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约瑟夫·罗特：“犹如生活在20世纪的巴尔扎克和狄更斯”

2021-09-09 12:2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本报封面：约瑟夫·罗特（郭天容 / 绘）

9月2日是奥地利作家约瑟夫·罗特127周年诞辰日。

纵使年长罗特13岁，总是给他雪中送炭的茨威格都奉他为真正的天才，道他“比自己强得多”，以至于罗特不时给他写信以“你可不能坐视天才落难”为由要求资助，罗特的声誉在中国却远不如茨威格，更是不如在德语世界里与他齐名的卡夫卡与穆齐尔。

如今，随着漓江出版社出版十二卷罗特小说集，我们终于能一睹“犹如生活在20世纪的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罗特，如何构建“哈布斯堡神话”，又如何“将经典现实主义文学的技艺和20世纪的思想巧妙融合，呈现出现代德语文学中一道风景。”

以酒店为家的天才写作者

今天（9月2日）是奥地利作家约瑟夫·罗特127周年诞辰日。三年前的这一天，波兰第三大城市罗兹在城里楼高七层的萨沃伊饭店举办仪式，为罗特纪念牌揭幕。面积不小的纪念牌装设在正门左侧的外墙，白红的波兰国旗和红白红的奥地利国旗打底，衬托着乳白色的罗特面部浮雕，头像下方分别用波兰文和德文书写的文字表明，罗特曾于1924年在本楼居住，并在此写出小说《萨沃伊饭店》。

波兰罗兹萨沃伊饭店外墙上的罗特纪念牌

罗特的这首部长篇，于这年2月9日至3月16日在当时的《法兰克福报》上连载，同年晚些时候由柏林的施米德出版社出版。小说叙事者是前奥匈军队士兵、刚从西伯利亚获释的战俘加布里尔·丹。开篇即是：“我早上十点到达萨沃伊饭店。我决心休息几天或一个礼拜。我的亲戚住城里——我父母是俄国犹太人。我有心筹到足够的钱，再继续西行。”罗兹正是罗特眼里“欧洲的门户”，东西方的交叉路口。彼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这里汇聚了各色人等，从退役的老兵到失意的革命者，罗特藉此精准地描摹出当时欧洲的社会百态。

五年后，罗特还写了一篇和酒店有关的小文章《抵达酒店》。他自述，每一次回到常住的某家酒店，酒店可能是位于欧洲某个重要的港口城市，他都会把这里当作是他的“祖国”。他可以听到远方海港上汽轮的鸣笛提醒，也可以听到街上经过的有轨电车发出的叮叮作响，还听得到一些车的喇叭，“他们全都在欢迎我”。而这家酒店，不止服务人员组成了一个“小联合国”，里面所住的宾客也都来自世界各地，他们有着不同的国籍、不同的信仰，不同国家的货币在这里也都畅通无阻，彼此汇通。所有的人在这里都能从那种对土地和同胞的严格的“爱”里短暂解放了出来，展现出他们本就该有的宽厚、包容的模样。

而罗特的大半生其实就是在酒店居住的。写出这篇文章之前，他就离开了维也纳，离开了这片曾是奥匈帝国管辖的领土。他在欧洲各个城市漫游，写一些杂文，通过报纸专栏来养活自己。作为一个没有了家的旅人，他也似乎只能以酒店为家了。在他的描述中，他居然还特别喜欢酒店房间那种没有特殊性格的“性格”，只要关起房门，整个房间就属于他一人了，他可以轻松与世界疏离、孤立开来。可是他只要一打开窗，“天哪，这个世界就进来了。”

但他理想中的，由哈布斯堡王朝统领的奥匈帝国为蓝本的“哈布斯堡神话”，却不是打开窗就能“进来”的。他只能在小说里建构它了，而他歌咏的酒店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个神话的缩影。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随之解体。罗特却一直以帝国的遗民自居。毕竟相比于他后半生看到的种种狂热的意识形态，当年的帝国是相对宽容的，不同信仰的人可以同居于一个国境之内。不同的主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都能在这里自由流通。罗特的朋友，为中国读者熟识的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广为流传的《昨日的世界》里，曾如此形容秩序井然的哈布斯堡王朝：“那是个让人有安全感的黄金时代。在我们几乎有着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帝国，一切看起来都恒久长远，国家本身就是稳固的保证。”罗特后半辈子的写作要追忆的正是那样一个失落的年代，诚如2003年诺贝尔奖得主、南非作家J.M.库切所说，缅怀失去的过去，忧虑无家可归的未来，是他成熟作品的核心，“罗特深情地回望奥匈王朝，把它当作他唯一曾有过的祖国。”

