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鸿林：追思牟复礼先生

【编者按】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1922－2005）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在欧美汉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曾在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学习，1954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长期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本文系其弟子朱鸿林教授在台湾普林斯顿大学校友会举办“牟复礼教授追思纪念会”上发言讲稿（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05年3月5日），曾刊于台湾《当代》杂志，今收入《<明儒学案>研究及论学杂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1月版）。经出版方授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转载此文。

我们大都是亲炙过牟先生的，虽然接触他的时间或者地方未必相同，但从他身上获得教益和训诲，则是一样的。古人说，一死一生，交情乃见。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聚会，追思牟先生，正好证明我们对他怀有诚挚的敬爱，也同样证明他给过我们诚挚的关爱。我相信牟先生会有不朽的历史地位。作为20世纪下半期欧美汉学的卓越宗师，作为中国近世史研究的一流学者，以及作为一辈高等院校教研工作者的杰出导师，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必会有人确认其价值而为之立传播扬的。他曾经以真诚对待我们，我们也会以真诚来回报他，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话，后来史家是会取信的。因此，我希望大家散会后，将您在会上所说的话，或者在时间上来不及说出的话，都给写下来，作为我们的集体记忆，向世人昭示德不孤，必有邻；能过化，必存神；无响不应，有教必宣的道理。

我和在座多位同学，都是1970年代末期先后留学普林斯顿大学而认识牟先生的。我和张彬村兄及陈葆真兄同在1978年入学，石守谦兄和张英华兄比我们早到一年，黄清连兄晚到一年，其他同学随后而至。我们这些人对牟先生的认识应该都是差不多的。但因为他是我和张彬村兄的论文导师，而彬村兄毕业后随即获得“中央研究院”聘用，我毕业后则留校工作，参与牟先生所主持的研究计划，在他当顾问的《葛斯德图书馆学报》（The Gest Library Journal）当主编，在他策划的“书法与东亚书籍展览”中吸收知识和撰写目录，从他受教的时间，比起其他同学大概多了一倍，所以石守谦兄要我今天讲长一点，就是这个道理。

一、传略

让我先简单地说一说我所知道的牟复礼先生生平。

Frederick W. Mote先生名字中的W，是Wade的缩写，家人多以此名称之，他自己自称为Fritz。1922年6月2日生于美国Nebraska州Plainfield地方。2005年2月10日逝于科罗拉多州（Colorado）丹佛市（Denver）附近的Medical Center in Aurora，享年八十二岁。美国经济大衰退年代，牟家迁居到科罗拉多州，以后便在丹佛市定居下来，并在附近地方繁衍。牟先生的双亲生育了九男一女，牟先生排行第四。他自少即对古典音乐和宗教音乐深深爱好。1940年他在丹佛市高中毕业。1943年至1946年服役于美国陆军空战部队（United States Army Air Force， USAAF）。他没有成为作战机师，却因为从前曾修读过汉语而被军方送到哈佛大学深造中文，在赵元任先生所主持的语言课程上受训。哈佛的训练结束后，充当中国空军训练课程通译（此句蒙牟师母惠告），后来招募入战略事务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OSS）当军士，投入中缅印战区行动。在接受了跳伞、破坏、求生技能之类的训练之后，调往中国，和国军的突击队合作演练，准备于1945年8月16日，在广东的雷州半岛跳伞空降，牵制日军阻止盟军反攻的活动。适值此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跳伞行动因而取消。

顺便一提，牟先生在普大时，曾送给我一本1943年3月15日美国作战部 （War Department）印发给来华官兵用的专门技术手册。这种手册编号TM30-273号，属于禁制版（Restricted），是粤语短语集，英文书名叫Technical Manuel: Cantonese Phrase Book。这手册每页分成三栏，左栏为英文意思，中栏是这意思的粤语汉字，右栏是这些汉字的粤音的英语拼音。这本小册子内容丰富，书前附加了一页红墨印的短句，上面题了这样一句：“These words may save a life。”第一句的粤语是︰“喂，我系美国人，你嘅朋友。”（Hello! I am an American， your friend.）最后一句的粤语是：“指条路我去……多谢您。”（Show me the way to ... Thank you!）我近日再看一次，不禁有这样的想象：牟先生向我说了第一句，我向牟先生说了最后那句。牟先生的国语漂亮，尽人皆知。看来他也喜欢广东话的。我留校工作时，他曾安排让我给本科生教了一阵子广东话，他自己也来参加，用的教本也是赵元任先生编写的。回想起来，这恐怕和他这段战时经验不无关系。

