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开放型社区真的没问题？错！英国警方为此操碎了心

街区制、开放小区的建议引起激烈的公共讨论，除了法律障碍以外，到底是封闭的小区安全还是开放的街区安全，莫衷一是，那么什么样的小区安全性最高呢？《规划为什么会失败？》一书认为，私有化程度最高、公共区域最少的社区才是最安全的。

英格兰布耐德福德的布纳斯路是一条令人愉快的封闭胡同，沿路有21座新房。令居民们毫不知情的是，政府批准在他们居住地东部拟建一个新的购物中心，需要突破他们的封闭胡同，用于自行车道的行人道建设。规划师看好这一点，因为他们说，这条封闭胡同“依赖汽车”并且是“反城市的”。打破这一社区将把居民和当地服务连接在一起，并且自行车道将促使人们步行和骑车。

这条连接购物中心和封闭胡同的道路在2000年开通。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这条道路使居民更少开车出行，但是确实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突然之间，这个一直根本没有发生过犯罪活动的社区，入室盗窃犯罪率上窜到了全国平均水平的14倍，整体犯罪数也如影随形地增加了，包括纵火罪、袭击罪和反社会行为罪。封闭胡同是新都市主义和精明增长规划师特定的改造目标，因为他们声称（当然没有任何证据），封闭胡同加剧交通堵塞，并减少人们的社区归属感。但布纳斯路的改造，无非是更多一次揭示出了精明增长的缺陷，即在增加交通日益拥堵，使房价更难承受之外，使社区更易于成为犯罪的温床。

2001年，美国规划协会出版了一本题为《安全花葶》的书，用以表明如何设计社区以防止犯罪，这本书的建议包括了新都市主义政策的所有标准：高密度社区、混合使用开发、网格状街道，用以替代封闭胡同、小巷、行人道以及宽敞的公共区域。然而，这本书并未提供任何数据表明这些建议实际上使社区变得更加安全了。有一条很好的理由对此作出解释：因为所有现有研究表明，这些新都市主义政策实际上使家庭和企业更容易受到犯罪的侵害。

这本书不但没有提交数据或研究用以显示新都市主义使社区防止犯罪发生从而变得更加安全，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据说将会创造“社区归属感”的设计。他们也赞同“盯住大街的眼睛（eyes on the street）”这一概念，即简·雅各布斯所使用的一个术语。雅各布斯是想表明，高密度社区和混合用途内城社区并没有不堪重负的犯罪活动，所以她建议店主们和居民们一定要保持警觉，以吓阻任何想成为小偷或其他犯罪分子的人员。她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眼睛盯住大街能够有效地防止犯罪，但是这一事实并没有阻止《安全花葶》一书作者引述这一短语作为他们为己所用的口头禅。

一名名叫奥斯卡·纽曼的建筑师是第一个严肃看待城市设计与犯罪之间关系的人。纽曼观察到，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流行的高层住宅项目所遭受的犯罪率如此之高，以至于很多社区几乎无法居住。而附近由相同社会经济阶层单户居住的独户住宅社区所遭受的犯罪率最低。在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下，纽曼仔细比较了数以千计街区的设计特点与犯罪率的关系，这些街区位于几百个社区，总共容纳50万人口。

纽曼发现，最安全的社区是私有化程度最高、公共区域最少的社区。他得出结论认为，私人庭院更具有保护性，因为房主可以立即知道某人是否属于他们院子的人。公共区域的保护性更差，混合用途开发项目尤其如此，因为没有人能够判断出，某个身处他们区域的陌生人是否具有良好的或不良的意图。纽曼还发现，更安全的社区“通透性”最小，“也就是进出社区或住房区的容易度最小。比如说，与每个出入口通往最小量单元的楼房相比，那些配有几个出入口、使人能够通向几十套公寓的公寓楼安全性更差。同样，与那些只有一个通往街道的出入口的住房相比，那些增加了通往私人住房公共入口数量的小巷和行人道更容易受到侵害。

纽曼称把他的概念称为可防御性空间。他1973年以这个概念出版了一本书。事实证明，纽曼的工作在英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所以今天英国所有警察部门都配有建筑联络官，他们审查拟议当中的开发项目，帮助开发商想方设法最大限度地减少犯罪。通过把许多社区当中的公共区域进行细分并将其分配给各套公寓或住房，英国警方显著减少了在公共区域的犯罪。

