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白化文：中国人何时开始贴春联？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白化文先生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为了锻炼思维能力，不免东翻西拣，自故纸堆中找些自娱的玩意儿”，对白先生而言，对联无疑是“自娱的玩意儿”中相当重要的一种，他曾标点《楹联丛话》这一中国联话的“开山之作”，著有如何撰写对联的专书，又多年担任全国迎春征联活动的评委，与文史界老辈多有交游。由白先生来谈春联，可谓当行本色。

澎湃新闻：您记忆中的老北京春节是什么样的？

白化文：我其实不是北京人，十二岁才到的北京。原来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做《灰色的老北京春节》。关于春节，我的总体印象是，解放后的春节，老节日的气氛是越来越淡；解放前的春节，抗战还没有胜利的时候，那是在日寇的统治下讨生活，抗战胜利以后呢，又打了四年内战。当时过年，我们家连鞭炮都不放，因为只有我姥姥、我母亲、我和我的两个弟弟在家，没有放鞭炮的氛围。还有一个原因是，街上常有美国大兵手里攥着二踢脚冲着人放，把人力车夫崩个大马趴，等人家起来，给几张绿票子——也就是美元——外加说几声“sorry”了事。那会儿战事逐渐吃紧，越是到春节，越是不断地听见从南苑机场起飞的飞机擦着我家屋檐轰隆隆地往北飞，几分钟就是一架，春节就光听这个了。满大街又都是傅作义手下驻扎在北京的部队的军车，说是不扰民，可是只要军车一过，一辆接一辆，至少半小时交通堵塞。最大的问题是老停电，因为当时石景山发电厂的发电机实在太老，国民政府调来全国最优秀的发电专家鲍国宝当厂长也无济于事。北京的习俗是春节不熄灯，鲍国宝就吃住都在锅炉旁，激励员工连轴转，但是用电的人实在太多，最后还是停了电，老百姓只能用煤油灯。从除夕到大年初一，一整宿都只能点油灯。所以，老北京的春节在我的印象当中是灰色的。

澎湃新闻：您所说的“老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淡”，应该怎样理解？

白化文：咱们现在能够感受到的京味文化，大部分是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以来沉淀下来的。这种旧的、传统的京味文化在解放以后，就一直在缓慢地消失，或者说在转换为新的京味文化。就拿节日贴对联来说，清朝初年到民国初年是对联的极盛时期。宫廷、衙门、坛庙观堂每逢节日贴出的对联，具有典丽繁缛的官方特色，而且属对工整，措辞讲究，带有“官样文章殿体书”的风格，比如，有一副军机处在元宵节时贴出的对联：“春为一岁首；月傍九霄多”，就体现出了立言得体、颂圣歌德的风格。各大商店、戏园子这些地方的春联，往往介于雅俗之间，既能表现行业特点，又能体现地方特色，同时，还不忘装点太平。清代中晚期的时候，前门外樱桃斜街东麟堂饭庄就有一副春联：“东方献寿；麟笔书春。”首字将堂名“东麟”嵌了进去，既切新春，又切饭庄这个行当，还切字号，用的是两个现成的句子，却又不显得俗气。

五十多年前，有一次听冰心老人讲演，她说，她在北京贝满中学读书的时候，常利用上学放学的间隙，观察道路两旁的商店的楹联，觉得很有北京特色，而且能够学到不少知识。在解放前，我还见过许多这类楹联，慢慢地就越来越少了，时至今日，几乎荡然无存。那么，老节日的气氛自然也就越来越淡了。

澎湃新闻：您前面说到，清朝初年到民国初年是对联的极盛时期，在此之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贴春联这个习俗？

白化文：过去的对联研究者一般都认为，对联始于春联，而春联是由古代的“桃符”变化而来的。中国古代庆祝新春时，有在门上贴桃符的习俗。桃符也就是桃木板，上面画有驱邪的“门神”，如“神荼、郁垒”。清人梁章钜所著《楹联丛话》是“联话”的开山之作，他在卷一里说：

