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笔记：我们为什么要假装“幸福”？

一

我觉得必须为这次聚会写点什么。

这是一次今年春节前夕的聚会，我回到我的第二故乡浙江最北端的湖州市，参加小学毕业38周年的同学会。当晚，我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为了纪念属于我们的“恐龙时代”。

我曾经对是否要参加这次同学会颇有些踌躇，因为在极度浮躁的当下，同学会基本上沦陷为“斗富会”，以写字为生的我大抵只有被边缘化的结局，更不用说企图吸引暗恋过的女生多看你一眼。

38年各奔东西，许多同学彼此再未相遇，38年后，天上人间：大多数人过得平凡而真实，有人被市场经济的浪潮拍倒在沙滩上日子拮据，也有人早已跻身于先富起来的群体。我知道，他们中有坐拥销售额居全国前三的丝绸公司的老板，记忆最深的是一位当年住在城郊名字叫土生的同学，他家是菜农，因为去他们家就能吃到新鲜的黄瓜和番茄，我和土生成了最好的朋友之一。记得1976年湖州隔壁江苏溧阳大地震，我们全家仓惶借居土生家的菜地，搭起了避难的简易棚，我因此一直惦记着欠了土生一份感谢。土生告诉我，他现在经营一家颇具规模的陶瓷企业，光是司机就有四位。真心为土生高兴，也为这个改变了土生命运的伟大的时代高兴。

然而，意料之外一，同学会上几乎没有人谈论财富，有的只是弥漫席间浓得化不开的纯真情义，甚至有人开始遥想再过38年我们如何再相聚。

意料之外二，我成了当晚最受瞩目颇为亮眼的角色：第一个被请上台“感言几句”，一鸡冻，平时能言善辩的我竟有点语无伦次；当我正急于打听明白当年究竟是哪位女生曾经和我同桌时，一批批记得住以及记不住名字的同学们热情地轮番涌来，我成了“被合影”最频繁的专业户；微醺之下，步履摇晃的我提前离席，与大家告别返程杭州，三位同学坚持要送我下楼，“最有钱”的土生冒着冰冷的雨雪，一直把我送至车旁。

我知道，“两个意料之外”的原因，应该是同学们觉得以写字为生的你“有文化”，而“有文化”就是“有出息”。这让我想起前些日子爆红于网络的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陈正宏教授十多年前书赠即将毕业弟子的那副对联：“家总要成，钱总要挣，奔走红尘，莫忘曾经是书生”。原来，红尘滚滚的今天，至少在湖州，“书生意气”并不仅仅只是传说，并未彻底凋零为追不回的记忆。

二

我出生在第一故乡浙江中部的永康，它的知名度远不如相邻的义乌，1978年前当地人以补锅钉秤镶牙谋生。由于父亲是野战部队的军人，我的童年记忆就是不断地随军搬家：安徽、浙江、江苏、河南。1973年，终落户湖州，直至9年后第一次离家，独自去省城杭州念大学。

那一年我小学三年级，学校的名称有点奇怪：抗大小学。百度上说，抗大小学是1968年至1977年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遍布全国。一般是街道发扬抗大精神办学，条件虽然简陋，但校训和毛泽东为抗日战争时期创办于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所题写的一样：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抗大小学缓解了正规小学的招生教学压力。38年后我才搞明白，自己当年念的是“非正规小学”，一如今天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这让我颇为沮丧。

我的家到抗大小学是一条500米长窄窄的青石板路，全班八成同学的家也都像一粒粒豌豆般散落在这条青石板路的两旁。今年春节初一，我穿越岁月重返现场，住过好多年的三层老房子没了，变成了一家蛮土豪气的宾馆；青石板路不见了，当年的小学原址现在是“益民路菜场”；只有3路公交车的站牌上，曾经的地名依旧：“大线场”。

太湖旁边有三座城，苏州、无锡、湖州，唯有南太湖的湖州因湖而名。“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的诗句，记录了元代大诗人戴表元对这座城的无限的爱。

