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力强的儿童更容易成功吗？人的自制力可以训练吗？

在《棉花糖测试》一书中，米歇尔提到了三个主要观点。首先，受试者小时候是否能够耐心等待两支棉花糖（也就是在“棉花糖测试”中的表现）和他们未来是否能够在学业和职场上获得过人的成就密切相关。其次，耐心等待两支棉花糖、战胜诱惑实践人生规划、长期专注处理事务不分心等都主要涉及和表现了我们的自制力。最后，我们可以通过后天学习培养自制力。

“我也想喝杯咖啡，谈个恋爱。”全智贤在《暗杀》里扮演的安沃允如是说。这个渴望爱情，也会在夜晚的咖啡厅和陌生男人对望的女人，选择了放弃一切，去争取韩国独立那个在当时再渺茫不过的希望。

“面前的棉花糖先别吃，等我出去一下，回来一起吃。要是你听话，就多给你一支棉花糖奖励。”然后母亲转身就出了门，留下儿时的你一人，面对着可口的食物抓耳挠腮。那时的你会怎么做？是大快朵颐再说，还是不管内心的煎熬，一直等到妈妈回家？

这是两则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故事。但是，按照《棉花糖测试》的作者、哥伦比亚大学讲席教授沃尔特·米歇尔的说法，它们其实是同一种故事。它们涉及了同一种能力，也就是延迟或者放弃短期的满足（获得一支棉花糖或者获得爱情），以获得长期回报（获得两支棉花糖或者获得民族国家独立）的能力。

沃尔特·米歇尔

在《棉花糖测试》一书中，米歇尔提到了三个主要观点。首先，受试者小时候是否能够耐心等待两支棉花糖（也就是在“棉花糖测试”中的表现）和他们未来是否能够在学业和职场上获得过人的成就密切相关。其次，耐心等待两支棉花糖、战胜诱惑实践人生规划、长期专注处理事务不分心等都主要涉及和表现了我们的自制力。最后，我们可以通过后天学习培养自制力。通过不断坚持一种强化训练模式，我们可以提升自制力，并且取得超出常人的成就。米歇尔的观点，从抽象的角度说，和不少成功学书籍兜售的观点是一致的：暂时不讨论出身，不讨论机会不平等，不讨论考虑运气好坏，我们只需要坚持一种给定的强化训练模式，就能够获得更多的成就。这种忽视其他因素，强调通过训练和控制自我进而取得成就的模式，不用说，很受市场的欢迎。

那么，问题来了。米歇尔提到的三个主要观点都是正确的吗？我会稍后讨论他的第一个观点。让我们先看看第二和第三个观点。第二个和第三个观点实质上表达了对自制力的一个重要假设：即无论是在棉花糖测试中，在长期坚持学术专注中，或者在长期进行严格的事业规划和实践中，我们都使用了同一种能力——也就是自制力，并且这种能力在完全不同的任务和任务场景中表现一致。

这个假设听起来十分令人费解。让我来举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小时候，老师和家长常常说中小学的数学成绩是我们理性认知能力的体现。当然，理性认知能力能够解决的任务并不局限于中小学数学课上的难题。我们认为进行理性论证和分析、规划和安排日常生活等都使用了相同的理性认知能力。换言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为并没有井水不犯河水、互相独立的“数学课能力”、“理性论证能力”和“生活规划能力”等来分别处理上述事宜。相反，这些事都依赖同一种能力，也就是理性认知能力。

同时，理性认知能力在处理不同任务时表现十分稳定。我们认为并不会出现理性论证能力高超，结果一转身数学不及格的情况。同样的，要是有谁中小学数学天天不及格，我们认为这一定是整体的理性认知能力差，进而这名同学一定也没办法处理其他所有需要理性认知能力的任务。大概就是基于这种假设，所以谁小时候数学成绩差了，家长有时就在背后嘀咕：“这个孩子笨的，以后没出息。”

然而，这种日常的假设真的靠谱么？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理性认知能力”真的是同一种能力吗？不少研究都显示：情况很不乐观。受试者在逻辑课堂里的表现，和他们在强调逻辑能力的美国法学院入学考试中的表现几乎没有关联。同样的，面对日常生活中的逻辑问题，理性认知能力的专家——研究逻辑和决策的博士的表现并不比一般群众的表现高出多少。