尝闻纪文达师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馀庆”、“长春”一联最古。但宋以来，春帖子多用绝句。其必以对语，朱笺书之者，则不知始于何时也。按：《蜀祷杌》云：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除庆；嘉节号长春。”……实后来楹帖之权舆。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

纪文达也就是纪昀纪晓岚。梁章钜一方面根据文献说孟昶创作的那副春联“实后来楹帖之权舆”，另一方面又说“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态度有所保留。所以，有些研究者认为是梁章钜提出的孟昶这一联是对联始祖，这就没有充分理解他的意思。

敦煌研究院的谭婵雪研究员曾发表《我国最早的楹联》一文，推论对联产生于晚唐以前。根据她的文章，我们至少能得出三个结论。首先，对联始于写春联。谭女史所依据的文献，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中的斯坦因劫经第0610号，在更早的资料出来之前，把这份文献与孟昶写春联的记载放在一起加以考量，这一点是绝对可以成立的。其次，春联最晚在晚唐时已经产生，还可能上溯到盛唐，也就是公元七八世纪。最后，对联起源于民间。写春联并非由于帝王提倡；相反，帝王倒是受到当时民间流行的春联的影响。有一点必须说明：那个时代虽然已经有了写作并张贴春联的例证，但是，未必有“春联”、“对联”这样的专名。从敦煌写本斯0610号看，“三阳始布，四序初开”、“福庆初新，寿禄延长”这样的内容和写法，与唐代流行的、在敦煌写本中大量出现的某些骈体应用文极为相似，所以《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才会将其归入“类书”。这也就是说，对联早期的雏形，似乎是在骈体应用文和律诗的双重影响下蜕化出来的一个新品种。

澎湃新闻：明清时期的春联文化是怎么样的，能请您谈谈吗？

白化文：对联是一种社会性、实用性极强的文体，明清时期，它成为受到社会公众认可、得到广泛应用的人际交往工具，在各个阶层、各个场合，都盛行不衰，逢年过节，更是必不可少的点缀。春联就是农历春节时必然要张贴的对联，一年之后更换，常换常新。书写春联一定要用红纸。文人墨客习惯用暖色纸，如洒金笺、桃红虎皮宣纸等，多半用在室内。春联一般不用装裱，写作时根据门框等张贴处的尺寸大小以决定字数和字体大小，常用楷书书写，最多加点行书、魏碑体。写钟鼎篆草各体的极为少见，用在室内，“只可自愉悦”，持赠他人者不多。

春联的作法，经过几百年的经验积累，也已形成定式。从内容上说，一定要写出开春的喜气洋洋、吉祥如意、兴旺发达，还应该点明春节时令。相传左宗棠在除夕时微服出行，看见一户人家正往大门门框上贴春联，当时匆匆走过，只见上联“十年宦比梅花冷”。回衙门后，想想上联够“冷”的，作为春联，下联怎么能“热”起来，很成问题。于是派人去抄录下联，一看是“一夜春随爆竹来”，感叹这下联真是“逆挽”得好，把春节气氛给找回来了。一问，这是一位候补多年的官员所写，赶紧给他派差使。这说明当时的人特别在意春联是否能够展望将要到来的阳春丽景，字面是否足够吉祥，形成发皇气象。

但是，也有一些不得志的文人，偏偏逆着这种文化来，借着写春联这个机会大发牢骚。《楹联丛话》卷十二载有清代朱彝尊在北京罢官前后脍炙人口的春联两副：

除夕署门联云：“且将酪酊酬佳节；未有涓埃答圣朝。”脱尽名士习气，而未尝不传诵于时，所谓言以人重也。又罢官后，集句为门联云：“圣朝无弃物；餘事作诗人。”其实，“诗人”二字，尚不足以尽先生耳。

这两联都是集句。“且将”句，出自杜牧《九日》诗，“且”字在大多数版本中作“但”；“未有”句，出自杜甫《野望》诗；“圣朝”句，出自杜甫《客亭》诗；“餘事”句，出自韩愈《和席八夔十二韵》。朱氏将怨气委婉地表达出来而且用集句，便于向古人推卸责任，手法很聪明。

