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李顿调查团的误导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以“共产主义”的威胁为借口之一拒绝从中国东北撤兵，而此时国民政府正在实施“剿共”军事行动，双方对于“共产主义”各执一词。由国际联盟派遣的李顿调查团于1932年春赴远东地区调查，为探究“共产主义”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实态提供了一个特殊视角。

学界关于九一八事变与李顿调查团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或偏重于分析调查团的调查过程和报告书产生的影响，或关注国民政府诉诸国联、中日在国联辩论和日本退出国联等主题。关于事变发生后中共严厉谴责日本侵略行为并领导东北人民艰苦抗战，学界多强调中共的主体身份及其功绩。既往研究相对忽视在九一八事变的整个过程中，中共、苏联或泛化的“共产主义”不仅是参与主体之一，而且是九一八事变的一种对象客体。通过李顿调查团来研究九一八事变中的“共产主义”因素，是深入批判“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应有之义，不仅能够了解日本如何利用共产主义为其侵略作辩护，而且可以认知国民政府如何辩解其因应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更有助于掌握李顿调查团和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达到审视九一八事变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后进入沈阳

一、“共产主义”因素进入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路轨，嫁祸国民政府东北军，攻打北大营和占领沈阳城。19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发布布告谎称：“中华民国东北边防军之一队，在沈阳西北侧北大营附近炸破我南满铁路，驱其余威，贸然袭击日本军守备队”。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依靠国际联盟。21日，蒋介石召开会议，主张将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告知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中国驻国联常任代表施肇基向国联理事会提出申诉：“依据《国联盟约》第11条所赋予的权利，理事会应采取立即措施，阻止危及国家间和平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并恢复原状”，同时提议派遣调查团。日本则以中日直接谈判为由予以抵制。双方在国联理事会上的唇枪舌剑过程十分激烈。

较早把“共产主义”作为和九一八事变有关的因素之一，并引入国联理事会讨论之中的是中国方面。9月30日，国联理事会第65届常会第一轮会议通过的议决案，虽记载日本的撤兵承诺，但未涉及调查团内容。10月9日，中国驻国联代表团向理事会提交第一轮会议结束后有关东北局势的各种电文。其中有一封南京记者协会发给中国代表团的函电，内称“在中国遭受重大自然灾害和共产党‘威胁’的时候，日本趁人之危所采取的野蛮行动，引起了四亿人的愤慨”，借共产主义运动强调国民政府所遇困难之大和日本侵略进一步加重此种困难。13日，施肇基在理事会会议上宣读了一份来自美国人谢伍德·埃迪（Sherwood Eddy）“可能会引起理事会会员们兴趣”的电报：“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国际联盟和《国联盟约》在这场重大危机和战争威胁中失败，中国将把苏联作为盟友。共产主义正在发展，世界有陷入广泛的无政府状态之危险”。施肇基意在警示理事会成员，国联解决九一八事变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乃至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发展。

10月至11月，关东军不断扩大侵略行动，支持国联派遣调查团的舆论日趋积极，日本内阁亦有意利用调查团为己谋利，于11月15日向日本驻国联代表团发出主动提议组建调查团的函电。日本为调查团设定的任务是：调查中国各地的对日不法行为；调查中国是否有能力确保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现在是否确保上述安全；调查中国是否有能力履行同日本及其他各国的条约，以及现在是否正在履行这些条约等。20日，日本外务省指示，调查团必须“调查中国是否具备作为近代国家的功能，以及是否存在统一政府”。日本试图诱导调查团判断中国不是一个近代国家、不存在统一政府，而形成此判断的基础便是中国政局混乱、内政不统一和共产主义运动等现象。

