在他看来，因为以药养医的体制，医生会不可避免地尽量多用药。“中国的人均用药量，人均补液量都是全世界第一。而对自由执业的医生来说，药品销售与医生的收入没有关系，口碑却更加重要，因此医生会尽量少用药，少用耗材，不该用的不会乱用。”宋冬雷分析，对病人来说，虽然支付给医生的医疗费比原来高了，但药品的部分费用会明显下降。“我们不收红包，也没有回扣。”在他看来，此时只有患者的认可才是医生能够做下来，并获得比较好的收入的唯一来源。

“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是医生把患者放在核心的位置，工作围绕着患者的需求，而患者对医护人员也很尊重，互相感恩。”宋冬雷说，这是他心中医院的理想状态。

在浦南医院，通过医院本身的医保体制，病人只是需要多支付属于医生劳务的那部分。宋冬雷表示，用这样的半医保体系作为起步，不少病人可以接受。但是他也面临着新问题，大量的外地病人因为当地的医保政策，转到上海就诊时只有三甲医院的单据可以报销。“对医生集团来说，外地转诊只认医院不认人，这是一个巨大的瓶颈。”宋冬雷表示。

2015年12月底，宋冬雷不得不以医生集团的名义发出了一封致各省市医保中心的公开信，表示转诊病人在医生集团可以得到上海“三甲”医生水平的诊治，但医保需要支出的费用却低于“三甲”水平，希望对这部分病人给予一视同仁的异地医保报销待遇。

与国际医学中心签约相当于“试婚”

2015年，国家鼓励医生多点执业政策红利频出，各种各样的医生集团也雨后春笋般出现，既有体制外的，也有大家医联这样的体制内医生集团。据不完全统计，市场上有30多个医生集团类的组织和机构。

业内人士认为，如果说2015年医生集团比的是谁的商业模式故事讲得好，那么2016年将会是医生集团面临生死大考的一年，服务患者的模式能否落地本土，成为医生集团未来的关键。

对宋冬雷来说，摆在眼前的问题是需要更多元化的平台，特别是能够接受体现医生价值的收费标准的社会化医疗机构。

2月25日，冬雷脑科集团与上海国际医学中心签约，根据双方协议，宋冬雷将出任上海国际医学中心神经外科的学术主任，将帮助中心建立起自己的外科体系。在他看来，这是一次“试婚”，因为他随时可以“用脚投票”（指资本、人才、技术流向能够提供更加优越的公共服务的行政区域），“如果医院和我的理念有分歧，那就散伙。”

而对于上海国际医学中心院长张澄宇来说，接纳医生集团也是一次突破。上海从2011年12月15日开始实施执业医师多点执业，到2015年已接受多点执业医生近200名。而随着医生集团的进驻，上海国际医学中心也进一步与私立医院区别开来，成为一个开放的执业平台。“我们就像是机场，医生集团就是航空公司。机场不会只有一家航空公司，也可以淘汰不合格的公司。”张澄宇表示，接下来中心将吸纳国内更多的医生集团和医生个人前来执业，并推出“医生合伙人”制度等相关的股权激励措施。

“医生集团的未来不可能像公立医院一样以医保为主，而应该是基本医保叠加商业医疗保险覆盖模式。”宋冬雷表示，按照国外成熟的惯例，医生集团的重要职责是代表医生与各个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协定报销比，而在国内商业医疗保险起步不久，覆盖的范围还非常少，民众的接受程度也不高。

将与同行结成中国首个医生集团联盟

“现在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学生不愿意报考医学院，不愿意从医。”在上海市医改办副主任许速看来，上海90%的医疗服务都是公立医院提供，这不适应改革需求。医生集团作为一种尝试，能让医生能更好地体现自己价值，“这不是简单的金钱回报的概念，改革是要创造各种条件、模式、机制，让医生能够积极改进技术，关爱病人，关注市场。”

张澄宇表示，美国医疗协会2012年报告统计，仅有5.6%的美国医生直接受雇于医院，高达83%的医生则加入了“医生集团”中，根据美国一家医疗健康大数据公司2015年1月统计报告，全美有284364个医生执业团体。这些医生集团或是松散模式，当有需要时才到平台执业，或是紧密模式，整个科室的全部或部分医疗业务都由医生集团来执行，而上海国际中心与冬雷脑科的合作模式将是后者，中心将为医生集团提供一整套配套医疗服务，并购买医疗责任险。

对于在美国行得通的医生集团，能否在中国取得成功，许速认为，在体制、社会保险、商业保险、患者就医习惯等都与欧美不同的背景下，如何让医疗行为落地成为医生集团发展最大的掣肘。上海国际医学中心与冬雷脑科集团的合作，是一种全新的探索。

宋冬雷则希望，未来有更多法律体系的支撑，包括能不能赋予医生集团独立的法人地位，推行商业医保和医师个人责任险等。

在国外，规模大的医生集团可以通过融资来进行连锁经营，跟更多的医院签约，甚至可以成立自己的医院，而这也是宋冬雷的梦想。宋冬雷告诉澎湃新闻记者，2月底他将在北京与另外6家医生集团联合，成立首个中国医生集团联盟，未来可以考虑不同专科联合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