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上肇去世70周年：传播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有启蒙之功

百年前的1916年，岁在丙辰，在日本是大正五年。大正（1912-1926年）夹在漫长的明治（45年）和昭和（64年）之间，只有短短的十五年，有点类似中国清代康乾之间的雍正时代。短虽短矣，大正时代却是日本现代史上一个不容小觑的年代。

1916年9月，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发表了名为《贫乏物语》的文章，引起经久不息的反响。这篇刊载在《大阪朝日新闻》上的作品，题目虽冠以“物语”，却不是小说、传奇之类的文学读物，而是用经济学理论讲述在物质文明高度繁荣的欧洲发达国家为何绝大多数人陷于贫困，以及如何根除贫困的社科类文章。后来文章结集出版，洛阳纸贵，一连再版30次，创下了日本出版史上的奇迹。

2016年是河上肇辞世70周年，又是《贫乏物语》问世百年，日本几大传媒和学术界，如岩波书店、朝日新闻社、京都大学等都用各种方式来纪念这个伟大的东方马克思主义传道者。

何以洛阳纸贵：“成金”风潮下的“穷忙”

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用时下流行话语来说，或许可视之为一本关于“土豪”时代为何普遍存在“穷忙族”的诊断书。书中写的都是发生在欧洲发达国家“贫富格差”的残酷现实，基本不涉及日本的现实社会。但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历史总会有重复之处，这本书像一面镜子，照出彼时处于高歌猛进的日本社会背后某种深刻的现实，触动了时代和社会的痛点，引起了强烈共鸣。

对百年前的大正时代，如今的日本不乏种种光鲜的赞美讴歌，如“大正浪漫”，“大正民主化”、“大正景气”等等，不一而足。横看成岭侧成峰，种种美誉显示了那个短暂时代的某个侧面，但似乎忘了还存在过“大正成金”呢。

所谓“成金”，原是日本将棋术语，在将棋中，低级的“驹”突变，与高级的“金将”同尊，叫“成金”。后来转而引申为在剧烈的社会变革而导致的阶层流动中，低下贫乏者骤然致富或升级的一种隐喻，也就是今天的“暴发富”、“土豪”。1916年前后，那是日本“土豪”满天飞的浮华时代。

二十世纪之交的十年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通过中日甲午海战与日俄战争获得巨额赔款和中国东北的大量权益，一跃成为与欧美列强相比肩的亚洲强国。1914年以欧洲为主战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拜战争所赐，日本遇到了空前的战争特需景气。大发战争财的“大正景气”从1915年下半年开始，持续五年直到1920年，日本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由对外贸易的进口国向出口国的转型，而且更从战前的债务国转而成为债权国，这段高成长是二战前日本经济迅速成长的一个重要节点。

海外出口贸易空前发展的背景下，日本国内各种行业，尤其是制造业获得空前繁荣，与军需相关的行业，利润如水银柱直线上升，各种“成金”神话，不断被成批量制造出来，如“煤矿成金”、“船运成金”、“土地成金”、“石油成金”、“股票成金”……这些各种行业的土豪，对骤然而来的财富显然还没有成熟的心态，因此大肆挥霍，建豪宅、买汽车、泡艺妓等烧钱行为成了时尚。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山本唯三郎。此人豆腐店伙计出身，靠船运暴富，他在酒足饭饱离场之际，将百元巨额纸钞点燃照亮玄关让艺妓帮自己找鞋，这一荒唐之举被漫画家和田邦坊作为漫画内容以《土豪繁荣时代》为题发表，一时成为热门话题。

然而，在这个“土豪”群出的时代，劳动者的工资和待遇并没有获得相应提升。据前不久刚辞世的东京大学经济统计学教授中村隆英的研究，1916年前后，日本的工人、上班族和基层公务员的生活面临严峻的境况，以彼时薪金最高的造船厂工人收入状况而言，1913年到1917年四年间，作为特需行业，个别职工收入创下了160%的增幅，但整体平均收入却急降了47%，加上物价上升因素，工薪族的生活水深火热。