21日，日本驻国联常任代表芳泽谦吉在国联理事会会议上主动提议组建调查团，称“根本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是真正了解满洲和整个中国的情况”，意在将调查团的调查范围扩展至整个中国。23日，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发布指示，要求驻华各领事馆准备材料，“向调查团说明日本立场”，包括中国是否具有维持国内秩序、确保外国人生命财产的想法与能力以及中国各种不当与不法行为等。30日，日本驻沈阳代理总领事森岛守一还表示，有必要准备英译文的说明材料，并罗列需要准备说明材料的项目，包括“匪贼及一般治安状况”“排外状况及排日状况”“中国司法权不独立和行政不统一的恶政”等。不论是重光葵要求准备的材料，还是森岛守一着手准备的材料，都是出于“坐实”中国内部混乱的目的，正在发展之中的共产主义运动自然成为关注对象。

事实上，在中共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后，日本外务省就开展了大规模的对中共情报调查工作，内容包括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中共军队从苏联和共产国际获得资金与武器弹药情况、苏区的政权组织及其运行情况、国民党的讨伐情况等，提醒“必须注意这场运动的巨大影响”；日本陆军出于苏联假想敌的立场，认为“中共活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其活动将波及各国，所以日本不能视之为‘对岸之火’”。日本军政部门密切关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在因应国联调查团的准备过程中，日本逐渐意识到中国共产主义发展及其所造成的中国内政事实，可以成为日军解释侵略“合理性”的借口之一。

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正式决定组建调查团。经过一番具体代表人选的确定过程，由英法美德意五大国各派遣一名代表，英国代表李顿爵士（Lord Lytton）出任团长的国联调查团（又被称为“李顿调查团”）终于成立。在调查团组建过程中，日本继续向国联发电，称在中国东北地区存在“土匪劫掠事”，且国民政府“倾向共党，乞援苏俄”，将这些作为日军“延不撤兵”的借口。国民政府则予以否认驳斥，并将这些问题归因于日本侵略。

1932年1月21日，李顿调查团召开成立后的第一次内部会议，日本人杉村阳太郎以国联副秘书长的身份得以出席，中国代表因“当事国不便参与之理由”被拒之门外。杉村在会上不仅分发日本准备的“参考文件”，而且明确提到“共产主义”。他强调：“中国青年抱有幻想，预想在二三十年后之未来实现恢复国权运动，故生硬照搬西欧的民主主义甚至苏联的共产主义，有冒进之倾向”，希望调查团“尽可能广泛地考察中国南北各地，同时会见各个阶层、类别之人士，实际观察中国现状及今后之走势”。可以看出，引导调查团关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事实是日本的图谋之一。

在国民政府和日本的不同指向性言论引导下，李顿调查团踏上了东亚调查之行。抵达东亚首站的日本横滨之前，调查团发表了一份声明，称调查团“愿意与中日两国讨论他们希望提出的任何问题”，“希望两国自由地通报各种意见，以便调查团了解任何有助于完成任务的事实状况”。这使得调查范围容易扩大到九一八事变本身的调查之外，为日本利用共产主义运动进行诋毁提供了可能。

二、日本的诋毁

1932年2月末，调查团首先抵达日本。日本军政大员们利用各种场合向调查团“倾诉”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宣传的严重性与危害性。3月5日，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向调查团表示，日本的战略地位跟远东和平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日本能够承担起维持和平的任务，强调“只有苏联共产主义停止侵略，满洲的和平才有希望”。7日，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在午餐宴会中向调查团解释上海事变时提到共产主义危险：“常听人说，中国人无法无天的行为已经让我们忍无可忍，但其实不是耐心是否具备的问题，而是绝对有必要保护日本三万侨民免受共产主义者破坏的问题。”

转任外务大臣的芳泽谦吉也着重向调查团表述共产主义宣传的严重性：“如果满洲有布尔什维克，朝鲜将面临巨大危险，日本人民对这种危险非常敏感。”李顿问：“日本是否认为苏联宣传在目前是主要威胁？”芳泽没有正面回答，但表示“无论如何，日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同时以东北地区朝鲜侨民前几年发生过共产主义骚乱为例，说明苏联宣传的影响。芳泽还歪曲1927年广州起义是一场“导致成千上万人牺牲的共产主义‘骚乱’”，国民党逼迫苏联顾问离开中国，但“破坏已经发生，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宣传仍在继续”，目前“中国有数以万计的共产主义分子，蒋介石试图镇压，但没有成功”。