《楹联丛话》同卷又载有引用《柳南随笔》的一段话：

昆山归元恭先生，狂士也。家贫甚，扉破至不可阖，椅败至不可移，则俱以纬萧缚之。遂书一匾曰“结绳而治”。又除夕署其门楹云：“一枪戳出穷鬼去；双钩搭进富神来。”

《楹联丛话》又引宋小茗《耐冷谈》中一则：

同里王扶九年老，就幕粤西，为某县延征比一席。除夕戏书楹帖云：“白发萧然，看他人儿女夫妻，千般恩爱；黄金尽矣，数此日油盐酱醋，百计安排。”诘朝主人入馆贺岁，见之恻然，赠以千金并舟车之费，送其归里。寿终于其家。

这一则的结果可算是最好的了。

这些例子，大体上属于温柔敦厚、怨而不怒这一类的。其他更多嬉笑怒骂的例子，这里就不多说了。

澎湃新闻：对联向来是文人的拿手好戏之一。不知您接触的文史界前辈当中，有哪些是擅长此道的？

白化文：这要从“全国迎春征联活动”说起。这个活动由1982年底开始组织，1983年初举办第一届，连办四届，由中央电视台、《文史知识》编辑部、北京团市委、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共同举办。实际上，评联的业务全部交给《文史知识》编辑部，核心组织者是《文史知识》副主编杨牧之。记得第一届活动负责评联的文史学者有刘叶秋先生、朱家溍先生、吴小如先生、程毅中学长，杨牧之先生也参与其中，我也受到邀请，跟着他们一块儿学习。业务顾问是我的两位北大中文系老师——王力先生和周祖谟先生，此外还有廖沫沙先生。他们三位不参与具体评联，“遥控”而已。到了第二届，顾问又增加三位：启功、茅以升与周振甫，变成六位，评委照旧。到了第三届，顾问照旧，评委又增加了毛智汉、曾保泉、顾平旦、常江这四位，他们都是后来成立的中国楹联学会的核心人物。

现在回忆起来，第一届征联活动，共有五个上联：

一、治国安邦，万户欢欣迎大法（以新宪法为主题）；

二、亚运会捷报频传，奋战夺魁，中华健儿好身手（以亚运会为主题）；

三、出山海，踞岭催涛，纵观千秋华夏风流史（以长城为主题）；

四、碧野田间牛得草（以文化名人姓名为主题）；

五、十里春风，长安两路（以首都风光为主题）。

1983年底，为拍摄此次活动专题电视片，专门把王力先生作为中心人物，请他批阅春联。记得王先生开怀大笑，连连拍手，说：“好！好！很好！很好！都很好，都很好！”这是我所见王先生最开心的一次。

朱家溍先生、吴小如先生、程毅中学长和我还因为此次活动得了个“四人帮”的绰号。怎么回事呢？我们四个人，连带刘叶秋先生，连评三届征联活动，后来中国楹联学会在北京举办的此类活动也往往邀请我们做评委，刘老于1988年去世后，还有我们四人一直出席此类活动。到了1992年，中国楹联学会干脆正式承认“四人帮”，给我们四人发了“顾问聘书”。此后，“四人帮”就以顾问面目出现在评联活动之中，持续了十来年，直到大家意兴阑珊。我和朱先生此前从未见过，是因为中华书局的俞明岳先生邀请他来做第一届评联活动的评委，才得以认识。当时的朱先生还不到七十岁，神采奕奕。一次晚饭后大家余兴不减，就起哄让当时主编《文史知识》的黄克学长唱京剧，说他是家学渊源。其实黄克学长没有学过，唱不来。这时吴小如先生解围，说请朱老唱。朱先生并不推辞，站起来唱了一段，字正腔圆，让我又佩服又惊讶。后来请教吴先生，才知道朱先生的家世，以及他的京剧是受杨小楼嫡系亲传弟子所传。

我们四人评联，朱先生常常以一种老票友的超然姿态出现。吴先生与怹，则好比汉光武与严子陵，“朕与先生是故人”。程毅中学长是一贯的认真且独立思考，我则是唯吴老师马首是瞻。“四人帮”的合作非常愉快，到了1999年才散摊子。