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4月，牟先生也在美国退役。是年，他获得哈佛大学录取，给予奖学金，并将其战时在校所修的一年中文及中国文化课程当两年应得学分计算。牟先生到哈佛后，因为从前受教的老师都已不在，故又决定返回中国进学，并于是年年底回到中国（以上数句资料，系蒙牟师母惠告）。考入南京的金陵大学历史系。下学期他开始正式上课， 1948年夏天获得本科学位。他在南京肄业期间，受学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王崇武先生，此事同学们大概都知道的。金陵大学毕业后的两年间，牟先生获得Fulbright Fellowship，在南京和北京继续深造。1948年秋天，他到北大深造，王崇武先生给郑天挺先生写信介绍。在郑先生的帮助下，牟先生注册和修读了那学期北大（史学研究所）开设的所有科目。他当时主要是想去师从吴晗的，但吴晗已经不在北大。结果这学期他上了郑天挺先生的明清史研究班。次年他回到南京。其时美国驻华大使馆人员大部分已经撤离，缺乏通译官员，牟先生于是应召充当大使馆政治部的语言官（Language Officer）。1950年2月14日情人节，他在南京和陈效兰师母结婚，婚后不久便回美国。

牟先生回美国后，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远东与俄国研究所继续深造，从翻译《易经》的Helmut Wilhelm （卫礼贤）、翻译《文心雕龙》的施友忠（Vincent Shih）、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和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中国乡村》）的萧公权等先生研究汉学。他由李方桂先生指导的汉学（sinology）学位论文，写的是《陶宗仪及其〈辍耕录〉》，1954年完成，同年获授博士学位。考取学位之前的1953至1954年，牟先生获得Ford Foundation Fellowship，在斯坦福大学的Hoover Institution和日本京都大学两地作研究。在斯坦福大学时，他编纂了有用的注释书目，Japanese-Sponsored Governments in China， 1937—1945: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著录了国内与日本人合作的各个伪政府的文献，后来在1954年出版。在京都大学时，他和吉川幸次郎等名宿过从。1954至1955年，他到“国立”台湾大学作博士后研究，当年的老师包括郑骞、屈万里、王叔岷等先生。

1955至1956年，他以Fulbright Exchange Lecturer的身份，在荷兰的莱顿大学（University of Leiden）任教中文。1956年起，在没有约见的情况之下，受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授，1959年晋升副教授，1963年晋升正教授。开始时，他任教于东方学系（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到东亚学中心（Program in East Asian Studies）和东亚学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相继成立后，他便转入中心和系里长期任教，主要讲授的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课程。1972至1973年，曾任系主任一年。1987年以荣退教授退休，由余英时先生继任。

退休之后，牟先生仍然关心学校和学系的学术发展，关心本系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他几乎每年春天都会回到普大看书会友，为在撰作中的书籍和论文查看资料，并且指导他身为顾问的《葛斯德图书馆学报》（1994年改名为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的编辑工作，直到1995年为止。

牟先生在1995年真的归老之前，曾经在1961年和1987年，两度获得声望崇高的Guggenheim Fellowship。他也是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的成员。他曾经有两次受聘离校的经历。1963至1965年，他到曼谷受聘为泰国政府教育部的华文教学顾问，1971至1972年他到西雅图受聘为华盛顿大学的客座教授。此外，他还担任过不少学术委员会的公职。①1972年起，他成为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Committee on Studi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的委员，并于1974至1978年间担任该委员会主席。② 1966年，他成为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创会成员，并于1976至1981年间担任执役委员。③1984至1990年间，他是The Smithsonian Council的成员，1991年起聘为荣誉成员。④1986至1995年间，他是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Freer Gallery of Arts客席委员会（Visiting Committee）委员。在这些职位上，他对美国的中国学和中国艺术研究及展览，发生影响。

1995年彻底家居之后，他养病时间为多，但仍然致力于述作之事。除了完成Imperial China, 900—1800（哈佛大学，1999年出版）这部一千一百多页的巨著之外，还不断做着萧公权先生《中国政治思想史》下册的翻译工作、做杨慎夫妇以及明代云南历史研究、晚明南京文化和社会生活研究等。断断续续还在写学术回忆录，记述和反思他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以来，超过半世纪所观所感的中外中国学术模式的改变情形。这个回忆录最晚起意于1993年，当时给我的信中表示，他希望他的同辈中，有人会尝试对“二战”之后美国的中国研究作通盘检讨，指出他所认为的这个领域中的弱点。1997年在科罗拉多州某所大学作演讲之后，对于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史学变迁的记述和反思，更加萦绕于怀。这个写回忆录的事情，1994年、1996年、2000年、2001年都曾提过。2004年底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仍然说他还在写： “I keep working on my small book-in- progress， a book I call a personal memoir， but not a自传”。很可惜，除了杨慎夫妇的研究有成文发表之外，包括这个回忆录在内的几种论著，都是尚未完成或者尚未定稿。

