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知名文人为何“动笔之余还动手”？

崇祯元年（1628年）春，十九岁的黄宗羲袖藏长锥直奔北京。他计划要去打杀一个人，那人叫许显纯。他也不暗地下手，而是蓄意地等到了5月，借对簿刑部大堂之时，当着主审官和一众观者痛刺许显纯，顺带还揍了一顿崔应元，再后来又故伎锥刺了李实。不惟此为止，他还带着周廷祚、夏承一起箠毙了两个牢子。对这一系列打人、杀人事件，黄宗羲“自分一死”，故不计后果，还拿着伤者的头发与同伴去诏狱中门设奠祭其父，读祭文未竟而狂哭，而观者亦哭。时人听说后表示：黄君此举“义勇勃发”。皇帝知道了，竟然说“忠臣孤子，甚恻朕怀”，竟不予追究。于是很多名士都驻舟姚江黄竹浦，要结交“黄孝子”。

后人读此故事，觉得悲怆而又痛快极了！为什么呢？因为黄宗羲等锥刺的是阉党的余孽，杀父的仇人。即使虚无盛行（亟待纠偏）的当今史学界，以及人心丕变的世道，也没有谁欲为那帮明末阉党翻案说好话，可见有些价值至少几百年不会变的。

文士而逞武力，总不免两种极端画面，或极慷慨或极狼狈，而文学之士亦恒爱武力，盖人的天性就是歌咏不足尽兴，继之以舞之蹈之，是故这边鼓吹文质彬彬，那边又赞赏君子不器。水浒里的武松说“文来文对，武来武对”，以暴或不能阻止横暴的黑暗，但至少也是一种直面。即使打不着，文人却还有批判的武器代之以武器的批判。如近代的林纾，对一干新学家恨得急了，遂赌气杜撰了一个对孔圣极忠烈的武士荆生，先是痛骂淆乱“清听”的皖人田其美、浙生金心异和北美归来学哲学的狄莫。“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按：真锥刺才厉害，许显纯被黄宗羲刺得可是血流被体）。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后来在《妖梦》一文里，林纾更是近乎失控地痛诋，还把蔡元培扫进去一并影射了。然而，想这样就“打服”白话妖孽，新学谬种，自然是妄想，被影射的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等都不必出手，林纾就被铺天盖地舆论批趴下了。当时有人索隐林纾心中的荆生是徐树铮，暗指其是讨好勾结当道的武夫，打压蓬勃的新潮。后来知道其实是林纾的自况，因为《荆生》最末一句却很悲凉：“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

常见破口大骂以致挥老拳的，看着像是理屈词穷，其中不少是为群舆诟病，千夫所指之下的气急败坏。意气之际，往往是非曲直最先被忘掉。恢复理智的林纾固然懊悔不已，而经手发表《妖梦》的北大学生张厚载，在离毕业仅四个月之时，被北大开除了。

七八年之后，新文学主将之一的鲁迅议论到这事还批评林琴南先生不懂“奥服赫变”（按：扬弃，aufheben之音译），然而语气却很中和了，说林纾真是暮年气象，天真的老先生也“神往于‘武器的文艺’”了。（可见打人确实要趁着年轻和血气，黄宗羲十九岁连刺带杀，不但免责，此后还有那么宏阔的“诗和远方”，百代以下，景仰不已。）不过即令鲁迅，他自己也说“文人的铁，就是文章”，且是即便吃爬格子饭的群体里，也少有周大先生这样的如椽健笔，在笔仗打起来时，无论后起的新左联，还是御用的乏走狗，绝讨不了便宜去。更何况文人难免涉政，涉政难免不论，议论起来难免不得罪当道，得罪了当道，苦头就有的吃了。

如刘文典，连当时的蒋介石都敢当面顶撞，就被刑拘了七天。刘文典者，狂士之誉流布四海，此处不需赘言。然而后世文人口耳相传的演绎才真叫不嫌事大：刘对蒋公，如只是口角之争，就被刑拘，太划不来哉。于是乎者，蒋介石其实煽了伊两只耳光！叔雅不愤，遂以撩阴脚伺候，蒋竟因此与宋美龄女士无后了。扇耳光和撩阴脚，都是极其伤人的，前者伤心伤面子，后者伤肾伤后代。是以如此编排，听客固然过足了瘾，也合乎天应地报的自然法。