《约伯记》与旧译《一个犹太人的命运》

纵使诺奖作家纳丁·戈迪默盛赞罗特的作品全面描绘的人类悲剧远非现代小说技术能够企及。“没有其他当代作家——包括托马斯·曼——能够接近他的全面。罗特已达峰顶。”纵使德国“文学评论教皇”拉尼茨基言之凿凿：“约瑟夫·罗特是20世纪文坛上最值得敬爱和最激荡人心的作家之一。”纵使年长罗特13岁，总是给他雪中送炭的茨威格都奉他为真正的天才，道他“比自己强得多”，以至于罗特不时给他写信以“你可不能坐视天才落难”为由要求资助，罗特的声誉在中国却远不如茨威格，更是不如在德语世界里与他齐名的卡夫卡与穆齐尔。早在198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他的重要作品之一《约伯记》，当时书名是《一个犹太人的命运》，问世后几无反响。如今，随着漓江出版社出版十二卷罗特小说集，我们终于能一睹“犹如生活在20世纪的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罗特，如何构建“哈布斯堡神话”，又如何“将经典现实主义文学的技艺和20世纪的思想巧妙融合，呈现出现代德语文学中一道风景。”

重构“哈布斯堡神话”

据说，罗特喜欢讲这么一个故事：某犹太人坐火车，查票员来了，看了看他的车票，再是看到他穿着长袍，立刻怀疑他是否藏了个想逃票的小孩，在逼问下，犹太人掀起袍襟，掏出一幅装裱考究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肖像画来。用书评人章乐天的说法，这个故事传达出罗特复杂而奇妙的心态：当他一心以奥匈帝国遗民自命的时候，他对帝国的感情里，又杂糅了身为一个犹太人的庆幸之意。

这不足为怪，当时生活在奥匈帝国境内的犹太人，是18世纪晚期奥地利参与瓜分波兰时接收过来的“战利品”，他们本来属于波兰，在此后一个世纪里，进入到奥地利的诸多城市中，尤其是首都维也纳，茨威格就是维也纳犹太人。而弗朗茨·约瑟夫从1848年上位，一直掌权到1916年，在他执政的这68年里，犹太人得以靠着他的庇护，在奥地利境内安定地生活。罗特虽然没有出生在维也纳，却也是在维也纳上的大学，沐浴过帝国日薄西山时刻的光辉。但帝国解体后，罗特，以及众多和他一样无可归依的犹太人，充满了对逝去家园的憧憬。所以，罗特笔下的哈布斯堡王朝，也就成为了一个神话般的所在。

哈布斯堡王朝的嫡系传人，奥匈帝国缔造者弗朗茨·约瑟夫一世

当然，罗特虽然对王朝有所美化，却并没有无视现实。1932年，他出版了《拉德茨基进行曲》，书名源自奥匈帝国最辉煌最美好的时代里，老施特劳斯写下的那首波澜壮阔的军队进行曲。在罗特的前半辈子，这首曲子仍然彷如国歌，维也纳英雄广场也每天都会播放，但这个国家已经江河日下。小说结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特罗塔家族的孙子在取水的时候被人一枪打死了，毫无壮烈可言。回首往昔，这个家族的爷爷因为救了帝国的皇帝当了贵族，然后父亲守成，孙子败家。特罗塔家族的故事开始于皇帝的一次逃生，结束于皇位继承人的死亡。

小说里的特罗塔家族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在小说之外，那些本就没有站在舞台上的犹太人，开始遭罪了。身在柏林，罗特嗅出了气氛不对。果不其然，在混乱的政局中，得势崛起的是法西斯。1933年1月30日，在希特勒被任命为魏玛共和国总理的第二天，罗特便乘早班火车离开了柏林。同此后其他许多左翼和犹太出身的作家一样，罗特开始了寓居他国的流亡生涯。他也像是早就在小说里预知了自己的命运。早在1927年，他出版了《无尽的逃亡》。书中的主角，一个名叫弗兰茨·佟达的犹太裔奥地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作为一名士兵，来到了苏联境内的远东地区征战，被俘，忽然消息传来，他的母国——奥匈帝国瓦解了。之后，他凭着过人的语言天分和一种混世的天赋，一路往西潜回了维也纳，但他再也不能安于住在维也纳，他的脚步，已经停不下来。