以上事略，除了根据牟先生给我的书信，我们共事时候的工作文件、我个人的记忆之外，还参考了牟先生令弟牟克礼（Max Mote，加拿大University of Alberta的退休苏维埃学教授）所提供的一份直至2001年为止的牟先生简历表，以及William Atwell学长汇集数据正在撰写中的传略稿。后来在核对时地文字时，又获得牟师母的惠正和惠告。惠告之中说，牟先生的学术回忆录，约有七成已经具稿。牟克礼先生亦曾上过李方桂先生一个学期的中文课，其中文姓名也是李先生所起的。

二、追忆

今天这个追思会，对我个人来说，追思解作追忆和反思，可能最为贴切。牟先生的学行，以及我受教于他的情事，我确实有很多的追忆和反思。他创办普大东亚学系的事情，我也略有所知。但今天在这个追思会上，我只会多忆述一些我认为足以反映牟先生人格的事情。中国人从来学行并提，认为一个人的道德和学术是互相映照的。而且虽然学行并提，其实是重行多过重学的。一个人如果人品了无足取，他的学问也会受到质疑。所以我想多说些牟先生的行品。我说牟先生的行品时，他的学问自然也会获得反映。

牟先生在办学方面的成就，知道而能言者甚多。他1956年受聘来普大东方学系后，成为校中唯一教授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老师。1961年和后来成为美国日本史学大师的Marius Jansen教授创立了东亚学中心的本科课程。从此之后，中心无论在教授的延聘方面，或是在葛斯德图书馆 （Gest Library）的扩充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研究生数目也日渐增加。1969年东亚学系正式成立，不久便成为北美的东亚学，尤其中国近世历史、文学研究以及中国语言教学的重镇。 这方面的成就，世所钦羡，所以今天不须细说。

牟先生为普大东亚学系的创业筚路蓝缕，作为东亚学导夫先路的老师，他的教学热诚和对学生的鼓舞启发：他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级学生，甚至访问学人，来游后辈，都会津津乐道，故此也不须要我来细说。

他一生所撰写、翻译、编纂的五十多种专书、论文和长篇书评，遍及中国古代思想以及中国近世政治、社会、文化、艺术各个领域。这些著作，通中西之见，会文史于一，衡情体物，据事说理，有深邃的洞见，也有细致的考证，有独到的见解，也有持平的议论，商量旧学，培养新知，开启研究门路，维持学术水平，胸怀博大而功力深厚。他对于欧美汉学以及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学界有目共睹；对于他个人的学术成就，识者也早有定论。我今天不讲这些方面的细节，不会影响大家对牟先生这方面的认识和评价。

牟先生的为人和风度，虽然也是和他有过从之雅的各地人物所称赏和赞美的，更是在座很多亲炙过他的朋友和同学们所同感乐道的，但我还是希望多说一些，因为这正是他对我的身教所在。

我到了普大，第一学期开课前不久，第一次与牟先生相见谈话时，便已立定了研究丘濬及其《大学衍义补》的主意。虽然当时距离博士候选人资格试为时尚远，能否考过谁也不知，但原则上他已同意将来能够惠予指导。此时牟先生只需教授学校规定授课时间的四分之三，亦即每二年便可以有一个学期不必教书。不必教书时，他和师母便回到他们位于科罗拉多州Granby小镇附近，坐落于落基山（Rocky Mountain）山脉中，邻近科罗拉多河（Colorado River）的源头，海拔八千多英尺的小羊山（Little Sheep Mountain）山腰的住所。1981年及1982年又因为病发而请假回家。所以我们很早便有书信来往，1978年12月我收到他给我的第一封信——一张明信片，问我需不需要他在回校时给我带来他所藏的康熙刻本《丘海二公合集》。此后来信不绝，直到2004年12月的最后一封。

我到前几天为止，刚好整理出一百封。我因为从美国到台湾到香港，搬家多次，所以他的来信有二年是空白的。有一封印象很深刻的，也找不到。这封信应该是1990年代后期写的。信上牟先生对于高山的隐居生活表示很满意，并用中文写了“相看两不厌，只有小羊山”二句；这是改写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句，所以让我至今还能记着。我最后给他的信寄于今年1月下旬，信到时，他已经动了切除脑部肿瘤手术，在加护病房中，师母便是在那房中给我回信的。我在新旧年相交的那一周内，到东三省去看一些近代史遗迹，2月12日傍晚回到香港，打开电脑检查电邮，师母所发的讣闻早上已到。牟先生已于美国山区时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二）晚上8时7分在Aurora市的医院中逝世。这个痛苦的消息，我一时也难以接受。牟先生患病二十多年，屡历惊险都能度过。我时常和妻女说，牟先生家族有优良的长寿纪录，1992年3月他的母亲逝时，只差三日便满九十七岁，当时她所生的九男一女，只有牟先生的一个哥哥不在，所以牟先生会活得很久。我在最后给他的信上还说，明年夏天送女儿到美国上学时，会一家再到山上去探访二老。

