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柯：被剑桥文学史誉为20世纪后半期最耀眼的意大利作家

当代欧洲最著名的学者和作家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1932- 2016）因罹患癌症，2月19日在意大利家中辞世。

《剑桥意大利文学史》将艾柯誉为20世纪后半期最耀眼的意大利作家，并盛赞他那“贯穿于职业生涯的‘调停者’和‘综合者’意识” 。2013年世界哲学大会，艾柯与哈贝马斯同为被邀做主旨演讲的哲学家。艾柯的世界辽阔而又多重，除了随笔、杂文和小说，还有大量论文、论著和编著，研究者将其粗略分为8大类52种 ，包含中世纪神学研究、美学研究、文学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符号学研究和阐释学研究等。而艾柯最引人瞩目的，是他在多个世界间轻松游走的能力，还有那不保守也不过激的精神。正是这种能力和精神，使他既感兴趣于最经院主义的托马斯·阿奎那，也热衷于最现代主义的詹姆斯·乔伊斯；既强调阐释的力量，又担心过度阐释的危害；既能使作品成为行销全球、印数千万的畅销书，也能吸引研究者为之写出数以千计的论文和专著。在中国，艾柯的作品被大量译介，特别是他的百科全书式的学院派小说，哲学内蕴，通俗形式，深深吸引了万千读者。

1932年1月5日，翁贝托·艾柯诞生于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蒂州的亚历山德里亚，这个小山城有着不同于意大利其他地区的文化氛围，更接近于法国式的冷静平淡而非意大利式的热情漾溢。艾柯不止一次指出，正是这种环境塑造了他的气质：“怀疑主义、对花言巧语的厌恶、从不过激、从不做夸大其词的断言”。

艾柯的父亲是一名会计师，祖母达观幽默，从她那里艾柯获益良多。当时的意大利天主教氛围浓郁，自1920年代兴起的新托马斯运动方兴未艾，以致于13岁的艾柯就参加了意大利天主教行动青年团，还在方济各修会做过一段时间的修道士。正是这段经历使他接触了天主教的哲学核心——托马斯主义。后来，艾柯进入都灵大学哲学系学习，在美学教授、存在主义哲学家路易斯·帕莱松（Luigi Pareyson）的指导下，于1954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圣托马斯的美学问题》，经过修改的论文于1956年出版，更名为《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问题》（The Aesthetics of Thomas Aquinas，1956），是为艾柯的第一部专著。这本著作加上数年后出版的另一部专著《中世纪的艺术与美》（Art and Beauty in the Middle Ages，1959），初步奠定了他作为“中世纪学者”（medieval scholar）的地位。

就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由于一批左倾的青年学生与教皇发生矛盾，艾柯与天主教行动青年团决裂，研究的重点也从托马斯·阿奎那转向詹姆斯·乔伊斯。毕业后不久，艾柯进入了新闻传媒的世界，在位于米兰的意大利国营广播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负责编辑电视文化节目。这份工作为他从传媒角度观察现代文化提供了平台。同时，他开始与一批前卫的作家、音乐家和画家交往。5年之后，他离开电视台，到米兰的一家期刊社当了非文学类栏目编辑，这份工作他做了16年之久。这期间，他也为另外几份报刊撰稿、开设专栏，成为意大利先锋运动团体“63集团”（Group 63）的中流砥柱。艾柯的这些杂文作品起初与罗兰·巴特的风格比较接近，但在研读了巴特的著作之后，他深感“无地自容”，于是转向更为综合的风格，将前卫文化、大众文化、语言学和符号学融为一体。在1962年，他发表了成名作：《开放的作品》（The Open Work，1962），凭借此书成为意大利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将。