“人生只合住湖州”说的绝不仅仅只是“江南清丽”，更在于其财富。

湖州的富裕，缘起太湖。太湖是佛祖遗落在人间的一颗明珠，2445平方公里的一镜湖水就是天然的大水库，地势较高的西部有108个进水水道，东部则有108条泄洪河网，旱涝无虞，5000年稻米飘香。真正给湖州带来源源财富的，却是太湖水滋养的一百余万亩蚕桑，以及华贵的丝绸。

1950年代，在湖州城南7公里的潞村古村落，考古发掘了距今4700年前的钱山漾文化遗址。其间出土的中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残绢和丝麻织品，明证湖州是“世界丝绸之源”。

丝业，成就了湖州从农耕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转型的“东方启动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胚胎也由此萌动。最为典型的当属湖州近郊的江南雄镇南浔，清光绪年间已有“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之说，意指财产达千万两白银以上者称之曰“象”；五百万两以上不过千万者，称之曰“牛”；一百万两白银以上不达五百万者则譬之曰“狗”。南浔巨贾，皆为丝商。须知，同时期大清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亦不过数千万两白银。

直至民国，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被蒋介石尊称为“革命导师”的张静江，即出生于南浔“四象”之一的张氏家族。湖州一城工业半为绸厂，坯绸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一。

城里人发达了，乡下也跟着富得流油。明清时，种植一亩桑园养蚕，收益可抵稻米十亩。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代，香港市场每担蚕茧的市价高达近千元，远超官办供销社定价，进而引发蚕农与政府的大规模冲突。我媒体生涯的第一篇深度调查，正是记录湖州“蚕茧大战”的《骚动的“蚕国”》。缘于此，有资料显示，当年浙江省第一个年收入过亿的乡镇，恰恰花落湖州南郊的道场乡。

明清以降500年、数十代人的财富土壤滋养，无疑从内到外改变了湖州人：

——湖州人变得爱读书了。中国三大私家藏书楼之一的“嘉业堂”便坐落于南浔古镇小莲庄之侧。嘉业堂由经营蚕丝巨富的南浔“四象之首”刘镛之孙刘承干建于1920年代，鼎盛时藏书60万卷，含《永乐大典》珍贵孤本四十二册，《四库全书》原稿一百五十册。

——湖州人变得自信而淡定了。离开第二故乡30多年，湖州话早已生疏，但我记忆深处仍刀刻一般地留存着两个湖州方言的标志性词句：一曰“白坦”，即“慢慢来，不急的”；二曰“安耽”，意思是“安闲自在”。

——湖州人不爱走四方了。湖州城南道场山有名刹万寿寺，山顶有古塔。湖州人除了读书，不愿远行，万般无奈小别家乡，只要望不见道场山顶的多宝塔，便会泪洒衣襟。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湖州在中央。这就是由“富”而“贵”的我的第二故乡。

职业的缘故，离开家乡后我曾经数次前往湖州乡间采访。江南5月，正是采桑时节。细雨、薄雾，一世界的桑叶鲜嫩欲滴。农家女身着红袄、摇橹闪腰，载一船的桑叶，从你眼前缓缓滑过。

雨后桑叶，是我第二故乡最鲜明的底色。再后来，就有了我的女儿胡雨桑。

三

500年风光之后，湖州开始遭遇落寞。

湖州的第一次“憋屈”始于1983年撤地设市。建国后，先后设浙江第一专区、嘉兴专区和嘉兴地区，治所一直立于湖州。1983年10月，撤嘉兴地区，分拆为湖州、嘉兴两个省辖市。湖州市辖吴兴、南浔两个市辖区及长兴、德清、安吉三县；而嘉兴市设城区和郊区，下辖嘉善、平湖、桐乡、海宁、海盐五县。五县对三县，湖州变“小”了，惟我独尊的“南太湖”老大的腔调没了。

湖州的第二次“憋屈”发生在1990年代，并由此丢掉了精、气、神。

麻烦恰恰来自湖州的骄傲丝绸业。至1996年，占全市财政收入40%的丝绸行业共计亏损1.1亿元。次年始，百年老厂永昌、天昌、达昌、湖丰等悉数或破产拍卖或减员改制，大批在缫丝、挡车岗位上干了几十年的中国最优秀的丝绸工人被几万元安置费买断工龄被迫下岗。一时间风雨飘摇，全城惶然。