这次昊天不吊，哲人永逝，想去执绋助葬，师母说遵从老师遗愿，不办丧礼，不办追思，后事皆由先生弟弟Max办理。牟先生在香港的学生，目前只有我一人。我给石守谦兄和王汎森兄传达讣闻，并请他们转告牟先生在台的学生和朋友，考虑追思活动的方式。守谦兄和汎森兄行动迅速，隔天便让校友会组织了今天的追思纪念会。我能够回来这里和大家一起追思，同抒哀感，真要多谢他们二位。

我这两周多来，除了检看我们做研究计划和编刊学报时的文件，再次伏读手头上的牟先生来信。这一百封信，有述说他的健康状况的、家人事情的、旅行情况的、著作情形的，也有追忆师友的、评论同行论著的、讲当前治学与从前治学的不同之处的，更有关心我多病的内人以及和他见过面的小女的、关心我的职务和事业的、回答我的请教的、评论我的著作的，给我的研究构思打气或批评的，不一而足。重温这一百封信，回想起当年在普大所受的训诲，缅怀1992年、1994年和2001年三次到小羊山去探访二老时的情景，前尘往事，历历在目。历史学家信奉无征不信的原则，我的回忆，很多都是直接从这些书信和文件中勾起来的，因此之故，没有什么传说成分，也不可能有骇人听闻之事。今天时间有限，我只能追忆两三点而已，希望从而反映牟先生的为人和治学的一些片断。

三、学行：尊师、重友

牟先生敬爱他的老师，是终生之事。除了用实质的行动来表达尊崇感谢之意外，有机会时，总会提及他的老师。南京时代的王崇武先生，是他踏进明史研究领域的恩师；他1962年出版了第一本专书The Poet Kao Ch’i （《诗人高启》），便向这位 “Teacher， Scholar， Friend” 致上缅怀之意，这是很多同学都知道的。他翻译萧公权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虽然在译者序末这样说：“My original impulse to undertake the translation is totally selfish， motivated by the desire to receive precisely this training （in classical Chinese， in philosophy， in history， and in Western political concepts and methods）from the hand of this master.”但我相信，同样重要的原因，还有出于他对萧先生教导的感谢。此书（上册）1979年出版后，我记得他向我说过，能够在萧先生有生之年将此书献给他，内心真感快慰。萧先生（1897—1981）是鸡年出生的，当时已经八十二岁。这译本所表现出的精善译笔和博通学问，行内已是尽人皆知，也是萧先生所感谢和称许的。我可以补充的观察是，牟先生的治学态度和基本方法，也和萧先生颇有神似。萧先生应牟先生之请而作的治学座右铭说：“以学心读，以平心取，以公心述。”牟先生庶几肖之。

1982年5月下旬，周一良教授夫妇来访普大。当时牟先生因养病在科州家中，却在信中告诉我，周夫人是他约四十年前在哈佛的中文老师，要我见她面时，代致热诚问候。1993年他得知郑天挺先生的哲嗣郑克晟教授在美国访问时，曾给我信，提起1948年他进入北大时，王崇武先生给他向郑先生写介绍信，以及该年秋天在北大上郑先生的明清史研讨班的情况〔这段在追思会上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念出〕。

牟先生对同学也是重情的。他与陈大端先生共同努力，建立普大傲视北美的现代汉语和文言文结合的中文教学，这是尽人皆知之事。在唐海涛先生和袁乃瑛先生夫妇的协助之下，这个教学法的成就也是备受行家和学生称许的。我所认识的普大东亚学系学长，如John D. Langlois， Jr.（蓝德彰）、Thomas Bartlett （白慕堂）、James Geiss （盖杰民）、Peter Bol （包弼德）、Richard Davis （戴仁柱）等，都有上乘的中文造诣，这和他们在普大所受的训练都有关系。陈先生和牟先生是金陵大学历史系同班毕业同学，国民党迁台以后，在台湾大学攻读硕士和任教，接着在印第安纳大学师从邓嗣禹先生治清史，考取博士。1959年在牟先生延请之下受聘来校，从此合作无间，并且同在1987年退休，翌年两家伉俪同游世界。牟先生1987年游台时，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的演讲，即后来发表于《历史月刊》的那一篇，便是请陈先生润色的中文。陈先生去世后，1992年2月牟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告诉了我陈先生的身世，并说陈先生之逝，对他和师母真是一大损失。他们一生的同学情谊，相知相重，始终如一，令人敬慕。