下层社会生活困顿，大量家庭破产，大都市接连不断出现“流浪篷”；小学交不起午餐费的儿童也越来越多，不少小学生课余兼当童工补贴便当钱；基层公务员，因不堪待遇低下，盛行转业到民间企业；由于对未来茫然不安，工薪阶层把生育孩子视为畏途，当时刚出现的避孕工具成为抢手货，无力购买的女性甚至施行当时法律禁止的人工绝育。

长期高度经济成长导致租赁费用和各种物价指数上升，由于政府没有相应的所得分配平等化机制，任其发酵，激化了社会矛盾。1918年，与俄罗斯隔着日本海相望的富山县小渔村爆发了“米骚动”——被高昂的米价逼得走投无路的老百姓抢夺政府控制的米市并迅速波及全国的风潮，可以说是时代危机的写照。

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反映了时代心声，也奠定他在东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

河上肇：马克思的东方传道者

河上肇（1879-1946），出生于今天日本山口县岩国市，山口县原为江户时代的长州藩，在风云变幻的幕府末期，长州涌现出诸如吉田松阴、木户孝允、伊藤博文那样的时代先驱豪杰，河上肇自幼深受陶冶，立志要成为吉田松荫那样的时代先锋。

1902年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政治专业，但志在经济学与人生的关联研究，并立下以经济学为人类谋幸福的志愿。他一边在大学兼职，同时担任《读卖新闻》财经记者，连载《社会主义评论》，因其见解新颖、文笔老辣，报纸订数骤然猛增。1908年河上肇应邀到东京帝国大学任教。为了获得欧洲哲学经济学真髓，1913年他到欧洲留学，于1915年回国。

河上肇是“一步一步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1916年发表的《贫乏物语》，虽引发强烈反响，但书中某些结论遭到权威理论家的批判，由此激发他孜孜钻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精髓。从1919年起，河上肇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创办杂志《社会问题研究》，作为研究马克思哲学的阵地。研读《资本论》之余，悟到马克思唯物辩证法才是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髓的钥匙，转而精研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对辩证唯物论、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三大学说体系的理解融会贯通，成为当世日本首屈一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由此确立自己坚如磐石的信仰。他在《自叙传》说：“我是经过长期思考研究才得以达到这一境地，反倒使我感到纵然赴汤蹈火，也难以改变对这一学说的信念。”在他看来，历经千磨百折才求得的“道”，就是真理，值得以身相殉。

1932年54岁的河上肇“火线入党”，加入处于地下状态的日共，并将稿费版税积蓄一万多日元捐出作为党费上交组织。“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联系彼时日共在军国主义极权下哀鸿遍野的惨景，更能凸显河上肇作为一个求道者的高贵品格。

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继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后，1922年7月，日共（通称“第一次日本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日本支部，亦宣告诞生。由于缺乏强有力组织领导，日共成立翌年则被特高课绞杀。1926年日共再次成立（通称“第二次日本共产党”）。为了将方兴未艾的共产党组织消灭在萌芽中，日本政府出台了《治安维持法》和《治安警察法》，对社会主义运动残酷镇压。1928年对日共进行大搜捕，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遭到特高课严刑拷打惨死狱中，在被捕的1600多名日共人员中，有400名受到公审，除了个别铁骨铮铮的党员之外，几乎所有被捕人员全部转向，日共基本从组织上被消灭。白色恐怖也蔓延到教研机构，大学的社会研究会纷纷被迫解散；文部省下令在大学中驱逐“左翼教授”，河上肇毅然辞去东大教授一职，他在校刊上写道：“我坚定地在心中宣誓，首先应以真理为念……决不能因顾虑而丝毫改变自己的学说。”并且以毅然加入日共的行动，表明自己求道信念。