调查团于3月中旬抵达上海，以日本外相私人代表身份陪同调查团的松冈洋右继续鼓动调查团重视苏联暨共产主义因素，强调苏联“想趁着中国一片混乱，在中国贯彻推行共产主义，然后将其影响波及印度，直至将亚洲共产主义化，走上世界革命之路”。结合调查团在中国的行程，基本上每到一地，日本驻地官员就利用会谈机会，向调查团说明当地的共产主义情况。在调查团前往汉口之前，日本驻南京代理总领事上村伸一向汉口发电，“介绍说明当地情况，特别是排日运动、原租界归还前后的行政状况比较、共产主义运动等”，驻汉口总领事坂根准三在与调查团的会谈中就提及“本地最大的不幸就是共产党的‘横行’”，并将“湖北省遭到共产党和‘土匪’的严重破坏”视为汉口地区商业经济不好的原因之一。

4月下旬，调查团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受日本积极抛出共产主义问题的引导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调查团在访谈中主动了解“共产主义”状况。在沈阳，调查团设定的会谈主题就包括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的活动及其与影响日本安全的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森岛守一遂向调查团说明包括东北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状况在内的多个问题，并称1930年11月日本配合中国政府，在沈阳抓捕了29名共产主义分子，其中既有中国人，也有朝鲜人，更有日本人，“不同分子之间是有联系的”。自1929年苏联接管中东铁路重获东北北部地区权力后，“莫斯科尽最大努力在中国东北宣传共产主义……东北地区的行动与上海中国共产党中央存在关联”。

本庄繁在与调查团的多次会谈中也讨论共产主义问题。6月2日，本庄强调：“日本采取的政策不只是为了保护日本的利益免受共产主义政策的威胁，同时也站在保护西方文化与文明、捍卫世界和平的前线”。其诡辩的依据是“不论从经济角度还是地理角度，满洲和蒙古都构成了日本的绝对‘生命线’；同时，它们也构成日本为自卫以及保存先进国家的文化、文明而对抗‘赤色’威胁的前沿阵地”。

在长春，调查团听取总领事石射猪太郎关于中国政府“压迫”朝鲜人及东北地区不法朝鲜人（即独立运动参与者及共产主义者）情况的说明。在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长小松原道太郎称苏联共产主义分子频繁制造“恐怖事件”，原因是“日军进入北满使苏联感到威胁”，苏联“一方面增兵西伯利亚、将中东铁路的营运材料搬入苏联境内、买入物资，另一方面依靠上述‘恐怖活动’阻碍日本的军事行动”。小松原还称日本为“自我保护”而对抗“中国赤色革命”，强调“日本一直是阻止共产主义势力从中国内地渗透到满洲的屏障”。

在齐齐哈尔，领事清水八百一针对“黑龙江省情况，特别是日本军队占领之后的变化、省内官员民众对军事占领的态度、中村事件的经过、中国违反条约、共产党及‘匪贼’的状况”作了说明，并专门制作了一份《黑龙江省共产主义者活动》报告，内称“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约有三个营的穿着便服的苏联武装共产主义者秘密进入北满，阻止日军进入北满”，更附有一个数字列表，显示中东铁路西线分布着3480名“赤色”俄罗斯人和1650名便服武装共产主义者。关于共产主义最新活动，报告称：“莫斯科共产国际计划往中国东北输送更多布尔什维克宣传人员，训练中国官员，使其具有反日思想，并在双城子、海参崴或伯力培养共产主义宣传人员”。