永昌丝织厂就坐落在我上小学必经的500米青石板路旁。父亲从军队转业后全家落户在了当时比第一故乡永康富庶得多的湖州，母亲成了永昌丝织厂的一名女工。永昌印刻了我小学时代的一半记忆：放学后就溜进车间闲逛，因缫丝飘散开的特有的扑鼻气味至今挥之不去；缫丝产生的蒸汽可以开设澡堂，免费，因此常去；厂里还有一间门脸很小的工人图书馆，藏书不过千册，在这里，我满足了人生第一次最饥渴最丰美的阅读快感。

在一位少年的眼里，永昌是那么的大，大到永远不会倒。

但它还是倒掉了。那一年，母亲已经退休，侥幸没有成为“下岗工人”。

那时候，我在新华社当记者，回到家乡，也算个人物。湖州市的主要领导殷切地对我说：“你难得回来，应该多多宣传家乡的大好形势。”

我告诉领导：“除了我母亲的厂子倒了，我家里还有姐姐、姐夫、哥哥、嫂子四位下岗工人。我笑难出声，如何歌唱？”

湖州依旧清丽，却已成“浙江的东北”，成为我心里的痛。

四

我依然关心来自第二故乡的消息。

2015年底，我读到一则与故乡有关的新闻，说是有媒体经调查统计公布了“中国最难赚钱城市排行榜”，湖州以年人均薪酬6.79万元居最难赚钱的倒数第五座城市。

这类新闻往往颇有标题党的嫌疑，不足为信，但湖州入榜至少我不觉得太大的意外。

今年春节前，我又读到了另一则与故乡有关的新闻。这一次，真正属于“太大的意外”：浙江省舆情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年浙江社会舆情年度报告”显示，浙江11个设区市中，以家庭收入、社会治安、生活环境、精神生活、医疗、教育、养老7个权重指标比较排行，对生活现状最为满意，即“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是湖州，71.42%的被调查样本人群为生活点赞。更为意外的是，温州以低于湖州12.57个百分点的满意度在全省垫底，而且2014年度的同一调查，温州同样垫底。也就是说，“最盛产老板的地方”、“最有钱”的温州人自我认定“最不幸福”。

“最有钱”却又“最不幸福”的温州恰是我30年媒体生涯的第一观察样本。30年间，我曾经33次南下温州采访，以至于温州最大的老板、浙江省工商联主席、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亦表示，作为老朋友，我应该是“温州模式最认真的观察者、最深刻的研究者、最热心的呵护者”。

我对温州的浓厚兴趣，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终极使命——如何让千百万民众摆脱贫困有关。

和许多国人的强烈印象相反，浙江最南端的温州从改革起点出发之时实在穷得可怜：根据《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浙江3个国家级贫困县，除景宁地处丽水地区，文成、泰顺两县均属温州。文成民政局1980年代初曾做了个调查，称全县当时有104户人家卖儿、卖女、典妻，缺半年以上口粮的人口占全县的35%。县里的一位年轻干部不相信，下乡核实。在一个村子，他发现有一位农民因自己顽疾缠身，为糊口活命，将老婆典给邻居1年，换得区区番薯丝200斤；还有一对老光棍兄弟俩，由于没钱讨媳妇，竟然暗地里合睡一张床、合用一个老婆。时间久了，全村人都知道，都默认。

太多的故事无须赘述。30多年后，温州人富甲中国，写下了这个国家改革长征最亮丽的篇章。其背后，是“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的不屈的“四千精神”。

我始终认为，温州人是当代中国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可爱的人”。温州能够在一代人的时间走出贫穷，足以证明中国一定可以富。我的采访本上，留下了无数温州故事，我与这片躁动不安的土地上的许多创业者成为真正的朋友。苍南县“第一农民城”龙港的小老板阿秋，女儿被送到400公里外的杭州念书，我成了临时监护人的第一人选，专门负责出席必须由家长参加的学校“家长会”。

然而很多时候，尤其是在财富层面之外，我清晰地感觉到，温州人其实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

