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科：一位符号学家的小说之路

编者按：当地时间2月19日，意大利作家、符号学家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又译艾柯 ）因病在米兰家中去世，享年84岁。埃科身兼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美学家等多种身份，更是全球最知名的符号语言学权威。埃科博学多才，游走于充满奇思妙想的小说世界与严肃的文学理论之间。

意大利作家、符号学家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  鲁海涛 澎湃资料图

一、不同著作面向中的埃科

埃科是最后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作家，这种说法应该没有异议吧。相对于那些“学院里写小说最好的，作家里做学问最好的”贬抑之辞，埃科完全可以称得上学院里做学问是一流，作家里写小说是上乘，藏书家里谈藏书也是顺手拈来，头头是道。

更为重要的一点，埃科无论做学问和写小说都是一以贯之的，不是玩票的一时兴起，他的中世纪研究和符号学都成为了写小说的素材，而他的小说又让他的学术研究变得通俗易懂，帮他在全球赢得了大量粉丝。他打通了学术领域的壁垒，在各种学术领域内穿梭自如。所以我们能够在不同的著作看到不同面向的埃科：有作为小说家的埃科，有作为符号学者的埃科，有作为传道授业的教授的埃科，有作为插科打诨辛辣幽默的随笔作者的埃科，还有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而发言的埃科。

埃科在《一位年轻小说家的自白》演讲集中提到了，当年这位符号学家为何也写起了小说。简单总结说，一位符号学家和大学教授，心中也暗藏着讲故事的激情。埃科的第一本小说《玫瑰的名字》出版于1980年，迄今为止全球销量1600多万册，还被翻译成三十余种译文。更为离奇的是，这本全球畅销书，竟然还能引来学术界无数人的研究和追捧，学术专著，研究论文不计其数。我们再看看类似题材的畅销书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被学术界批得一无是处，挖苦、讽刺比比皆是，这种残酷的冷遇已经显示了这两者之间微妙的差异所在了。

有学者认为《玫瑰的名字》这种看似矛盾的成功其实正凸显了后现代主义文本的典型特征，因为这类小说所表现的一个深层次矛盾就是，它在精英与大众艺术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联系的桥梁，它巧妙地既使用又误用了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规范。另外，正因为我们的文化处在一种裂变中，专业化成为了时代的大势所趋，那么类似《玫瑰的名字》这样的杂交性质的小说努力的方向便是通过借助历史、社会学、神学、经济学、哲学、符号学、文学等多种话语去探讨和颠覆这种裂变。

二、人是在智慧的垃圾中成长

当年埃科创作他的第一本小说《玫瑰的名字》用了两年，但第二本小说《傅科摆》（1988）用了八年，《昨日之岛》（1994）和《波多里诺》（2001）各用了六年。按照我们平常的理解，一个作家开始写作时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应该更多才对，但是对埃科而言却正好相反。

这是因为《玫瑰的名字》涉及到的大部分的知识背景都和中世纪有关，而有关中世纪的研究正是学者埃科的专长，他的博士论文是中世纪美学，专门从事中世纪研究，参观了很多留存于世的中世纪大教堂，甚至他家里的大部分藏书都是关于中世纪的，所以这种知识储备就节省了大部分时间。

但是创作后面的作品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准备，比如在创造《傅科摆》之前，他去巴黎实地考察街道之间存在的那些细节，甚至要编写电脑程序来计算出中世纪某天的天气状况。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营造出小说的真实。

在《傅科摆》这本小说中，埃科充分发挥了他对中世纪历史和各种符号熟稔于心的能力，编造了一个阴谋论版的弥天谎言。读完整部小说你会发现整个关于神殿骑士的谜团就是一个大笑话，可是这个笑话一点也不好笑——埃科在小说中顺便嘲笑了历史学家、作家、出版人等等，比如他说，“如果没有像样的动机，写作就是多余的，还不如重写别人的书，这会造就一名好编辑”。

小说的几位主人公，精通中世纪历史的学者卡索邦博士与他的两位朋友加拉蒙出版社资深编辑贝尔勃和迪奥塔莱维，最终在追逐圣殿骑士的秘密之中死了两位。而他们最终追逐的密文结果就是一张送货清单。圣殿骑士从来没有一代代地延续着他们的秘密使命，直至到新千年。也根本没有什么经天纬地的计划，也没有什么密文。整部小说都是三位沉迷于各种谜团的解谜者，力图从这些中世纪的文本碎片当中，发现惊天之谜的妄想。

撇开小说的层面不谈，埃科用一种自我指涉的手法完成了对小说秘密的供认不讳。他们寻找的秘密最终只是一个供货单，没有秘密。同样，他们所研究的中世纪的圣殿骑士的知识也成了无用的知识。他们追逐于权力的荣耀，最终却毁于权力的追逐。埃科的小说类似于一次示警之作：任何对知识的迷恋都可能导致一颗伟大心灵的迷失，智慧的损丧。不要以为知识不可以被滥用，它同样可以毒害我们的心灵，扰乱我们的智慧。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正如埃科在《傅科摆》的第七章中写到的：“人是在智慧的垃圾中成长。”