然而当道或得势者总归、确实、还是不可得罪的，光绪二十四年，章太炎去湖北在梁鼎芬手下揽了《正学报》主笔的差事，却大唱“排满”，梁鼎芬大怒，本欲下狱，为张之洞劝止，一介狂生尔，驱逐他离开武汉即可，节庵先生毕竟意有不足，就让四个轿夫拿轿杠把章太炎打出去了，这是真的打，打趴在街上。转眼到了辛亥年，坐镇武昌的黎元洪看逃到汉口的梁鼎芬还留辫子，就撺掇曹亚伯带了几个革命学生剪除之，梁护辫不能，竟至“伏地号哭”，其“旧门生如屈德泽等十余人，咸来慰问”，只“见其坐拥风帽流泪”，不久即乘船东去，梁终生以清之遗臣自居，剪辫之辱，比之老拳批颊远甚。他在上海遇到王闿运，王曾问他辫子怎么剪了，梁“闭目摇手”，隐痛之深，口不能言其矣。

那曹亚伯也是梁鼎芬的门生，但又是湖北第一个同盟会会员，其本性实明烈而诚厚，护法时期曾极力弥合孙文、黄兴的分歧。惟处鼎革之时代，尊师之道与革命大道相悖之际，行止也只好依权势而转移。再转眼，到1927年，北伐军一路凯歌直抵曹亚伯隐居的昆山附近。曹亚伯为防北洋直鲁军侵扰而组织乡民团练，北伐军某部竟因此说他是投机分子，诱禁于上海司令部。后求告于蒋介石才脱囹圄。曹亚伯因此深感新革命党滥施权柄且数典忘祖，即编撰《武昌革命真史》，193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胡汉民、汪精卫不满其过于详述湖北日知会等革命功绩，认为其明誉黄兴而隐刺孙总理，居然命令行政院禁毁此书，此事未必有当事人直接的拳脚相向，但受此侵害，曹因此大受刺激而郁郁终身。

梁鼎芬打章太炎辄为曹亚伯辱，而曹则先为后起革命小将辱、继遭民国大佬之陷构，冥冥之中若有神玄之大乘除乎！

近代文人身处激荡之世，新旧、老少、南北、中西、保守激进，交冲不已。表现于思想上则杆格，表现于意见则互诽，表现于肢体则打相打。从清末梁启超和章太炎为时务报打架，跑到日本，梁启超又被张继当众踢会殴打。陈独秀讥刺湖北无学者，引得黄侃大怒跳出来叫板：皖人有学，未必就是足下。鄂人无学，未必不是区区；但是似乎并没当场打起来，不过陈独秀后来坐牢，确凿和朱起凤打了好几架，黄侃则去打了自诩词曲立身的吴梅。熊十力和废名争“阿赖耶识”，据说互掐脖子，梁漱溟又回忆子贞老人特喜欢在背后捶人以表亲热，只是往往又刹不住劲，瘦弱者又常不耐其罡猛。

这些都是近现代著名的打架CP，俱是有名掌故，此处列而不述。惟其到了1949年解放后，立了规矩，就都老实了，不互相打了，改被打了。

今日观之，这几位的拳脚冲突，实在是春秋无义战，分不出个大是大非，所谓打相打，实可视为孩童之间嬉闹的白相相，想来打完人，也会自嘲。大略论之，文人打人往往大抵如此，打完既忘，“拳拳”倒还有些赤子之心。然而总有打人者禁不住悲情表演，极言其不得已打人的苦衷，其实不论打人对不对，打前打后，皆需洒然从容，自具一番充沛自足的妩媚境界。天地生人，不仁处极多，多少弱势的老实人，若是无人出头，真是昏了天地。《加拉太书》里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所以看见或遭受了不公义，径去声张便是，莫要顾首畏尾，只是打完人后怕担责任，但见一口口苦水的吐出，边上爱看爱演苦情戏的跟着大唱悲歌，实在倒了叫好的胃口。

被打者的行径则更不堪。上纲上线，化你我为“敌我”，报复起来无非找来暴力机关对付书生文弱之肉掌，无趣乏味得很。这倒让人想起梁赞诺夫导演的《办公室的爱情》里的男主角，因为他的副局长老同学干了不是男人干的事，竟掴了副局长一耳光，旁边好事者撺掇：哎呀哎呀打回去啊！副局长说：我会报复的！但不是以打回去这种方式！三观略正者，无不以为副局长既然挨了耳光，又不是重伤不能还手，所以就该当当场打回来，居然事后还谋划着报复，只能自证是个怂货。而苏格拉底说真贵族必不会把受辱事跟旁人提起，因为每一提及，等于再次受辱，且是自取其辱。想来那被打者求告舆论及至报警之时，自己如何挨打受辱必须是枝枝节节渲染殆尽的。当然，不黑不白之世，原本只有权贵而无所谓真贵族，只要能耍霸道，何苦理那几千年前就饮了毒酒的傻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