1964年，罗兰-巴特发表《符号学原理》，标志着符号学进入新阶段。同年，马尔库塞发表《单向度的人》、麦克卢汉发表《媒体论》，为学术界开辟了媒体符号研究的新领域。也是在这一年，艾柯发表了论著《启示录派与综合派》（Apocalyptic and Integrated Intellectuals：Mass Communications and Theories of Mass Culture，1964），自觉尝试使用符号学方法研究媒体文化问题，这标志着他已经站在了意大利学术界的前沿。此前，他已经在都灵、米兰、佛罗伦萨等地的大学讲授美学，从1964年开始，他成为米兰大学建筑系教授，讲授“可视交往”（Visual Communication）理论，关注建筑中的“符号”问题，也就是建筑传达特定社会与政治含义的方式。1965年，他的论文《詹姆斯·邦德——故事的结合方法》发表于法国符号学阵地《通讯》杂志上，意味着他已经跻身于以罗兰-巴特为核心的符号学阵营。同一时期他又将《开放的作品》中有关詹姆斯·乔伊斯的部分修改出版，是为《混沌诗学：乔伊斯的中世纪》（The Aesthetics of Chaosmos: The Middle Ages of James Joyce，1966）。这种将007系列与《芬尼根的守灵夜》平等对待的态度，显示出艾柯非同寻常的广阔视野。

到1968年，《不存在的结构》（The Absent Structure）出版，这是他数年研究建筑符号学的成就，也是他第一部纯学术化的符号学著作，奠定了他在符号学领域内的重要地位。进入1970年代，艾柯的成就进一步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肯定。1971年，他在世界最古老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创立了国际上第一个符号学讲席；1974年他组织了第一届国际符号学会议，担任学会秘书长；1975年发表符号学权威论著《符号学原理》（A Theory of Semiotics，1975，英文版本在1976年出版），并成为博洛尼亚大学符号学讲座的终身教授；1979年用英文在美国出版了论文集《读者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Reader：Explorations in the Semiotics of Texts，1979）。此外，艾柯还在美国西北大学（1972）、耶鲁大学（1977）、哥伦比亚大学（1978）等著名院校授课，以符号学家声名远扬。

早在1952年，艾柯已经有意写作一本名为《修道院谋杀案》的小说，但直到1978年3月他才正式动笔。他将小说背景放在自己非常熟悉的中世纪，并从一篇中世纪的散文作品中找到了合适的题目。1980年，长篇小说《玫瑰的名字》（The Name of the Rose）出版，出版商原计划印刷3万册，没想到销量很快达到200万册，迄今则已经翻译成近40种文字，销售了2000万册。《玫瑰的名字》的故事发生在14世纪，当时教权与王权、贵族与平民、信仰与理性正处于复杂的斗争状态，博学而开明的威廉修士带着见习僧阿德索来到一所著名的修道院，为即将召开的高层会议做准备。但就在他们抵达的前一天，修道院里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凶杀案，修道院院长委托擅长推理的威廉进行调查、找出元凶。而在以后的数天里，每天都有新的离奇血案，原本已经被异端和欲望搞得乌烟瘴气的修道院，气氛变得日渐阴森恐怖。威廉推测凶手可能是从《圣经·启示录》中得到杀人的灵感，他把注意力集中于修道院的图书馆——这是当时西方世界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凭着对符号、象征、代码的深刻理解，凭着在哲学、文字学、版本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深厚造诣，威廉发现了真凶，揭开了谜底。凶手是个博学而虔诚的、双目失明的老修士，他的杀人动机非常“别致”：他要保护一本禁书，不希望被他人阅读，因为这本书可能会摧垮整个神圣的基督教世界，而这本书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下卷。

根据《玫瑰的名字》改编的电影剧照。

“玫瑰之名”使“翁贝托·艾柯之名”蜚声世界，跻身于第一流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之列。有意思的是，《玫瑰的名字》一出，各种研究论文和专著源源不绝，特别是关于“玫瑰之名”的阐释几乎构成一场20世纪末期的“阐释大战”。由于艾柯此前就关注“开放的作品”、“读者的角色”等等问题，对阐释学颇有心得，加之一直关心研究者对自己作品的分析，所以他不断站出来澄清、挑战或是回应，于是有了《<玫瑰之名>备忘录》（Reflections on the Name of the Rose，1984）、《诠释的界限》（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1990）等专著。最著名的事件是，1990年剑桥大学丹纳讲座（Tanner Lectures）就阐释学问题邀请艾柯和著名学者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try）、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以及克利斯蒂娜·布鲁克-罗斯（Christine Brooke-Rose）展开辩论，最后结集为《诠释与过度诠释》（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在1992年出版，一时洛阳纸贵。