会谈期间的说明容易受到时间和语言的限制，为了对调查团进行有利于日本的引导和劝说，日本将提交纸质材料放在重要位置。1932年2月，日本外务省设立国际联盟调查团外务省准备委员会，外务次官任委员长，条约局长任副委员长，成员涵盖外务省各个部门。5月底，该委员会制作了两份调查报告提交给调查团，分别是《关于中国扰乱国际和平及国际相关共识的情况》和《日本与满蒙》。前者有7个附件，分别是《中国海盗》《最近10年在华外国人被害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一条”的现状和效力》《中国的排外教育》《中国违反条约等主要案件及日中交涉概要》《中国抵制外货运动》。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分为三编，即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红军及苏维埃区域的状况（第一编），蒙古共产主义（第二编），“追编”及附图。“追编”又分为两个部分，即1932年5月之前的中国内地共产主义运动和东北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前者包括进入福建以前共产党及红军情况、红军进攻福建、红军包围厦门、闽南的革命政治、红军“侵入”广东、红军在鄂皖地区的活动，以及国民政府的对策；后者包括满蒙的共产主义运动沿革、东北地区朝鲜人的共产主义运动、九一八事变与共产主义运动、东北北部的中共活动与鼓动排日行动。

针对东北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日本称发生在东北的数次工人暴动都有共产主义因素，这些暴动“或事前暴露，或因发现较早遭到中日官员的镇压未酿成大祸，但因中国官员不彻底的取缔行为，‘赤化’运动有逐渐增大之势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并且试图对“马占山部队、李杜丁超部队，以及间岛的反满军和辽宁、吉林两省的大刀会进行‘赤化’，煽动反日高潮，建设北满第一苏区……推翻满洲国，反对国民党，成立苏维埃政权”等。

针对九一八事变和共产主义的关系，日本称九一八事变发生在共产主义运动扩大的态势之下，将共产主义运动作为解释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内乱和社会不安等状况的原因之一，“共产党向来为扩张军队势力而努力”，九一八事变后的“满蒙军事状态为共产党提供了最佳时机，他们将反满军队作为对象，是实现共产主义运动武装化的上策”，并狡辩日军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阻止作用，遏制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综上，日本针对李顿调查团所采取的措施有明显的目的性与指向性。日本希望呈现的“共产主义”内容有以下三点。一是渲染共产主义对东北地区的威胁，为其坚持不撤兵提供依据。二是强调共产主义在中国盛行。这是日本论证中国政治不统一的关键说辞，也是将中国内政问题和日本侵略“合理”混搭在一起的基本模式。三是突出日本遏制共产主义的贡献。这既是向国际社会展现日本“侵略”具有重要价值的噱头，也是抵制国际社会制裁日本的重要伎俩。

质言之，日本紧紧抓住“共产主义”问题，试图借助意识形态误导调查团及其背后的国际联盟、英法美德意等大国，诡辩日本侵华的“合理性”，以推论伪满洲国存在的“必要性”，进而坐实九一八事变的“正当性”。日本“防共”外交策略在20世纪30年代初已具雏形。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品

三、国民政府的“辩解”

面对日本的诋毁，国民政府利用访谈之机进行“辩解”。调查团抵达中国第一站——上海之后，代表国民政府的顾维钧就频繁与其进行晤谈，希望了解日本政府向调查团所传达的信息。1932年3月24日，顾维钧致电外交部部长罗文干，表示：“探知日本方面向该团诋毁我国约有五端：（1）国家无健全组织；（2）生命财产不安全；（3）不遵守条约；（4）抗日运动及抵制日货；（5）共产党徒横行国内”，希望国民政府和外交部对以下问题“早筹答案”，包括“国家组织如何益使健全，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如何切实担保，遵守条约有何决心，‘剿共’治匪有何治平办法，以及对于抗日运动定何态度，抵制日货如何使勿逾越法律范围”。可见，国民政府知晓共产主义是日本用来攻击中国的重要理由之一。

29日，调查团同汪精卫、蒋介石、朱家骅、罗文干等人举行正式会谈，讨论了包括共产主义在内的多个问题。在30日的第二次正式会谈中，李顿称：“日本政府反复提及在中国境内，特别是在东北地区和朝鲜存在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宣传，他们还声称共产党宣传的大本营就在上海”。汪精卫答复：“中国有一定数量的共产主义者，中国政府一直试图镇压。在上海以北及吴淞地区发生战争期间，国军对共产党军队的进攻仍在继续，尤其是在江西省。一·二八事变期间，政府军甚至给予了共产党军队沉重打击”。同时，汪精卫否认上海有任何此类组织，称如果上海存在共产主义者，绝大多数也是藏在租界内，以躲避中国官方的打击。