《拉德茨基进行曲》及“续曲”《先王冢》封面，漓江出版社

正是在“无尽的逃亡”中，罗特于1938年出版了被认为是《拉德茨基进行曲》续曲，并同为他构筑的“哈布斯堡王朝神话”代表作的《先王冢》。诚如译者聂华所说，潜藏在这部小说里的暗线，即是主人公特罗塔从1913年至1938年所经历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奥匈帝国分崩离析，1918年成立的奥地利共和国风雨飘摇，1938年奥地利被德国吞并。在维也纳被纳粹德国占领的那个夜晚，孤独的特罗塔离开空无一人的咖啡馆，不知不觉再次来到埋葬着老皇帝及其他哈布斯堡皇室成员的卡布济教堂，然而教堂地下的皇家陵寝已经关门了，教堂的修道士驱赶他离开，国破家亡，他无处可去，只能如此喃喃自问：“现在，我应该去哪儿，我，一个特罗塔？……”就像聂华说的那样，这句话表达了特罗塔无处安放的精神，同时折射出罗特何以为家的绝望，以及恢复奥匈帝国昔日光辉的政治企望。

罗特也确曾有过这一企望。在罗特文集主编刘炜的描述中，罗特曾试图把神话变成现实。早在1933年，他就在给茨威格的信中透露，自己试图通过当时奥地利共和国的总理多尔富斯恢复帝国，无奈对方对此并不感兴趣。后来，他曾潜回维也纳，联系同仁，希望重建帝国，恢复哈布斯堡王朝，以此来与纳粹抗衡。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随着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而灰飞烟灭。甚至在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一年后的1939年初，罗特还试图从奥地利流亡者中招募士兵组建军队，通过恢复哈布斯堡王朝来改变历史的进程，他当然失败了。

但在出版于1936年的，以1815年百日王朝为背景的历史小说《百日》里，他却隐晦曲折地表达了这个愿望。小说从拿破仑大帝与浣衣宫女两种视角出发，讲述了百日王朝由复辟至灭亡的传奇历程。罗特曾对这本书的法语译者布朗什·吉东说：“我想‘改造’拿破仑。我想把他从一个神变回一个普通人，而且是一个不幸福的普通人。战败的拿破仑是一个自我贬低同时又在自我升华的灵魂。”正因如此，在罗特笔下，拿破仑会懦弱，会哭泣，会伏在母亲的怀中寻求安慰，到了后期，甚至经历了一条从“凶徒”到“圣徒”的心路历程。滑铁卢战败后的拿破仑说：“那些我过去一直相信的东西，我现在再也不信了：暴力、权力和成功。”用译者吴慎的话说，罗特是想借拿破仑之口表达：遵循传统的道德标准和价值体系，才能将自己的人性本善发扬光大，唯有宗教的力量才能融化暴力和疯狂。

《约伯记》外文版封面

毫无疑问，罗特以小说形式重构的这个异域空间，依然是指向他心心念念的“哈布斯堡神话”。就像“改造”真实的拿破仑形象一样，他也“改造”了现实中的奥匈帝国。虽然帝国的中心在维也纳，或者布达佩斯这样的大都市，但罗特笔下的“哈布斯堡神话”却从来都是以帝国荒蛮落后的东部边疆区为背景，他出版于1930年、1934年的小说《约伯记》和《塔拉巴斯》都写到了纽约，在这座大都市的水泥丛林间，人们经历的却是冷漠和异化，反之，就像刘炜说的那样，在罗特笔下，那些看似荒蛮落后的地方，却彰显出传统价值的坚韧。在1935年出版的《皇帝的胸像》中，罗特借莫施丁伯爵回忆录中的话表明，对信仰有“真正的虔诚”，掌握住以宗教形式得以确立的善恶标准，人就不至于在“世界历史的变幻无常”中不至于迷失方向，更不至于失去人之为人的根本——人性。