或许大量类似上文的研究仅仅说明了同一种能力在面对不同任务时表现并不均衡。这很正常：有的任务艰难，有的任务容易。让我和友人举杯相庆不费吹灰之力，让我抱着旅行箱下楼举步维艰并不妨碍同样是我的二头肌和三头肌参与了两个任务。前者比后者容易太多嘛。

让我们换一个研究办法。我们做三个假设。首先，我们假设数学课运用了和理性论证、生活规划等其他任务一样的理性认知能力；其次，我们假设参与数学课可以提升我们的理性认知能力；最后，我们假设中小学的数学课相对简单，远没有到已经抵达理性认知能力的极限以至再上课也无法提高的地步。基于这些假设，我们可以预测，参与越多的数学课，越可以提升学生的理性认知能力，进而提升他们在其他常见的理性认知任务中的表现。这就好像说，既然都是二头肌和三头肌，那么平时用别的办法多多锻炼，之后我抱着旅行箱下楼也会容易许多。看起来很合情理。

那么，结果呢？

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地、高度理论化研究的先驱Thorndike就提供了不少反面的证据。这里举一个例子。一般而言，我们认为选修数学课程可以提高我们的各项理性认知能力。为了对这一观点进行测试，早在1922-1923年间，Thorndike就对超过八千名高中生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跟踪研究。他记录了高中生选修的课程，并且在研究开始时和一年期结束时，对高中生进行了两次考察语言、数学和空间理性认知能力的测试。结果显示，是否选修数学相关课程和在理性能力测试表现的提升并没有统计学意义上显著的关联。或许读者会觉得，上述研究是将近一百年前的事了，或许现在又有新的说法？不幸的是，一直到今天，各项研究反复显示，正常的、中短期的科班教学对提升课堂以外的理性能力的表现或者极其有限，或者可能不存在。举个例子，Wesman仿造Thorndike的模式，对超过六百名纽约高中生进行了跟踪研究。结果发现，他们选修什么课程，和他们在理性能力测试中表现的提升，还是没有统计学意义上显著的关联。

要是还嫌例子不够，让我们再来几个。在一项由Kurland等研究者主持的长达两年的跟踪研究中，他们发现，接受编程训练最长达两年的高中学生，在逻辑理论推演能力、规划和策略能力以及数学能力等各项测试中，相比没有受过训练或者中途退出的高中学生，并没有任何统计意义上显著的区别。再比方说，Cheng等人的研究显示，经过了逻辑课的训练，受试者依然不能很好地处理现实生活中的逆否命题。

上述例子说的是日常生活中常说的理性认知能力。这种能力听起来和自制力相距甚远。那么让我们看看“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学术界一般认为执行功能是对我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有意识管控的核心能力。在各色研究中，不少研究者常把执行功能笼统地当作一种能力，认为进行日常规划、应用行为准则等都需要同一种能力的帮助。然而，和对理性认知能力的研究结果类似，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我们并不能把执行能力当作一种能力来描述。

有了上述的背景，我们就能够再来回头看《棉花糖测试》中的故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认为“自控力”这种能力被用于处理大量不同的任务。这些任务包括延迟短期的满足以获得确定长期回报、克制怀疑以追求不确定的回报——甚至是如安沃允一样追求渺茫的希望、战胜诱惑实践自己的规划、长期专注地处理事务不分心等，都属于日常讨论的自制力的范畴。米歇尔教授认为上述所有表现都是同一种能力的体现。因此，他得以解释为什么小时候在棉花糖测试中表现优异的孩童在青年和成年后，能够较常人更好地计划和安排人生、更好地保持专注、更好地达成学业和职业上的成就——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些日后优异的孩童早早地就拥有了超出常人的“自控力”。