埃科曾在写《玫瑰的名字》时声称：“我发现了作家一贯知道（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们讲述）的是什么了：书总是要讲到别的书，每个故事所讲的都是自己已经被讲过的故事。”《玫瑰的名字》重述的既有文学的故事，涵盖了柯南·道尔、博尔赫斯、乔伊斯、曼、艾略特等经典作家的故事，同时又有中世纪编年史等历史故事。

而在八年之后的《傅科摆》中，我们又重新看到了埃科如何“重述”这些故事——通过重新的编码和排列组合——小说中的那台阿布拉菲尔的计算机成为了一个全能的讲故事的上帝，“上帝想使谁灭亡，必先使其疯狂。现在只要助上帝一臂之力就行了。”这个全部故事核心的计算机成为了电子媒介时代到来时代的暗喻。电子媒介时代，我们的故事都要改写。借助于网络的勃兴，所有的读者都可以了解历史，了解故事如何讲述。

三、不要惧怕超文本写作

从这种写作中就能看出埃科绝非那种困守书斋的故纸堆学者，他对任何文学与学术形式都充满了好奇心，对任何新发明，学界的新发现都跃跃欲试。我们都知道他是拥有五万册藏书的藏书家，但我们以为他一定是纸质书的拥趸时，他却说如果他的家失火的时候，他首先抢救的一定是电脑硬盘里的电子书和文稿，然后才是一些古籍。

埃科写过一篇《何须惧怕超文本》短文，正是讨论类似的话题。“超文本”(Hypertext)最初只是一种构想，即是说，随着电子媒介的使用，我们可以在网络中用点击关键词链接的形式，在不同的段落之间建立联系。这种被看作互联网时代颇具革命性的阅读手段，也改变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

传统的创作中，读者永远处于被动地位，他不得不接受作者写作的方式，无法参与改变小说中虚构人物的命运。

但是在“超文本”创作中，任何读者都可以针对一部小说创造出多种结尾，每个人都可以是作者，他可以把握小说中人物的命运。这也是一种读者参与文本创作中的形式，但在埃科看来，作者没有必要惧怕这种超文本的写作形式，“人们之所以要阅读小说，就是要享受这种命运变化带来的战栗感”。在他看来，读者可以参与到文本创作中来，但是这种参与无法改变写作和阅读、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一旦作品完成就具有了一种独特的灵韵和光晕，任何对它的篡改都只能是“等而下之”的赝品，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模仿文本。

埃科很擅长创作一些模仿文本。这种类似文字游戏的小品文大都收录到了另外两本书《带着鲑鱼去旅行》和《误读》中。之所以单纯选出这些文字，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文字的风格：或戏谑调侃当下生活，或戏仿咬文嚼字的文风，或书写五花八门的奇思异想，或记录林林总总的风言风语……埃科的那种俏皮、反讽、幽默、狡黠，同时又饱含智慧的文风把这种模仿的文体发挥得淋漓尽致。

四、培养阅读中的理想读者

坦率地说，我并不是埃科小说的理想读者，充其量算是一个粉丝型的普通读者。无论是读《玫瑰的名字》还是《傅科摆》，都需要补充大量的背景知识。单纯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阅读埃科的小说，当然也能收获阅读的快乐，但是如果在阅读一本小说的过程中，明明感觉到作者设置了很多阅读障碍，而无法破解的话，总会有一种阅读上的挫败感。

但是，一旦深陷在埃科故意为之的小说陷阱里，就会被他那些天花乱坠的中世纪历史知识遮蔽了阅读的激情。这就像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一种角力，一个尽量想做到理想读者的普通读者，跟随作者的思维游荡在小说无限的时空之中，结果发现那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像埃科这种学者型的小说家，几乎是我无法穷尽的阅读噩梦，因为我无法做到像他那样知道得那么多，甚至煞有介事地编造和虚构出这么多不可能的知识。

但是这种阅读的挫败感正是埃科想要达到的目的。埃科解释为何他小说中使用后现代主义小说特征制造各种阅读迷雾：“我承认，通过运用这种双重译码的技巧，作者无形中和阅读素养深厚的读者建立了某种默契。如果一般大众读者对书中引经据典一无所知，他们会觉得漏掉了什么东西。但我认为，文学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为了愉悦和抚慰读者，它还应该致力于挑战读者，激励他们把同样一份文本拿来读两遍，也许甚至好几遍，因为他们想要进一步理解它。因此，我想双重译码并不是一个贵族化的固习，而是作者向读者的智慧和善意表示尊重的一种方式。”我们只能以不断重读的姿态纪念这位伟大的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