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台湾“中研院”第25届历史研习营经历

1月底到台湾后，由于西伯利亚超强寒潮的波及，南港几乎每天都笼罩在阴雨绵绵中，见到我们，台湾“中研院”的老师直叹气：“你们太不走运了，遇到了一年中台北最差的天气……”不过可能是因为从北京过来，我倒没有这样的感觉。住在四分溪泮的活动中心，每天去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会议室上课，可以看到堂堂溪水从山间流出，偶尔有白鹭在水中伫立捕食。胡适纪念馆、傅斯年图书馆、近代史研究所，这些原本只在书上读到过的地方，都在雨后凝翠的山脚下铺展开。

某天早上在哲思轩，和几个大陆同学围坐在昆士兰大学黎志刚教授旁边，边吃边聊。吃到一半，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先生推开门进来，黎教授立即放下叉子，和老者打招呼，待其慢慢踱过后，才对我们说：“这位是袁同礼的公子袁清，现在做明清史。”

今年“中研院”史语主办的第25届历史研习营主题是“‘物’的历史”。研习营由前所长杜正胜创办于1990年，原称“国史研习营”，只招收台湾地区高校的研究生，讲学切磋，反响非常好。几年后，北大历史学系邓小南教授访问“中研院”，得知有此研习营，建议也应该开放大陆学生参加，翌年遂有4名北大学生入选，后来在大陆招生范围扩充到清华、南大、人大等校。在已经民主化的台湾社会，任何官方活动都必须接受舆论监督，历史研习营也不例外。人民群众最大的质疑就是，研习营怎么只招名校学生，是否太重视brand name？为此，有人向“中研院院长”投诉，还有人甚至直接告到“立法院”，抗议研习营招生不公。

我浏览了一下今年的学员名单，总共有大约50名台湾学生，20名大陆学生，另有三位马来西亚华侨及一位日本学生。大陆学生的来源集中于7所高校，台湾学生的来源则非常多元化，几乎每个学校都有，最年轻者是大三本科生，最年长者头发已花白。在课后闲聊中我了解到，大陆学生都是由各个高校内部推荐，台湾学生则不论出身，统一向主办方提交申请，根据申请书的质量择优录取。在为期9天的台湾之行里，这可以说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文化冲击”。

杜正胜的读书卡片

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正是研习营的创办者杜正胜院士，题目为《漫谈“物”的心态史研究》。其内容是通过对“物”的考证，来还原传统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即葛兆光所说的“一般思想史”。老实说，由于仔细阅读过课前资料，我感觉杜先生讲的内容基本不出其范围，而且我也不做这一段。但正如黄兴涛院士所说：“这次研习营老师讲的题目，不一定是你所关心的内容，对你写硕士博士论文也不一定有帮助，所以重要的是学习他们找材料、串联材料，连缀成一个有意义的问题的方法。”

杜先生度与人的金针，就蕴含在他讲课时用的ppt上——几十年间积累的读书卡片。余生也晚，虽然听不少老师在上课时提过这种前辈学者的传统治学方法，但“卡片”究竟长什么样，从来就没见过。在电脑时代之前，抄卡片对于厘清一个学术问题非常有用，一些老派海外汉学家亦偷师此法，比如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在研究中国古代地理时，据传就积累了“5000多张卡片”。没想到这次来台湾，终于在投影幕布上看到了。

杜先生试图从“物”切入，研究秦汉时期中国普通人的观念。我们一般所谈的“思想史”都是言说的思想史，多属于精英阶层，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资源和条件，将其言说留传下来。至于底层百姓、愚夫愚妇们怎么看待周遭的世界，只能从笔记小说、史书的只言片语里点滴拼凑，辛苦勾稽。很明显，由于材料限制，这非常困难。

杜先生从《左传》、《周礼》等典籍中摘出相关内容于卡片上，重新解读，指出“物”原本是指那些造型可怕、难以名状的鬼物。它们最初被绘在旗帜上，后来被铸造于鼎等重器之上。这些图案既是氏族图腾，也是国家的象征。当时人们相信，谁只要控制了“物”，就能掌握政权。这也能解释，为何先秦青铜祭祀礼器上，会出现那么多造型可怖的图像。春秋之后，以“物”代表国家的观念渐渐式微，鬼怪转而渗入中国文化底层，成为底层民众观念的一部分，在后世以不同形式出现。

一个半小时听下来，我感觉杜先生对于先秦时期“物”之原意的阐发非常有新意，但对于鬼怪从上到下的渗透过程，却似乎并没有过多证明，有突兀之感。课后讨论时，小组导师许博士亦说，如果把卡片上的材料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说成从下到上渗透，其实也能说得通。对此我深为认同，感觉“物”可能只是一种荣格（C. G. Jung）式的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某种上下相互耦合而成的文化基层而已，很难严格地说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

邢义田与王明珂谈“物”的历史

第二天早上邢义田院士所讲的“物”，则是有触觉的。在名为《汉简的体积与重量》的演讲中，邢先生先讨论纸张出现之前，可以用作书写的材料。一边讲，他一边从随身带来的大袋子里，依次拿出莎草纸、红柳、竹片、胡杨枝、松板等书写材料，向下传阅。

来台湾之前，我便已读过邢先生那本《立体的历史》，知道中西比较、图像考证，乃其两大绝技。当天的演讲也使用大量图片，通过对竹简重量的计量，重新证明章学诚、余嘉锡等人已经提出的观点，即古代的典籍，如《庄子》《礼记》等，由于受限于书写载体的重量，一开始都是以单篇的形式流传。在轻便的纸张出现之前，这些单篇从来没有以一部完整的“书”流传过。了解到这一点，便知道像胡适那样通过子书中个别篇目出现时间早晚辨伪，是没有意义的。从简牍到纸张的变革，是一场“物”的革命，其影响非常深远，所以我们不能以后世的“著者”，抑或现代的“版权”观念，投射回先秦、两汉。