遗憾的是，《棉花糖测试》一书中并没有为上述任何一条核心假设提供证据。是同一种能力，也就是自控力，帮助我们处理上述各种完全不同的能力吗？米歇尔教授在书中没有提供信息显示，在棉花糖测试中表现优异的受试者在完全不同的任务中，比如说面对诱惑坚持不作弊、面对不确定的回报从不放弃，或者长期保持专注等方面表现一致的优异。而当下的研究结果纷乱嘈杂。有的研究显示，上述种种不同的任务中，受试者表现出有较弱的关联关系——在一种任务内表现好，在另外一个任务内的表现可能也还不错；也有不少的研究显示没有统计学上的关联。米歇尔教授甚至在书中也没有提供信息显示，在棉花糖这种延迟短期的满足以获得确定长期回报的测试中表现优异的受试者，在同一种任务的不同场景中（比如说不是等待棉花糖，而是放弃今晚的电影换取期末的好成绩，或者是放弃今晚的饭局换取早日完成的工作等等）一样表现优异。

有趣的是，米歇尔倒是提供了一个反例。他指出，有的孩童能够耐心等待两支棉花糖，是因为他们能够更好地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想想奶奶，想想爸妈，不让自己太受到面前的棉花糖的诱惑。让自己分心、暂时忘却诱惑的能力，跟克制怀疑以追求不确定的回报或者长期专注地处理不分心的能力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关联。换言之，米歇尔自己就提出了一个可能性，即在棉花糖测试中所使用的能力可能根本就不是自制力！这个反例就好像假如我们某一天突然发现，啊啊，原来数学课上培养的不是理性认知能力，仅仅是培养了我们揣度出题人的想法和熟练应用的答题套路的能力而已！

那么，米歇尔教授提出的第一个观点，也就是孩童早年在棉花糖测试中的杰出表现和他们日后过人的人生成就有关吗？我想，这是一个常见的把相关性认作是因果性的故事。两件事情相关，并不意味着两件事情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对上述故事，我想至少还有一种解释。米歇尔教授提到，在实验中，他注意到有些孩童的家长管教更为严格。这些家长除非孩童手边就有牙刷，不然不允许他们享用任何甜食。这个小故事就提供了对上述跟踪调查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即在棉花糖测试中表现优异的孩童拥有更为严格、更有长远打算能力的家长。是这些家长的教育导致了孩童在棉花糖测试中表现优异，也是他们导致了这些孩童在长远的发展中表现优异。或许读者读到此处，按捺不住想要说，这种解释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啊？那，米歇尔教授的解释，一样也没有证据呐？！

上面的批评，或许反映了一种流行科学著作面对的常见问题。即：科学家的学术专长，往往是进行极其具体、各项参数可控的实验，但流行科学的读者期待的，却是不但在理论上有广泛意义，而且能够在无数种复杂的生活环境中得到广泛、简单应用的结论。从前者到后者的跨越，有时候不只是一道鸿沟，而是无数道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

说到此处，值得一提的是，《棉花糖测试》一书还反映了流行科学著作的另一个常见问题，即为了通俗好听的故事，牺牲了科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比如说，米歇尔教授把自制力的运作机制和我们训练自制力的机制解释成了一个“冷”的、缓慢的、能够考察损失和收益的理性系统与一个“热”的、对情绪刺激能做出迅速反应、往往包含着偏见和各种不太靠谱的认知“捷径”的感性系统的斗争。展现出自制力，按照米歇尔教授的说法，就是前者对后者的胜利。遗憾的是，伴随着当代认知科学的发展，上述简单的图景已经被逐渐抛弃。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所谓的“理性”系统，有时候反应迅速，也有时候应用了大量的偏见和认知“捷径”。所谓的“感性”，有时候反应缓慢，有时候能准确评估损失和收益，并且能够进行基于规则的逻辑推演。因此，对我们认知系统的简单而通俗化的二元划分的做法，已经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近些年的质疑越来越多，以至于一些二元划分理论的主要支持者，例如Jonathan Evans和Keith Stanovich纷纷放弃他们之前的观点。然而，为了讲述一个好听的故事，米歇尔教授还是使用了这一争议颇多、甚至可以说正在走向过时的科学观点。

上文简单地介绍了沃尔特·米歇尔的《棉花糖测试》一书。本文与其说是介绍，不如说是一种警示。流行科学著作的市场需要往往要求作者过于夸大某些具体研究在生活中的普遍价值，也往往要求作者以好听的故事为名牺牲科学的复杂和严谨性。从这两点来说，《棉花糖测试》一书并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