《安全花葶》一书的作者尤其歪曲了纽曼的调查结果，声称，“他认为，之所以‘盯住大街的眼睛’给城区的商住混合区带来了安全，是因为居民和街道之间存在直观的联系。”事实上，纽曼拒绝简·雅各布斯有关高密度混合用途社区安全性的说法。与他所谓的“尚未证实的简·雅各布斯假设”相反的是，纽曼的数据揭示了，与单一用途社区相比，这些社区遭受的犯罪率更高。

自新都市主义最近在英国盛行以来，英国一个警察部门的建筑联络官在一个依照新都市主义标准建设起来的社区和一个以相同密度但是依照可防御性空间标准建设起来的社区之间进行了对比。他发现前者的犯罪量是后者的五倍，并且，为了维持设计安全标准所规定的安全程度，前者所耗费的警力是后者的三倍。针对新都市主义与可防御性空间标准所进行的认真对比研究表明，两者在许多设计细节方面做出了根本完全相反的建议：

●新都市主义呼吁小面积地块和大面积公共区域，以营造社区归属感，而可防御性空间说呼吁最小化的私人庭院，以营造受保护空间；

●新都市主义呼吁混合用途，把目光投向大街，而可防御性空间说把阻拦陌生人的功能逐出住宅区；

●新都市主义呼吁网状街道格局，强烈反对封闭胡同，因为它们会逼出太多的开车出行。而可防御性空间说发现，封闭胡同是最好的犯罪预防工具之一，因为它们把犯罪分子的逃出路线数量降到最低；

●新都市主义提倡的小巷（而可防御性空间说建议建筑物面朝大街，以便“眼睛盯住小巷。”），而可防御性空间说表示，应当封闭现有的小巷，以便把通往私有财产的公共出入口减少到最低；

●新都市主义提出通过在私有住房区上上下下建设数目繁多的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以增加徒步出行，而可防御性空间说将把这些通道限于公共街道沿线；

●新都市主义想要把汽车藏在楼房背后的停车区，而可防御性空间说建议未入车库的汽车停放在具有高度可视性的区域，以吓阻盗窃和撬车偷盗。

虽然目前还没有人进行研究，以比较在美国的新城（New Urban）社区和传统郊区社区的犯罪情况，但是对上述所有新都市主义的单个特点（混合用途、小巷、街道网格化等等）所做的研究，都清楚地表明，它的每一个特点都使社区更容易受到犯罪的侵害。虽然一些人把更大的人口密度和更多的犯罪联系起来，但是其中至少部分效果是由于人口密度更高时所存在的安全社区设计上的困难引起的。比如说，更高的人口密度社区只能提供更小的空间用于建设私有的可防御性庭院。

新都市主义对网格街道的迷恋，以及对封闭胡同的反对，尤其显得深不可测，因为没有证据表明新都市主义有时所声称的说法，即封闭胡同会增加交通拥堵。然而，一些城市和郊区改写了他们的区划代码，以禁止在新开发项目建设封闭胡同，并试图打通现有的封闭胡同，使之和街道或人行道连通起来。

《安全花葶》声称，把封闭胡同改造为网格化街道，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街道的盯梢。然而，美国和英国的研究恰好验证了相反的情况。纽曼本人就通过阻断多条街道，以及有效地将网格化街道改造为封闭胡同，协助俄亥俄州代顿的五橡树社区减少了25%至50%的犯罪率，并且并不因此导致该市他处犯罪的增加。许多其他城市，比如说伯克利和圣·路易斯，就效仿了这个例子。《安全花葶》记载了17项案例研究，但其中实际上只有1个案例报道声称犯罪量减少了，并且发生在把网格街道改造为封闭胡同的社区。

“街道和建筑物的设计应当加强安全环境，”国会就新都市主义发表观点认为，“但不得以牺牲可进入性和开放性为代价。“很显然，有了可进入性作为混合用途的委婉说法，以及有了开放性作为可渗透性的委婉说法，新都市主义使安全在犯罪面前处于较低的优先地位。如果居民认识到并接受了开放性和可访问性将意味着更多的犯罪，那就没什么问题。但问题是，《安全花葶》所声称的后果与此相反，可能是因为作者感到，为了适应最新的规划流行时尚，人们不会接受不必要的易被侵害性。

“我对新都市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并没有很深的印象，”奥斯卡·纽曼2004年4月去世，他此前不久写信给一位英国建筑联络官如是说。“他们所营造的居住环境很容易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恰如简·雅各布斯40年前所写的，“量身打造易于被犯罪侵害的城区是愚蠢的。然而，这恰恰是我们所做的。”而这也恰恰是新都市主义者今天仍然在做的。

本文由澎湃新闻经授权摘自《规划为什么会失败？》（兰德尔•奥图尔著，王演兵译，傅蔚冈校），上海三联出版社2016年4月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