入党次年，河上肇被捕入狱，被判5年徒刑。鉴于河上在日本思想知识界的非凡影响力，当局屡屡软硬兼施劝降，以减刑或假释为条件，让他发表“转向”声明，并动用已然“转向”的原日共领袖佐野学等人来劝服，河上肇保持了可贵的晚节。1937年刑满出狱。此前他发文表示：刑满获释后将脱离社会而隐居。因为年老不想再犯法返回监狱。但又明确说道：“这既不是由于认为马克思主义为谬误，也不是由于视共产主义运动为错误”。由于条件的制约，出狱后河上停止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转而把学问兴趣转向陶渊明、陆游等中国古典诗人的求索，并开始兴味盎然学作汉诗：“如今觅得金丹术，六十衰翁初学诗”。

但他并没有忘情于一生孜孜以求的马克思学说在当世的实践，其中值得一书的是他对彼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解放事业的关注与期待。

出狱后不久，他想方设法找来各种读物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信息。据说他从《改造》杂志读到毛泽东《论持久战》日译本，给予极高评价：“毫无疑问在日本没有一篇论文对战争前景做出像《论持久战》那样清晰透彻的预见”。1938年10月，秋雨霏霏之日，他读到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心驰神往，赋诗：“如今把得奇书坐，尽日魂飞万里天”。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盟军占领下，日共由地下转为公开。但长期的监禁生活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1946年1月30日，河上肇结束了他奋斗的一生。此前他已经预感大限将至，写下辞世诗：多少波澜，六十八年。聊纵所信，逆浪棹船。浮沉得失，任众目怜。俯不耻地，仰不愧天。病卧已及久，气力衰如烟。此夕风特静，愿高枕永眠。

河上肇病逝后长眠在宁静安详的京都古刹法然院。离此不远有一条著名的哲学小道，那是百年前河上肇与日本哲学重镇西田几多郎、三木清等人散步思索踏出来的步行道。河上肇的墓地，每年日本共产党重大活动之际，都有不少党员前来拜祭，倒不冷清。

河上肇在中国：他对毛泽东有启蒙之功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理论武器“送来”中国，固然有俄国十月革命实践上的触动，但最大的渠道则是一衣带水的日本。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于十月革命之前，发端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潜移默化影响着率先觉悟的中国知识精英。

1919年1月，河上肇创办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月刊），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据研究，标志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是其在1919年10月发表于《新青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长文就是以河上肇在《社会问题研究》一至三期上连载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为蓝本写作的。

李大钊之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火者中深受河上肇影响的不乏其人，如李汉俊、李达、王亚南、郭沫若、陈望道、艾思奇等。他们在学问、思想或人生取向上都有河上的投影。

周恩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第一课，就是读了河上肇的《贫乏物语》。1917年，风华正茂的周恩来“邃密群科济世穷”到日本留学，寻找救世济民的学问。初到之际，正是河上肇《贫乏物语》风靡列岛之时。周恩来读后无异接受醍醐灌顶的大脑风暴，萌发师从河上肇的愿望，入学志愿填了京都帝国大学的经济系课程，终因日语考试没过关而抱恨。后来又去京都想拜见河上先生也未能如愿。至今京都岚山伫立着的周恩来诗碑《雨中岚山》中有“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见娇妍”之句，抒发的就是阅读河上肇书籍以后豁然开朗的情怀。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没有去日本留学，但河上肇的书对其早期思想观念的影响显而易见，如今到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参观，在陈列着的毛泽东早年阅读的书籍中，赫然就有河上肇写的《经济学大纲》和他翻译的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吃水不忘挖井人”，对其启蒙之功，毛泽东念念不忘。当今日本著名文艺理论家野间宏1960年曾率日本文学代表团访华，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曾这样对他说过：

“河上肇写的书，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河上肇在《政治经济学》那本书中写有怎样从旧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新的政治经济学，河上先生说新的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此每年都再版发行。”

然而，遗憾的是，东方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传道者却没有看到他所追求的理想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

参考文献：

1、三田剛史 著《甦る河上肇》 東京 藤原書店，2003年1月

2、野上毅 編《朝日百科日本の歴史11 近代II》東京 朝日新聞社、1989年4月

3、紀田順一郎著《カネが邪魔でしょうがない 明治大正・成金列伝》 2005年新潮社

4、韩凤琴：《竹内实所记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载《党的文献》（双月刊）199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