后面几天，主讲老师王明珂、黄铭崇、林美香、林志宏、李贞德、刘益昌、赵金勇、戴丽娟等，内容也非常精彩，但这篇小文篇幅有限，只能忍痛略过。值得一提的是王明珂的《物、社会与历史：以玉器与青铜器为中心的探讨》。王先生以研究羌族知名，最有趣的一个例子也是关于羌民与荞麦的。

在北川地区，荞麦原来被认为是“蛮子”的食物，口味不佳，制作出的面也偏黑，颜色和常年在地里的体力劳动者的肤色相似，所以北川乡民能不吃就不吃。但建国后，由于大陆的民族政策，尤其1980年代后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很多北川居民开始以“羌族”自居，虽然他们在此之前连这个名字都没听过。荞麦的象征作用此时发生改变，被当成民族的象征，原来不吃荞麦的人，忽然都开始吃荞麦。王先生借此阐明，物的意义表征（Meaningful representation）的改变不是凭空而来，它反映的往往是社会结构的变迁。

黄进兴谈治学经验

周五那天早上，主办方忽然通知我们，今天中午，黄进兴所长要与我们二十多位大陆及外国学员便餐座谈。这原本不在主办方安排的日程内，于是我们就拿着各自的台式便当，去史语所三楼的会议室与先生见面。

黄先生是余英时的学生，他在哈佛读博期间，大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美研究生刚入学，所以对于两岸学术都有透彻理解。在他看来，今天大陆的著名学者，如葛兆光、陈平原、陈来等人，年轻时被“大跃进”、“文革”耽误过，个人体验深刻，所以做的都是生命的学问。再加上他们的老师都是民国时的老先生，还能接上传统的治学套路和学者风骨。1949年时，大部分优秀学者都留在了大陆，来台湾的比较少，所以相较而言，台湾受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更大，就像一个浅盘子，欧美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有反应。

黄院长言自己就经历了好多波海外思潮，随之浮沉，后来自己总结出了规律，就是欧美大概15年左右就会出一个学术圣人，然后就形成学派，轮回一次，包括存在主义、现象学、阐释学等等。台湾每次都跟风，但做得都不怎么样，而且很快就过时了。大陆改革开放后，有些步台湾的后尘，但那种炒外国人冷饭的做法其实是要不得的。

这一时期，将西方社会科学应用到中国研究做得比较好的，一是何炳棣的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用统计方法研究帝制中国的社会流动性。二是余英时，他先跟钱穆学，后来又负笈美国学习西方社会科学，所以才能在很多方面超过老师。有时候跟一个大师读书并不见得是好事，因为大师往往有一个很强的思维模式（mode of thinking），学生很容易被它框住。比如康德、黑格尔、韦伯，哪个有特别出色的学生？在这个情况下要超过老师，除非自己绝顶聪明，或者像余英时那样转益多师。

但是，黄先生忽然话头一转，西方社会科学1980年代以前偏思辨，历史学色彩较弱；但后来历史人类学等学科兴起后，西方社科开始有了时间维度（time dimension），对我们治中国史帮助就会比较大。所以你们这代学者做中国史研究，还是一方面得看西方史学史，从中寻找灵感；另一方面也得懂中国传统学问，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朱彝尊《经义考》这样的书，应该常备床头。这样两边作战，虽然分外辛苦，但民国大家就是这么来的。狭间直树曾指出，梁启超学问中有大量日本的痕迹；陈寅恪留学德国时，史学界正在研究北方蛮族入侵下的罗马帝国，陈受此启发才写出那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傅斯年的藏书中，外文书也极多，虽然反映在著作中的，只有那么一点点。

现在还有一个好的条件，就是中国研究的中心已经回到了中国。黄院长说自己那一辈都是被西方强势文化打压的，在当时的台湾学界，即使做中国研究，也得发表过几篇英文论文才能站得住，但现在完全没有这个问题。至于日本，年轻学者已经没有了那么好的汉学功底，以后恐怕难以超过前人。但必须指出的是，最近红火的“新清史”，起源是20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基本问题都已经被田村实造等人研究过，只是被美国汉学重新包装了而已。所以做中国史，日语也应该要懂。

参观傅斯年图书馆

听完黄先生提及傅斯年的大量外文藏书，当天就有机会到傅斯年图书馆入库参观。入藏品最珍贵的顶层书库时，除了恒温恒湿、禁止拍照、不能手触图书外，进门前我们还得在门口有强粘性的塑料膜上踩踏一番——为了保护图书，连灰尘也是不允许的。傅图里最珍贵的，当然是其档案、拓本、善本书，但由于研习营里有不少大陆学生，馆员还特地向我们展示了“解严”之前入藏的大陆书籍，每本都印着“匪伪书刊，不得借阅”的蓝印，并且介绍到，在“白色恐怖”时期，来“中研院”看大陆书籍，是要受到情治部门严密监视的。

作为古代史专业的学生，我最关注的当然是善本古籍。傅图的善本书主要有四个来源：一是南京邓邦述之“群碧楼”，二是原日本北平东方研究所之藏书，三是傅增湘之“藏园”，四是李鸿藻之孙李宗侗的旧藏。很多海内外孤本今天都已经数位化，只要凭学生证、护照等证件便可浏览。由于研习营结束后我们只能多停留三天，所以我后来只抽时间看了《南京户部志》一种，至于其他的藏书，就只能等下次来“中研院”时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