作为小说家的艾柯继《玫瑰的名字》以后，又陆续发表了另外6部长篇小说：《傅科摆》（Foucault’s Pendulum，1988）、《昨日之岛》（The Island of the Day Before，1994）、《波多里诺》（Baudolino，2001）、《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The Musterious Flame of Queen Loana，2004）、《布拉格公墓》（The Prague Cemetery，2010）、《数零》（Numero Zero，2015），部部畅销，好评如潮。为此，当代文学史往往将艾柯视为与伊达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齐名的、20世纪最优秀的意大利作家。

《傅科摆》的主人公卡素朋是位治中世纪史的专家，他的朋友贝尔勃和狄欧塔列弗则是一家学术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研究中世纪圣堂武士的传说。根据掌握的一份神秘文件，他们“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每过120年，一代又一代分散在欧洲各地的36名圣堂武士将要重新聚首一次，拼合他们手上断简残篇的信息，以便掌握一种可以控制世界、改造人类前途的巨大能量。据说西方历史上的种种神秘社团，比如蔷薇十字会、大白兄弟会、共济会等等，一直在追求着这种比核武器还要可怖的能量。据说莎士比亚、培根、马克思乃至爱因斯坦等历史名人，也都是圣堂武士的传人。卡素朋的女友莉雅通过研究文件得出另外的结论：根本就没有什么圣堂武士的秘密，那份文件不过是个送货-购物清单。但已经走火入魔的三人根本不相信她的解释，同时，许多“要将秘密知识据为己有的人”开始关注此事。最后，狄欧塔列弗死了，贝尔勃因之丧生，卡素朋知道自己也难逃毒手——虽然所谓的“秘密”不过是他们三人自己的“发明”。

《昨日之岛》的故事发生在1643年，一艘担负着寻找180度经线任务的商船遇到海难，年轻人罗贝托成了惟一的幸存者，他被浪潮冲上了另一艘弃船达芙妮号。罗贝托患有疑心病、妄想症和畏光症，所以尽管不远处有一个美丽的小岛，但是罗贝托可望而不可及。他勉强依靠达芙妮号上残存的东西维生，每天靠书写打发时光。他写情书，写回忆、最后演变成写小说、写一切样式和内容的小说，甚至还幻想出一个弟弟“费杭德”……真实与虚构渐渐分不出界限。到最后，他离开达芙妮号，奋力游向未知的结局。

《波多里诺》的故事发生在1204年，十字军东征中君士坦丁堡遭到劫掠，混乱中主人公鲍都里诺救了拜占庭史学家尼基塔，在随后的避难途中，鲍都里诺向尼基塔讲述了自己传奇的经历。他自称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收养的义子，皇帝的舅舅奥图是他的老师。在巴黎求学的时候，鲍都里诺和朋友们想像出一个“约翰大主教统治的遥远的东方王国”，他还把亲生父亲的破木碗当成“圣杯”献给养父，以说服皇帝让他们去寻找那个构想出来的国度。一路上他们经历了重重神话和传奇里才有的奇境……最后，尼基塔相信鲍都里诺是个说谎者，他的经历都是编造出来的，但毕竟，这是一个伟大的故事。

艾柯在自己的私人图书馆里。

由中年步入老年的艾柯视野愈加扩大，在学科与学科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学院与社会之间游刃有余地纵横穿梭。作为学者的艾柯一方面修改完善了自青年时代起就深为关注的中世纪研究；另一方面继续完善其符号学-阐释学理论，延伸或部分修正了昔日的观点。他陆续发表了《符号论与语言哲学》（Semio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1984）、《完美语言的探索》（The Search for the Perfect Language，1993）等专著，并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1984）、剑桥大学（1990）、哈佛大学（1992-1993）、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96）等一流名校讲学，获得了全世界二十多个大学的名誉博士称号，也担任米兰大学、剑桥大学等著名院校的荣誉教授。 在2013年世界哲学大会上，他是与哈贝马斯齐名的哲学家。

与此同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艾柯也极为活跃，先后发表了《如何与三文鱼同行》、《康德与鸭嘴兽》、《五个道德断片》、《别想摆脱书》、《给一个青年小说家的信》等亦庄亦谐的杂文集，甚至为儿童写了三部作品。

自1995年始，更是积极投身于电子百科辞典的编修工作，主持了《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部分，并在各地发表题为《书的未来》的长篇演说。艾科藏书五万，见识广博，因此他编辑的《美的历史》、《丑的历史》、《无限的清单》等大型画册也广受欢迎。

艾柯罹患癌症，2016年2月19日逝世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