我知道的另一位牟先生的好同学，是长期任教于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的William R. Schultz教授。Schultz教授是牟先生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研究院时代的同学。他比牟先生晚一年获得博士学位，初年研究鲁迅文学，后来扩展到清代诗词。他退休后，牟先生将1985年在St. Louis市的华盛顿大学的一篇演讲稿补充修订，和师母合作写成“Yang Shen and Huang O： Husband and Wife as Lovers， Poets， and Historical Figures”一文， 发表于他的纪念文集 （Festschrift）Excursion in Chinese Culture （此书2001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想此文应该算是牟先生晚年的佳作。他写《诗人高启》时候，已经强调文史不分对于了解中国文人学士的思想和心态的重要性。这篇文章给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的感觉。文章不太长（只有32页），讨论了杨慎和黄娥夫妇的诗文的真伪问题，利用杨、黄两人的诗词曲，讨论这对聚少离多的16世纪爱侣的感情生活，以及明代后期的文人社会风尚、传统价值观、世情和史事的曲折关系，事实与虚构、想象与利用的离即关系、中国韵文英译上的困难之处等。简单地说，此文给读者陈示了什么是上流的汉学表现，什么是上乘的史家关怀。

牟先生和同事终生不渝的交谊，也是令人羡慕的。早年在普大结交的，都成了永久互相推重、相惜互助的友人。普大考古与艺术学系教授方闻（Wen C. Fong）先生、社会学系教授曁东亚学系多年系主任Marion Levy （李马援先生）、东亚学系顾问局主席、著名中国书画收藏家John B. Elliot先生和牟先生的友谊，都是我们这辈同学所耳闻目睹的。方闻先生和李马援先生分别是他们自己领域里的大师，因为牟先生的缘故，他们的很多学生，像守谦兄、葆真兄和英华兄等，都和我们东亚学系学生做了同学。

牟先生告诉过我他和方闻先生认识的缘起。方先生的老师George Rowley教授是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绘画的权威，也是无师自通的中国画研究专家。他有别具艺术鉴赏的慧眼，但不会中文，所以请牟先生充当方先生1957年博士论文的考试委员。方先生和牟先生以后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上的切磋和文字因缘，就不用我再说了。我和牟先生也一块到过他的研讨班上听课多次，听他畅论书法结构之道。李马援先生对于葛斯德善本书库之能够归宿普大，厥功至伟。1994年我离开小羊山后，回普大探访盖杰民学长，他知道后，拄着他出名的龙头拐杖，请我们到我们自选的中国馆子吃饭，兴奋地告诉我们他当年如何以最年轻的教授的身份，运用奇谋说服校方添置葛斯德藏书。我当年到中国大陆访问的旅费，就是承他批给的。1989年我离开普大到南港时，我的另一位老师 Willard Peterson （裴德生）先生给我办了惜别会，他也光临视别，拍照留念。Elliot先生是东亚学系的财神，赞助中国美术活动，资助《葛斯德图书馆学报》，一向热情而大方。我离开的惜别会上，他也来拍照留念。我后来回普大时，他也在招待我的同学Michael Nylan （戴梅可）的餐桌上做了神秘嘉宾。Elliot先生和李马援先生已作古人，方闻先生去年在香港再获侍教，神闲气足，洞天正长。这些师长曾经给我不少恩惠，算起来都是渊源于牟先生的法乳。〔以上两段，也因为时间关系，在追思会上没有念出来。〕

多年以来，我在好几处地方都听过牟先生和另一位错爱我的先师刘子健先生有不和的传闻，也有两三位老辈学者知道我在普大时间较长，向我问及此事。我的回答都是一样：有所听闻而无所目睹，相反，我看到的是他们两人的互相尊重。1993年9月底刘先生逝世，我给牟先生写信表达痛惜之意，牟先生同年10月给我回信，追忆他与刘先生的往事。牟先生信说，他们两人的认识始于1950年代John Fairbank及Arthur Wright所主持的几个学术研讨会上。刘先生在会上发表的创新理念，让他印象深刻。他认为刘先生是试图将全数的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社会科学所发展出来的知识工具结合起来的人物。请刘先生到普大来任教，正是出于他的主意。1963年两人都在香港时，达成刘先生（从斯坦福大学）来普大的决定。刘先生于1965年秋天到任。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初期中国发生的事情，让美国的中国学界在政治层面上给牵连上了。在对当时中国的重大事情的看法上，他们两人出现了重大的歧见。但随着1970年代的岁月推移，他们之间的歧见也消失了，而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个人关系。1993年4月和5月，刘先生在普林斯顿医院接受化疗时，牟先生前去探望，谈了很多。刘先生常常提到“文化大革命”这让人烦恼的时代，对他来说特别困难。牟先生说：“我自己想，这对刘先生来说，象征了事情对海外中国学者产生的痛苦和严峻考验。他们无法不卷入自己所生长的国家的命运。（对刘先生来说，他正是在日本人侵略下最困苦的环境中度过他成长的学生年代的。〔鸿林按，牟先生此句的意思是，刘先生所以对于家国的境遇感触尤深。〕）从很多方面看，要以异国学者身份抉择在美国过着次佳的生活，对刘先生来说，尤其在初年之时，是灰心丧气之事。终于，到在普林斯顿时，我想他已经接受了他有有用而重要的事情可做的事实，因此生活上也找到了多一点满足。我们时常谈及怎样推进我们的行业，我常常鼓励他将自己想作中国学术传统的高标准以及知识的思想形式（intellectual mind-set）的传授者（transmitter）。向年轻一代的学者传授那些价值，对于我们的领域将是崇高的贡献。他接受此说，并在多方面作了长久而重要的贡献。”