李顿还询问了“共产党军队实际代表什么”和“中国国内是否有地方存在不被国民政府承认的共产党政权”等核心问题，汪精卫答复：“共产党军是由失业者和土匪组成……严格意义上说，没有共产党军队，只有当政府军进攻时，逃往别处的小股部队”，且不存在固定的政府组织，“在江西省有一定数量的共产主义者，但在中国东北没有听说过”，并称东北局势持续恶化，共产主义可能在东北发展，“如果现在的情况继续下去，不确定共产主义不会在东北生根”，同时暗指日本援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被监禁的共产主义分子身上发现了日本武器，并在其中发现了日本人”。

4月13日，调查团在北平停留期间，李顿除了向张学良、荣臻、王以哲等东北军政要员询问九一八事变的具体情况外，也曾问及东北地区的朝鲜人中是否存在共产主义的煽动情况。王以哲回答说：1931年七八月间，在吉林—敦化铁路沿线发生过共产主义暴动，但被吉林省政府镇压，并对参与者作了判决，其中大约有60名朝鲜人，已移交给了日本方面。

鉴于共产主义对时局的重要性，汪精卫在调查团访华期间曾感慨时局有4项关键内容，分别是“对日外交、‘剿共’军事、财政、政治”，其中政治与“剿共”密切相关，即“一般谓政治不修明，剿共无办法。抑知共党不剿灭，政治无法修明”。

此外，国民政府也积极准备纸质材料。1932年3月24日，顾维钧建议罗文干“分函军政部、实业部将‘剿共’情形及改善农民待遇、改良农村办法，速备节略见示”。罗文干当天就以外交部名义致电内政部和军政部，“请将该项节略，从速拟就，克日送交本部转致为荷”。军事方面，军政部拟就《“清共剿共”概要》；政治及经济方面，内政部拟就《“剿共”清乡节略》，各抄送一份交李顿调查团中国代表处。

军政部从“清共情形”“剿共情形”“共匪延喘及最近痛剿情形”三个层面描述了国民政府的“清剿”经过，并将“剿共”失败与日本侵略联系在一起，“讵意我正肃清残共之时，日人竟无端出兵，侵占东省。继又袭攻我上海，致使‘剿共’军队不得不兼顾自卫。遂致‘剿共’计划受其顿挫，至为叹惜”。内政部则从政治层面的“剿共及防匪情形”、经济层面的“整理农村及解决农民生活问题情形”和自卫层面的“制定人民自卫办法情形”，强调日本侵略不能影响“剿共”，“除沿海各省应一致团结御侮外，其内地各省仍依中央规定各种法令，‘严剿’共党及肃清盗匪，务期将‘苟延残喘’之共党及盗匪根本肃清。绝不因外侮而变更初衷，使共党稍有活动之余地”。

针对日本关于东北地区共产主义的渲染，4月17日，马占山致电团长李顿及各代表（该电文被称为“马占山说帖”），内容多涉东北地区的共产主义。首先，马占山表示：“日人侵占东北，自知强暴侵凌不容于二十世纪之文明国际，强词夺理以朦世人。观其一再宣言，不曰出兵保护侨民，则曰中国无遏制苏俄‘赤化’之能力，不得不出为防止，以遏世界之乱萌”，而实际上东北地区官宪“保护侨民不遗余力”；其次，对于共产主义运动，马占山称：“东北地邻苏联，尤以黑龙江省边界在在接壤，以防范之密，对于‘赤化’书籍印刷品等检查甚严，不任流入”，其个人“治军沿边多年，对于‘赤化’严厉禁止”；再次，马占山表示嫩江桥战役并无苏联援助，“嫩江桥战役，日方宣传我军得苏联之协助，其实全军中不但无苏联军官参加，即白俄人亦无一加入者。苏联方面亦觉自顾不暇，极力避免与我方携手之嫌疑”，日本的宣传“纯系欺骗世人之谈”。

