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除小区的墙很容易，难的是拆除我们的心墙

大约一百年前，辜鸿铭赴北大任教。这个在民国时期还留着满清辫子的保守派，一进入教室就被学生所嘲笑。但他淡定回应：“我的辫子在头上，而笑我的诸公，你们的辫子在心头”。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印发。作为时隔37年后再次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配套文件，《意见》为我国“十三五”甚至今后更长时间的城市发展描绘了蓝图。

洋洋洒洒约八千字的《意见》，从八大领域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进行全面的工作部署。值得注意的是，《意见》在优化街区路网结构的部分，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与以往城市规划领域的政策文件不同，本次《意见》这部分内容在行业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普通市民极度踊跃地介入了“小区拆墙”的讨论。

由于相关专业文章已有很多。本文在此不再做政策研究和技术探讨，仅从社会文化心理的角度来论述一二。

建筑大师扬•盖尔在著作《交往与空间》中，就强调了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中要考虑社会和居民心理的需求。

事实上，我国的封闭的住区文化，古已有之。传统的“合”，就代表了一种封闭的空间：居民需要这种自成一体的生活环境。一座院落就是一个世界，承载了一个家族群体的安全感。福建的土楼是这种封闭住区的代表：迁入此地的客家人，一致对外，以谋求自身群体的安全感。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建设，深受苏联模式影响。大院就是那种城市建设模式下的典型代表。单位大院用地自成一体、高度封闭，又在内部配有各项配套服务设施，功能高度混合，配合步行加自行车的慢行交通模式。家属院作为城市居住区的主体，那时与单位大院融为一体。

而在改革开放后，城市在市场机制驱动下，进行了商品房的大规模建设。得益于私有经济蓬勃发展，单位大院逐渐瓦解，城市功能分区逐渐形成。特别是1998年房改之后，商品房小区成为城市住区的主体。但无论郊区的超级大盘，还是中心区的各类小区，大多都是封闭社区。

有多种原因驱动开发商进行封闭小区的建设。但不可忽视的是市场的需要。从大院走出的居民，一下子步入陌生人社会，心理上充满不安全感，亟需封闭式的小区提供较为幽闭、安静并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环境。

这种对外界的不安全感，一方面是计划经济的心理遗存，个体在集体瓦解之后亟需找到新的空间依托。同时更与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分层以及进而产生的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有关。封闭小区通过市场的手段，提供了一个内部相对同质的社会空间。房价为小区设置了进入门槛，社会经济特征相近的人群，得以在同样的小区内居住。尽管小区内的居民缺乏交流，但在心理上却得到一定安全感。

这种空间分异在计划经济时代早已有之。北京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建国后的各种大院，与旧城的胡同形成了社会空间的分离。在文革初期，大院的红卫兵和胡同的顽主的争斗，就是不同社会阶层积累的矛盾，在文革那段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一次爆发。以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和王山“天字系列”为代表的一系列影视和文字作品，都反映了那段历史时期的侧影：大院是封闭的，胡同的平民不可进入。而胡同之于大院的子弟也是隔离，单个红卫兵也不敢独闯禁区。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城市的居住空间存在行政的隔离，那么在市场经济下，城市居住空间则以经济为导向产生了分隔。2015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达0.462，远超一般发达国家所在的0.24到0.36的区间。城乡收入比近几年也一直处于近三倍的高位。同时，户籍制度也限制了大量农村转移人口融入城市。城市的常住人口实际上因为经济因素被划分为不同群体，而不同的群体又在空间上聚居于不同的封闭小区。

“小区拆墙”这个话题，之所以引起如此高的社会关注度，正因这与我们——每一个居住在封闭小区里的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议论：“如果开放小区，孩子的安全怎么办”、“我可不想让流动人口整天出现在我家门口”、“如果开放小区的话，那不就和外来打工人口聚集的城中村一样了么”、“我们的小区都是高素质居民，我可不想让低端人口进来”......