澎湃新闻：在您过目的这么多春联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作品？

白化文：记得过去在评应征联时，半联雷同的作品过多。这一点在集句联中表现最为突出。第二届全国迎春征联中的第五联，出下联“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征求集句上联。一等奖评定为“愿得此身长报国”（戴叔伦《塞上曲》），答案相同者数十人。人名、地名、专有名词等出联求对也容易犯这个毛病，如“碧野田间牛得草”，下联作“金山林里马识途”、“金山村里马识途”、“白杨林里马识途”和“白杨村里马识途”之类的各数十人。这就给评联和颁奖造成了巨大困难。严格地说，出现这种情况，这两道题就得算出砸了。

1983年首届全国迎春征联活动，有一副对联获得了一等奖。出句是“治国安邦，万户欢欣迎大法”，对句是“承先启后，九州腾跃展新猷”。大法指的是1982年公布的新宪法，对得非常工整，又切新春气象。有一副拿了1985年第三届全国迎春“长城主题”征联一等奖的春联，我印象也很深：“水木荣春晖，柳外东风花外雨；江山留胜迹，秦时明月汉时关。”这副对联，集了四句古人诗。上联分别出自唐代李白《春日独酌》和元代虞集《答钱虞之》；下联分别出自唐代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和王昌龄《出塞》。将迎春与长城这两个主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并使用集句表达，是极不容易的。作者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喻松青研究员。记得她当时获得的奖品是一辆二六天津造男用自行车。多年之后，我遇到了她的爱人，一问，“车丢了”。我曾经参与评出1989年春节全国农村春联竞赛的一副一等奖作品：茅舍换高楼，阳台花卉知春早；新街临古道，市集车船载笑多。此联对仗较为工整，修辞手法也很新颖，“载笑”于车船，摹状借代，十分生动。“阳台”在这里，是作为明确的新词语出现，从上下文看，不会与古代词语“阳台”混淆。作者对诗文掌故的运用很娴熟，“知春早”由“春江水暖鸭先知”蜕化而出，“临古道”由“远芳侵古道”蜕化而出。作者所写农村春节面貌也颇为生动。

我自己作过一副春联，也十分难忘。难忘，是因为要求特殊。求联者，是一家保险公司。这家公司要这一副春联，目标对象是老年夫妇，特为他们而写，要求是必须嵌入“老年保险”四个字。这一来就难了。因为春联中最忌讳使用不吉利的字眼，“险”字就不吉利。我用“诗钟”作“碎联格”的办法，即把要求嵌入的四个字字序不限地分别嵌人上下联中，勉强完成了这一任务：福婚老作连环保；年帖新成险韵诗。这副春联中的字，可以组成“老年保险”、“新年”、“新婚”、“福年”、“福婚”、“年帖”等词语。这可是查了工具书才作出来的！根据段宝林、武振江所编《世界民俗大观》，结婚七十周年称为“福婚”。这个词生僻些，可是“金婚”、“银婚”虽习用，“金”、“银”却是平声字，不宜与“年”字对仗，只能忍痛割爱。宋朝由翰林或其他文人写作以庆贺新春为内容的短诗（多为近体诗七绝、五绝），进呈宫中，到立春那天剪贴于门帐上，称为“春端帖子”，简称“春帖”。李清照就干过这差使。明朝宫廷有类似的作法，改称“年帖”，从年初就开始使用。“险韵”是生僻少用难押的诗韵。李清照《念奴娇》词说：“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真有点如释重负的悠然感觉。写完一副这样的嵌字春联，感觉也是类似的。

还有一副印象深刻的春联，是有人送给一位暴发户“大款”的，上联是：嘉业用光安平康乐。这可能是有意为之，在骂这个大款呢！“嘉”与“家”同音，意思是说，大款把家业用到精光，才能安平康乐！这也告诉我们，有些春联有意无意地在寓意双关方面触犯忌讳，这是特别值得留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