为应对日本外务省提交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国民政府也制作了专业备忘录——《中国共产主义备忘录》，由顾维钧提交给调查团。调查团将其放在《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附属文件里面。整体而言，该备忘录“叙述共产主义输入中国之由来，及‘剿共’之成绩，其第四章详述中国共产党之组织，而结论则谓‘剿共’之胜利，在收复各地之善后，中央政府现拟有关于‘剿共’之政治经济善后计划，注意筑路，借以救济灾区之人民，加增地方之出产，恢复地方之安宁，便利行政上之施政”。

在结论部分，备忘录陈述了共产主义与九一八事变的关系。首先，备忘录提到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危机“使国家常有暂时的虚弱之虞”。在过去一年里，共产党“肆行捣乱”是有特殊背景，除“内部纠纷”外，更重要的是“极重大之外患”，即日本侵略。其次，说明国民政府的困境和“剿共”决心，以及日本侵略对此决心的影响。“政府需要应付各种政治、行政和财政方面之国内困难，加以前所未有的洪灾，同时又遭遇不合理与不能预料的外来侵略”，尽管“铲除共产，应用全力”，但“在此种局势之下，政府实不易以其全副精神，从事于解决共产党问题”。再次，指出解决九一八事变是消灭共产主义的必要前提。“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内地‘赤化’区域，实行讨伐”，为“讨伐”成功，“中国显然不应受东北地区任何复杂情况的牵掣”，故九一八事变的解决，必须“保持中国的尊严和最高利益，尊重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消除中日两国之间可能产生新分歧的任何想法”。

括而言之，国民政府向调查团表达的关于“共产主义”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动因应日本的诋毁。国民政府“剿共”取得实效，这是针对日本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盛行的“辩解”，通过强调“剿共”行动，证明国民政府正在应付共产主义“威胁”。日本入侵加剧共产主义活动，这是国民政府将日本入侵造成的破坏性结果，套入变相迫使日本撤军的说法之中，也是将共产主义活跃的原因归结到日本侵略的大背景之中。此外，日本撤军是遏制共产主义的前提。撤军是国民政府的首要诉求，将撤军和遏制共产主义联结在一起，既能揭穿日本关于占领东北是为“遏制”共产主义作出贡献的欺骗性说辞，也能争取国际社会及其舆论转向国民政府，促使国际社会监督日本撤兵。在国民政府看来，只有在日本撤兵后才能真正全心“遏制”中国共产主义。

总之，国民政府的目的在于指控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的侵略行为，不仅领土被日本侵占，而且正在进行的“剿共”行动受此影响陷于顿挫，避免调查团被日本片面之词所欺。历史的吊诡在于，在遭遇真正外患时，共产主义这个所谓的“内忧”成了抵制外患的借口。这是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映射，其在此过程中对“共产主义”的污蔑和敌意丝毫未变。

四、调查团的“共产主义”叙述及其影响

日本的诋毁和国民政府的“辩解”，基本上呈矛盾性的对立面展开，调查团吸收了如此互斥性的话语。1932年9月底，调查团在对中日双方言论和材料进行筛选和再生产的基础上，形成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其中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集中于报告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报告书认定共产主义是影响中日关系和研究满洲问题的“原动力”之一。“中华民国国民之志愿，及日本帝国与前俄帝国之扩张政策，苏联传播之共产主义，暨此三国经济上及战略上之需要等，均为研究满洲问题者所应视为重要之原动力”。在调查团看来，“共产主义”因素是调处九一八事变时需要权衡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同时称日本扶植伪满是出于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担忧，“在北有俄国之共产主义，在南有国民党之反日宣传，两者联合大有可能，日本于是益觉于两者间置一与两者无关之满洲之为得策”，“共产主义之溢长于中国”是日本“疑惧”增加的原因之一。