1994年在牟先生送我往丹佛机场的车程上，倾谈之间，我又提到上述的传闻以及我没有目睹的情形，问其缘故何在。牟先生说，这都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事情了。接着说了些令我铭记于心的话。他说：刘先生爱国（Patriotic）没有错，人之爱国是应该的，当年只是对事情的判断错了，而刘先生也对此事表示了遗憾。我个人在普大的十年中，他们两位都对我关爱有加（刘先生退休晚而去世早，也有三十多封书信留下给我），但都没有对我说过对方的闲话。事实上，牟先生还时常款待刘先生的来访客人。君子宽柔直谅、和而不同，牟先生的厚道，以及他和刘先生的前辈风范，由此可见。

四、学行：助人、爱徒

牟先生对于后辈和学生的帮助，也有很感人的事情可以忆述。1990年代初，香港大学邀请他充当一篇博士论文的校外考委。这篇论文研究的是《明实录》中所见的东南亚历史，作者名叫Geoffrey Wade。到了1994年牟先生写评审报告时，论文长达2543页，订装成七本，真的可谓洋洋洒洒。牟先生说，这是他看过的最长的学位论文，幸好之前三年，已经一路在看作者的译稿，并且提出改善意见。牟先生看论文一向是小心的，在传统文献的文字辨识和解读上，尤其认真。我相信Wade博士从牟先生处受益匪浅。他们此后通信不断，继续学缘，直到牟先生去世前不久，虽然他们只会面过一次而已。Wade博士最近给我电邮，表示他对牟先生这位伟大导师传授知识的仁爱之举，依然铭感。

我自己也有一次铭记于心的经验。1981年夏天，为了要在秋天到中国大陆去寻找充实论文的资料，请牟先生写推荐信。那时候，中美复交还不太久，大陆也没有后来的开放。学者到访事情，除非事前都安排妥当，去了往往也是徒然，不得其门而入的。为了此事，牟先生不只为我给北京和广州的拟访教授写信，后来因为事情出了转折，还请了当时主持系政的李马援教授给我写通用的推荐信，最后连学校的行政系统也动用上了，才能成行。我虽然终于到了大陆，却也只能完成访书计划的一半。我想看的丘濬《琼台类稿》七十卷本，一直到博士论文研究后期，1983年王毓铨先生来普大当Luce Foundation Professor时，才给我带来胶卷。牟先生在为我出力忙碌时，已经患了以后长年需要抗战的病痛，并在治疗之中，其实他本该在老家静养才是。此事我后来才知道，内心感到非常愧疚不安，自然也更加非常感激。我在1982年回校之后，便没有再度离开过美国，直至1989年春天到史语所任职为止。

五、学行：因势利导的教诲

我从香港到普大师事牟先生的时候，和很多台湾来的同学一样，都是二十五岁以上的人，所以牟先生对我们都是宽容和客气有加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他除了在研讨班上直接传授知识之外，是不会主动或直接要求学生做什么的。但以我的经验而言，他却是善于因势利导、应扣而鸣的。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

1983年8月我的论文稿已经写好，牟先生和Denis Twitchett （杜希德）先生都看过，认为可以提出答辩，当时只等候还在假期中的裴德生先生的认可，便可正式向校方申请考试排期。此时牟先生给我安排了研究助理的工作，专门阅读葛斯德图书馆所藏明人文集和撰写提要。我的工作室是葛斯德图书馆内面积称可、开窗有景，而椅桌古雅的独立房间。这房间原来是《剑桥中国史·明史卷》的工作室。当时明史卷讲政治史的第一分册，已经完成了阶段性的编纂。襄助日常编务的亡友盖杰民博士，暂时功成身退，所以房间由我继用。此时葛馆的女性馆长，却以馆长的命令，让我搬到馆内编目室的一张小桌子上工作。这里馆员们工作忙碌，也不便于我检看参考书籍，情况恶劣，工作进展缓慢。馆长的作风独特，让人不易领教。当时我将情形给牟先生写信报告和抱怨。牟先生深表同情，说会与李马援先生联络，试图安排馆内较为安静的适当地方，或者等杜希德先生回来，出个好主意。此事不久也就完美收场，馆长笑着让我搬回原来的房间。以后五年，我都能够从近距离欣赏三月窗外盛开的木兰（普大校园的木兰和杜鹃，都是有名的美）。