这种“陌生”，缘于文化积淀的差异。温州老板创业的起点很低，80%出身于农民，80%仅初中以下教育水平，温州早期泛滥一时的假冒伪劣以及近年饱受诟病的炒作成风，皆与此密切关联。作为领跑者，改革开放30多年温州最大的缺憾，是至今仍没有实现“有钱人”与“有文化的人”的有机统一。面向未来，温州社会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人的升级”。温州籍国学大师南怀瑾曾对家乡人发出“赶快劝温州人建立文化”的告诫，“不要总是说温州是商业开发的开路先锋，这个标榜已经过去了。今后的时代不是开发的问题，也不是经济的问题，是如何建立新的文化的问题，这是个根本大问题。”

文化的积淀与自我改造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时间。和湖州不同，温州的富裕只是近30年才有的事。仅仅一代人，瞬间暴富。我始终认为，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只要足够拼，10年时光就可能脱贫致富。但要实现驾驭财富乃至超越财富，至少需要100年。

当财富瞬间从天而降，你最大的恐惧一定是担心财富不知何时又会瞬间消失。你没有时间学习什么是自信与淡定，你来不及追寻内心世界的平静。

因此，温州人注定将莫名地焦虑。而焦虑就不会幸福。

五

浙江舆情研究中心发布的这份年度报告还告诉我们，焦虑的并不仅仅只是温州人。在面向全省11个设区市样本人群的调查选项中，问“人际交往是否有压力”？年收入20万以上人群选择“没有”的比例低于所有收入人群平均值2.9%，说明高收入人群存在更强的交往选择症；问“在和别人发生点小摩擦时会不会发火”？20万以上收入人群选择“不会”的低于所有收入人群均值5.1%，说明其日常心理焦虑高于任何其他收入群体。

该报告的结论是：在浙江，“富裕焦虑”已成为新常态。

焦虑发乎于心，只有你自己知晓。焦虑就一定不幸福，但“有钱人”怎么能不幸福？于是，我们开始努力地假装“幸福”。而要让这种假装的“幸福”成真，拉菲、豪宅、阿玛尼乃至小三就是标配，尤其是，我们必须千方百计让他人知道自己真的很有钱，并千方百计获得他人的掌声。

我的一位企业家朋友是人所皆知的富豪，住在杭州近郊的顶级别墅区。由于财富等量级的差距，我对他敬而远之，为数不多的联系就是常常被他请到富丽堂皇的别墅去吃大餐。我一直纳闷他为何好客成癖，也不见他求我办什么事。某次，又是被请吃。酒足饭饱后，我和他握手话别。

我说：“你有花不完的钱，真是活神仙啊，这样的幸福日子换了别人一辈子都指望不上。”

他紧紧拉住我的手不放，眼角隐现泪光：“其实……，你就说这大别墅吧，你们来的时候，它是绿树掩映的豪宅；我一个人的时候，它就只是四堵墙。”

有钱要假装“幸福”，没有钱，也要假装“幸福”。晒不了钱，那就在微信朋友圈晒点吃喝，或者刷几篇旅游日记，你得向全世界宣布，至少你距离有钱也不远。

我们都在继续假装“幸福”。“幸福”的背后，有别人眼里的成功，如果此生不能成功，不如死了算了；“幸福”的背后，更有我们自己内心熊熊燃烧的贪婪。

《中国好声音》的导师汪峰，让“梦想”再度成为热词。事实上，今天，对绝大多数国人而言，所谓“梦想”早已与家国情怀、精神力量了无关联，而仅仅剩下欲望与贪婪。

当欲望与贪婪只是味精，生活会平添活力和色彩；当欲望与贪婪成为你的整个世界，它就是让人变妖的毒药。

本真的“幸福”无法假装。就譬如一个女子的漂亮不等于美丽，假装的“幸福”会给你虚幻的快乐，但这种靠不住的快乐同样不等于“幸福”。

也许，在看得见的未来，湖州都难以再现能与他们曾经的荣耀相提并论的财富爆发，但湖州人依然可以收获真的幸福。在浩浩历史长河中，他们拥有财富却超越财富，他们因财富进而积淀了内心深处丝绸般的华贵。即便风雨沉浮，亦荣辱不惊。

我爱你，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你从来没有被欲望与贪婪彻底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