报告书认为共产主义是扰乱中国秩序的重要因素。共产主义“在中国现已成为国民政府之强敌，有自制之法律及政府，以及其自身行动之土地范围，此种情况为他国所无”，中央政府“权力之患”不在于“各地军阀之私人军队及通国之土匪横行”，而是“共产主义”。

报告书还肯定了国民党政权对共产党的迫害。“国民党领袖决定，共产主义为‘患’过烈，不能再事优容，故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在南京确立政权成立国民政府之后，当即明令军队及各机关立即‘肃清’共产”，并认可“剿共”行动，“第三次‘剿共’，系蒋总司令中正亲自指挥，始将共产军屡次挫败。迄一九三一年七月中，共党所据之最重要‘巢穴’均被克复……蒋中正将军将‘赤军’追逐至江西西南山中，同时在曾被‘赤匪’蹂躏之区，设立政治委员会以改组之”。

最后，报告书同意国民政府“剿共”军事行动受九一八事变影响而停滞的说法。“南京政府正在将重要’赤军’渐次消灭之际，乃因他处事势，不得不停止攻势：将大部分军队撤回……沈阳九月十八日之事发生，‘赤军’受上述情形之鼓励，复取攻势”，不过国民政府没有放弃“剿共”计划，“一九三二年夏间，南京政府宣布重要军事计划，以期消灭共党之抵抗力，并已开始进行”。

梳理报告书中关于“共产主义”的叙述可以发现，不论是真实记载，还是错误判断，其内容很明显地存在日本和国民政府两方言论的影子。这说明调查团对共产主义的认知与分析，充分参考了双方的话语内容，既有日本的诋毁非议，也包含了国民政府的“辩解”言辞。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日本和国民政府双方合力撰写《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的“共产主义”内容。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公布后，遭到中共的严厉批评，矛头直指国民党政权，其中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是重要原因之一。不论是日本的诋毁还是国民政府的“辩解”，双方都是丑化中共及其事业，强调共产主义运动的“威胁”及其造成的“破坏”，并视共产主义为消极负面性质的存在，而调查团基本接受这些错误认识和判断。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各界民众满腔义愤，纷纷以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2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告全国民众书——以民族的革命战争回答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指责报告书将九一八事变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民众的反日运动与抵货运动的高涨”以及“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与苏联的存在”，而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贯的殖民地政策”；揭露报告书的目的之一是“消灭中国一切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国苏维埃与红军”。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痛斥报告书是“命令国民党更要积极地去进攻红军，更忠实地去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号召“撕碎李顿的报告书，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压迫中国革命、进攻苏区、进攻苏联的新企图”。7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布《关于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及加强反帝群众斗争的决议》，着重指出“镇压中国的共产主义与苏维埃是报告书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强调报告书认可日本侵略行为的根据之一便是“共产主义之存在成为国民政府的‘实际的对抗者’与镇压共产主义之必要”，号召“将一切群众争斗的形式（革命战争、游击运动、罢工、抵货、兵变等等）发展与联结起来，才能击溃帝国主义强盗及其刽子手——国民党政府”。

除了中共，国民政府及日本、欧美等国也就报告书中的“共产主义”内容发出了声音，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共产主义”被塑造成的“负面角色”和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国民政府将报告书前八章内容视为“事实之陈述部分”，表示“可以接受”，希望国际社会相信国民政府。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其前八章，调查之本责任则甚公道，余对此主张，有修正或保留之接受，不必拒绝，以弱国图强，非此不可也。”国民党元老邵元冲将报告书中的“共产主义”内容视为“‘共匪’真相报告书”，尽管个别内容“过甚其词”，但国民政府用言语驳斥不能取得良好效果，应该用“剿共”的事实予以反驳，“‘共匪’渐告肃清，则其说不攻自破”。针对苏联共产主义在东北的“赤化”宣传，邵元冲称这是“杞人忧天”，原因在于“日强俄弱，且俄之赤化宣传，只我穷瘠之省份，受其影响。东省地广民富，人人安居乐业，九一八以前，未闻东省有共匪也”，意在戳穿日本关于扶植伪满可以“遏制”共产主义的谎言。