此事给我的体会其实不在于印证“朝中有人好做官”这句老话的道理，而是在于牟先生回信中的一段往事回忆的意涵。他说，1950年代后期，他以东方学系助理教授以及唯一的东亚学教师受聘来校，当时的东方学系位于Firestone 图书馆（普大总图书馆）三楼。他也没有办公室，只在图书馆二楼庋藏葛斯德书藏的地方，在书架之间，给他一张大的长桌应用，没有书桌可用，没有电话，也没有挂大衣的地方。系里给他找来一块可以移动的黑板，装在长桌的一端，以便他可以就地教授中文。用图书馆的人，有时以为这张长桌是公用的，便会坐在一端看书，而他则在另外一端干自己的事情。当学生来上中文课时，图书馆使用者便会抱怨班上的声音嘈杂。但不知怎样的，日子也照常过，如是者四五年后，学系才找到钱在书架之间围起墙壁，给他做出有门可关而内置书桌和电话的小房。那时候，Jansen教授也来了，他也给分配了同样的房间。直到十三年后，当东亚学系和近东学系各自独立为学系时，他们才搬进了Jones Hall （壮思堂〔这三字的堂匾是傅申先生的手笔〕），而他最终也获得了适当的办公室。这段故事让我颇有感受，大老师也曾这样过来，我的遭遇不见得比他的差。牟先生对我安慰之余，其实是在教我做人要忍耐的。

我从牟先生受教，往往也是在报告和回答之间得益的。这样的事情不少，我可以举一些读书的例子。1982年，我阅读欧洲中世纪的法律与制度，有一次在信中向他报告，已经读完了Otto Gierke的The 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Age，现在在读Ernst Hartwig Kantorowicz的The King’s Two Bodies, A Stud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eology，同时也在读John Rawls的A Theory of Justice，但觉得后者很难读懂，向他求教。他回信说，二十六年前他初到普大时，曾经和年老的 Kantorowicz 教授会面过一次。顺便谈到西方的政治思想论著，他说他时常特别仰慕George Sabine的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Sabine正是萧公权先生的老师。他说，可以看出，Sabine的方法和观点，对萧先生有影响，但他相信萧先生和Sabine的关系，证明了中国成语所说的“青出于蓝”，问我是否同意。他又说，John Rawls对他来说太难读了，此书初出版时，他便买了一册，至今还未全部看过。但他最近看到一篇书评，说道D. D. Raphael的新书Moral Philosophy中，有一节对于了解Rawls有帮助。他说他会看此书来帮助了解Rawls，并说此书对我或许也有帮助。

这几年在谈话时，我也获得过同样的教益。有一次，我告诉他我看了Crane Brinton的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这本书在当时是很多人会读的。我们谈了一会儿，谈到Brinton是分析几个革命的，但如果就人的反乱原因而言，有些什么更根本或者更普遍的解释时，他向我推荐了Ted Robert Gurr的Why Men Rebel。我读了这本书后，才知道相对剥削的论说。有一次我告诉他，我已经看完Richard Southern的The Making of Middle Ages，并且认为真是好书一本，名不虚传。他同意，但说我也可以读他最喜欢读的一本书，Johan Huizinga的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A Study of the Life, Thought, and Art in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并说此书析述骑士精神之消失，非常精彩。有一次我报告看过Sheldon Wolin的Politics and Vision,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以及Karl Popper的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y。他又回到George Sabine，同时又提及Marion Levy（李马援先生）的The Structure of Society。此外，他还向我推介他喜欢读的侦探小说， Robert Hans van Gulik的Judge Dee at Work。结果我也看了几本。2001年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说现在后现代主义的展现，对历史研究影响很大也很坏，问我有没有读过澳洲学者Keith Windschuttle的The Killing of History: How Literary Critics and Social Theorists are Murdering Our Past。我说没有。他说此书是和他通信多年的香港学者Geoffrey Wade给他介绍的，值得一读；于是让我将书带走，拿回香港慢慢看。