其实，“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和“小街坊”等概念，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马丘比丘宪章》问世，以及美国的新城市主义出现以来，就不断被全世界的城市规划界所宣扬。这些理论，我国城市规划界并不陌生，有相当多的市民也接受并认可。但一旦真的要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就难免有种种顾虑。颇似邻避NIMBY（Not In My Back Yard）现象：这个政策是好的，但不要用在我的身上。

有针对北美郊区居民的调研，大部分居民都认可高密度的城市住区模式，认为那更绿色，但在买房时大家依然选择低密度的郊区别墅。笔者曾和一位美国朋友交流类似问题，他回答：“如果接受采访的话，我会承认我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喜欢低密度的所谓城市蔓延模式，只要我的收入承担的起”。

这种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冲突的表象背后，有很多现实原因。究其根源，我们对开放社区的种种顾虑，来自对其他社会群体或人群感到不安全。这种不安全感的背后，又是城市居民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巨大差异和分化。如果不解决这种分化，那么即便推倒封闭小区的墙，也难以一时半会儿推倒小区居民心中的墙。这种心墙，就像是辜鸿铭所指的“心中的辫子”，不是那么容易能一刀斩断的。

展望国外，或许我们能得到许多启发。美国大多数居住区都不封闭。但多数城市中仍然存在显著的不同种族的空间隔离。在很多城市，黑人聚集在某个区域，很多当地的白人一辈子也没有到过那里。而在很多拉美国家，富人倾向于居住在有持枪保安的封闭小区中，他们出于安全考虑，要和贫民窟的居民彻底划清界限。而多种族的新加坡，则较好地促进了不同种族和群体融合。政府在公共住宅社区大力促进不同种族和群体的混合居住，同时配套不断缩小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的经济政策。

由此可见，住区的墙反映了什么？墙本身是无意义的，其存在的背后，是社会和经济的诸多因素，特别是墙内和墙外的对比。

打开封闭的社区，不仅是为了优化路网交通，更是为了促进社会交往和融合。扬•盖尔在《交往与空间》中提到社会关系和建筑布局的关系时，引用了哥本哈根建筑学院的研究结论：“社会交往的形成与否，主要取决于居民之中是否在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方面有共同兴趣。如果找不到这些因素，就没有相互交往的基础”。

如果墙内墙外的居民在社会经济方面严重缺乏共同基础，那么哪怕社区是开放的，但社会边界依然横亘其中。笔者曾造访过一个开放的城市综合体住区。那个高档住区的若干栋建筑均由空中连廊连接。设计者期望空中连廊能成为住区内外人们交流的公共空间。但在现实中，空中连廊里布局的是高档咖啡厅、私人会所和会员制的健身房。一位常年在小区工作的保安就说，自己从未上过楼上的连廊。他说：“那里的健身房年费都要好几万，不是我去的地方。”他和其他打工的老乡一起租住在这个小区之外的城中村。常年在这个小区工作的他，与这个空间并未产生更深一步关联，更没有与这个空间内的其他人发生什么交往。

笔者还听说了一个学区房的例子。一户工薪阶层人家，砸锅卖铁买了某明星小学的学区房。获得入学资格后，仅过了半个学期，孩子就要求转学。孩子说，学校里其他家长都是开豪车去接送自己孩子上学。别的同学寒假旅游都去日本东京的迪斯尼，暑期夏令营都去美国学英语。孩子自己觉得，哪怕进入了这个小学，也无法融入环境。

说到城市最著名的墙，恐怕非柏林墙莫属。那座墙造成了东西柏林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长期分割。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访问当时的西德时，在柏林墙前的勃兰登堡门，发表了一段演讲，其中一句话被人们牢记：“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来防止他们离开我们。”这句话成为冷战史的经典记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里根在这里发表演讲，对着墙那边喊道“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推倒这堵墙!”

后面的故事我们并不陌生。不过，柏林墙倒塌后，两德合并后的德国，日子并没有那么好过。东德地区人口外流经济一蹶不振，东西德经济差距依旧很大。而直到如今，柏林墙被推倒的二十多年后，前西德地区的原主居民依然对前东德地区的居民多少有点心存芥蒂。而在柏林，东柏林在文化心理上也未完全与西柏林融为一体。

柏林街头展示当年东西柏林对峙的海报则告诉到访的游客：城市是融合的，城市也是割裂的；城市是政治的，城市也是经济的；城市是当代的，城市也是历史的。有形的柏林墙已经被推倒，无形的柏林墙还立在我们心中。

而对于封闭小区来说，拆除小区的有形的围墙并不难。难的是拆除我们内心深处那无形的墙，这需要一系列社会经济领域的政策的配套，减小不同群体的社会经济差异，缩小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从封闭的社区走向融合的市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