日本于1932年11月21日发布关于《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意见书，将共产主义当作攻击中国和辩护伪满的说辞，称报告书把中国视为“一个统一体”是错误的，强调“中国并非是有组织的国家”，“不仅有广东的南方实力派不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节制，而且还受到以湖北、福建、江西诸省为中心的‘共匪’集团的威胁”；关于伪满洲国的未来，日本重申其“无排外之感情，又没有中国内地的共产主义灾祸”，应该予以“相当的同情”，把共产主义运动视为伪满应该被认可的考量因素之一。已经转任日本驻国联常任代表的松冈洋右继续强调共产主义的“危害性”，称“目前中国腹地‘赤患’蔓延，所涉面积四倍日本国境……国联若真实希望远东以及世界和平，则巩固日本地位，为达到是项希望之唯一方法”，甚至威胁“倘日本退出亚洲大陆，混乱状态即将继起”。

报告书还引起国际社会议论中国“共产主义”，各方意见也不尽一致。1932年10月底，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官员普拉特（John Pratt）表示：“南京政府越是软弱，共产主义就越有可能在中国得到发展。”11月下旬，国联理事会连续开会讨论如何调处九一八事变，美国同意参加国联下设的十九国委员会，同时明确“根据《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达成解决方案时必须有苏联代表在场”，苏联暨共产主义在美国看来是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必要因素之一。1933年初，曾任调查团专家组顾问的荷兰人开脱盎葛林诺（de Kat Angelino）向国联理事会建议援助中国，考量之一便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他认为，帮助中国重建“有可能在短时间内以相对温和的手段结束中国内战，从而大大减少共产主义的危险”，并提议向中国提供国际贷款，“避免中国知识分子在绝望中转向共产主义，将其作为拯救国家的最后手段”。

综上可知，日本与国民政府通过多种方式，误导调查团关于九一八事变和“共产主义”的判断与认知。而作为九一八事变对象客体之一的“共产主义”，在这个过程中超越了双方互为恐惧的“敌人”身份，成为攻讦对方和维护自己的“有利武器”。调查团的东亚之行为双方向国际社会叙述“共产主义”提供了机会和窗口。在密谋扶植伪满和主动提议组建调查团之后，日本在各种场合强调“共产主义”的危害性，“共产主义”逐渐成为其攻击国民政府无能、强调日本驻兵必要性、论证伪满重要性等的主要说辞。直到东京审判期间，九一八事变主要策划者之一的石原莞尔仍坚称：“如果日本完全从满洲撤军，不仅会危及我们的权益，甚至会危及日本乃至苏联居民的生命……鉴于苏联的传统政策，满洲将成为共产主义宣传的基地，而满洲的和平秩序就会遭到破坏，这不仅将危及我国的国防而且会损害中国的国防。”可见，直到战后共产主义因素依旧是日本霸占中国东北和不能撤兵的重要说辞。而作为对手方，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辩解”是为了应对日本的攻讦。国民政府被动因应的态势明显，其“辩解”内容紧紧围绕“剿共”行动和日本侵略，意图使调查团认可国民政府正在采取的遏制共产主义的措施，同时说服调查团相信九一八事变与日本侵略是导致共产主义运动持续发展的重要外因，即日本停止侵略是“剿共”的前提。报告书公布后，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方不同反应，进一步加剧了九一八事变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联性，预示着共产主义在中国前进道路上的艰辛。

因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共的发展壮大深受国际因素影响。在多元史料的基础之上，以国际视野审视中共及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方法论上的价值。通过李顿调查团的视角，不仅展示了“共产主义”在九一八事变后引发各方争议的具体过程，而且呈现了日本与国民政府关于“共产主义”的错误、片面的叙述，使九一八事变和“共产主义”存在关联性变成一种刻板印象，对其后的中共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实施以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4期，原题《九一八事变中的“共产主义”因素研究——基于李顿调查团的视角》。作者陈海懿，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昭昭，江苏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