牟先生对我如何教诲有加，上述的事例应该足以说明。

六、反思

牟复礼先生究竟是怎样的人物?为什么他能够长在我心?能够长系我思?从学识和器度上看，用中国人的老话说，他首先可以说是集经师与人师于一身的人物。我在普大时，曾经写过一首诗，认为他是智慧的文殊菩萨，离开普大后，我越发觉得他还是慈悲的观音菩萨。牟先生对我们同学们的评论未必一致，但他对我们的关爱却是一样的。忠信礼义、孝友仁爱，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他都有。在待人接物方面，他比很多中国人还要中国人。他学习中国文化，欣赏之、同情之、体会之，在行为上表现之。我们有充分证据可以说，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他的第二文化，但有时也难这样说，因为有时第一和第二已经难以分开。我是这样看的，因为他深知中国文化确实博大精深，所以他对于中国学术是认真和尊重的，因此他对中国的老师大儒、文化精英都是尊敬有加的，并且都能虚心向他们请教，获得实益，而且一旦信服，便会终身不忘，时常加以表彰。我常会听他提起他的老师，也多次在信中读到他引用萧先生之言。

从人生观和生活态度上看，他是旷达乐观，意志力强，而且风趣洒脱的。十一年前我第二次到小羊山探访后，他开车送我往丹佛机场，两个钟头车程上的谈话，使我感触良多。现在想起来，更加可以证明当时他所说的，情真意切，丝毫没有向我这个胆量小疑心也小的老门生说虚弄假，其中谈的两件事情，尤其足以反映牟先生的气质。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说先生所写文章数量不少，为何不见出版文集，有没有想过要出文集。他说，没有想过。因为文章多数是有时效的，发表的当时有用，读者因而获得新知，很好；但知识是应该不断创新的，因此时效过了，也没有出版的意义了。我又提了这样一问，说先生能与病魔缠斗这么多年而没有失败，主要原因何在。他听后，指一指自己的脑袋说：“Will Power.” 这意志力，看来是支持他这么多年的重要原因之一了。

牟先生举止温文，谈吐尔雅，但其实也非常幽默。其幽默程度有时可令会心者由眨眼的微笑笑到湿眼的大笑。2000年的一封来信说到，他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应邀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设的萧公权纪念讲座做首讲，也推掉了到费城（Philadelphia）演讲的邀请，也没有再到普林斯顿的计划，结尾这样说：“When I have to sign my name on official papers as ‘professor， emeritus’， I sometimes make a slight typing error and write ‘professor， eremitus’， almost as if the mistake presents the truer meaning. ”亏他想得出，三个字母的倒写，便将“荣退教授”故意误成“隐逸教授”——他喜欢的生涯。2000年的一封来信中，谈到时过境迁，旧人秋扇的人间况味时说：“我们都变成了老子的刍狗，但这样也总比，如果在我们老年时，只做看门的家狗好。”这样的高阶幽默，真是非我所及。我可以追忆的牟先生逸事和趣事，还有别的。今天且说这两个好了。

总的来说，我们应该可以说，牟先生此生福寿全归，光辉充实，可以无憾。他最大的福气是和我们的师母五十五年的美满婚姻。效兰师母是江苏泰州人，南京长大。我第一次到小羊山探访时，在牟先生故居的温室内，看到一张黑白的旧照片，看看照片上的玉女，顿时有惊为天人之感。牟先生让我猜她是谁。我回答应该是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大明星；师母听了有些微哂。追问之下，才知道就是师母大人。牟先生在回途中狡笑自得地向我说：“I have stolen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from China．”我们的师母不只美丽，也不只有善于画兰和精于陶艺的才华，她还有持家相夫，以贤孝称于夫子家族，关爱夫子门人的种种美德。牟先生与顽疾对抗这么多年而能够成功克敌，师母毫无疑问是他精神上和生活上的最大支柱。牟先生曾将李白的诗句改成：“相看两不厌，只有小羊山。”我想给他的改句添上这样两句：“更有并观者，娥眉陈效兰。”这应该是他们形影不离，神仙眷属般的婚姻生活写照。

牟先生的道德风范，将会因他遍布各地的门人和朋友而传播永久。我曾经告诉过我的学生，希望他们也有像我一样的福气，将来也能遇上像牟先生一样学力深固、智慧充盈，有眼光、有爱心和有人情味的人物作为师范，在人生的路途上，不断获得鼓舞和慰藉，不断获得成就自己的资源。我相信，类似的话，我的同学也会有机会告诉他们的学生和晚辈的。

牟复礼先生以著述沾溉学界，以人格教育生徒，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教学述作，老而弥笃，堪称一代人豪，百世之师。我追思他的时候感到，当年能到普大求学，真的没有辜负光阴；二十七年来能够不断获得他的教诲，真的不枉此生。我相信，还有很多同学和我有同感有共鸣。这是我个人的福气，也是我们普大学友们的福气；说实在的，我们应该庆幸，我们应该感谢。

各位，言有尽而意无穷，今天我要追思的，就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