他从不写诗，但每一本作品都极富诗意

事实上，作为天才的作家，为一种激情和幻象驱使，罗特不只是在小说里混淆神话与现实，体现在生活中，有时也是如此。他对于自己的身世，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人也有着不同的讲述。有时他说自己是波兰贵族与犹太人的私生子，有时又称自己一战时曾当过俄国人的俘虏。以至于时至今日，在有关罗特的生平介绍中，依然可以读到类似的“神话”。

实际的情况是，罗特1894年9月2日出生于奥匈帝国东部边境的加利西亚小镇，他的父亲是个木材商人，因做砸了一笔买卖而精神失常，所以罗特未曾见过生父，从小在亲戚的帮助下和母亲一同生活。1913年，他前往当时帝国东部城市伦贝格上大学，随后又转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德语语言文学。一战爆发两年后的1916年，罗特参军，在离前线不远的军报编辑部工作。期间，他创作了第一部短篇《优等生》。前线的经历后来被他不断演绎，他笔下那些被俘后逃出战俘营及在归乡之路上的种种历险如此栩栩如生，以至于不少朋友信以为真，他自己也陶醉其中，将这些他“改造”的故事当作自己的“信史”了。

摄于不同时期的罗特照片

奥匈帝国解体后，罗特回到维也纳，靠给不同报社撰稿为生，他的写作才情得以发挥，出版了几部明显具有社会批判色彩的作品，如1923年出版的《蛛网》、1924年的《萨沃伊饭店》《造反》等。在这些小说里，战后归乡者的落魄、无助和绝望跃然纸上，初入文坛的罗特由此很快为时人所认可，被看做是一位世界观明显左倾的青年作家，罗特也欣然接受，甚至在一些报刊文章上署名“红色约瑟夫”。1924年，罗特受《法兰克福报》委托进行波兰之旅，一年后，他被任命为驻巴黎记者。记者生涯显然对罗特的写作风格产生了影响。他不像很多同时代作家那样，执着于先锋晦涩的表达手法，相反他的文风格外清晰，诚如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慨叹，罗特从不写诗，但他的每一本书都极富于诗意。“这不是某些散文作家用来装点门面的那种浅薄的诗趣，不是的，罗特的诗意表现在对日常生活所做的细腻、详尽、完全现实主义的描绘之中。”

1926年，罗特受报社委托考察苏联，此后出版了一系列以苏俄革命为背景的小说，如1929年出版的《右与左》等。这趟苏俄之旅，也让他告别了左翼的社会批判，转而对“群氓”进行思考，并反思哈布斯堡王朝没落的缘由及后果。体现在出版于1930年的《约伯记》中，主人公门德尔在美国经历了一系列亲人亡故的巨大伤痛后，不顾一切地想要攒钱返回卒基诺夫。而透过门德尔的思念，我们仿佛也可以感受到罗特自己对于奥匈帝国的深情。而《约伯记》作为《圣经·旧约》中的名篇，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约伯是一名笃信上帝的好人，但上帝答应撒旦考验约伯的信仰，使约伯接连遭受种种灾祸。约伯最终经受住考验。在小说结尾，心灰意冷的门德尔终于等到了“奇迹”——小儿子梅努西姆从残疾人变成了一位优雅迷人的音乐家。当梅努西姆如光束般突然降临在门德尔面前时，门德尔才又重新确信上帝的恩典，恢复了往日的虔敬。

在柏林上演根据《约伯记》改编的戏剧

罗特没有这样幸运，用他自己的话说，年满18岁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在一个地方长久居住过，他用三个行李箱装上衣物、文具、稿纸等随身物品，到处搬家。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更是开始了“无尽的逃亡”。1937年，他出版了《假秤》。主人公安塞姆·埃本旭茨是个尽心尽职的检量官，他坚持按原则办事，不让秤缺斤少两，却遭到那个叫茨洛托格罗特的地方的人的排斥，最后将他暗杀。这似乎预示着罗特内心有着对于秩序和理想的坚持，但他也知道自己将不被容于这个时代。罗特人生中最后的五年是在巴黎度过的。时局动荡，加以早在1928年，他的妻子就不幸患上了精神疾病。他为排解苦闷慢慢开始喝酒，最后竟变成不停歇地酗酒，他落脚于一家又一家旅店，直到1939年5月23日在巴黎图尔农咖啡馆门前倒地不起，四天后死于专门收容穷人的内克尔医院，年仅45岁。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历史资料、出版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