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海远：2016年近5000万“打工爷爷”还有地方打工吗

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渐下滑、产业结构快速调整，从而对农民工群体的劳动需求显著缩小，而农民工群体内部的高龄、低技能农民工更是首当其冲。在当前，我国农民工规模呈现总量继续增加，增速持续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农民工总量由2010年的2.4亿增长达到2014年的2.7亿，年均增速则由2010年的5.5%降低到2014年的1.9%。其中，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逐渐衰减，年轻农民工的比例显著下降，而老年农民工的比例则不断增加。在2014年，超过50岁以上高龄农民工的规模为4685万，比2010年的3124万增加了50.0%。高龄农民工的占比（50岁以上农民工群体），也由2010年的12.9%增长到2014年的17.1%，这使得我国农民工群体的平均年龄由2010年的35.5岁增长到2014年的38.3岁，由此我国农民工老龄化态势愈发明显。尤其是，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大批高龄农民工提前返乡，并出现了显著的返乡潮趋势，仅2015年11月份提前返乡的高龄农民工群体就高达220万人左右。

高龄农民工的蓄水池作用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结构出现战略性调整，对于一些新型产业、新型业态和新型职业的需求明显上升，如互联网+、高端制造业和人工智能等。然而，由于经济增速的下滑和过剩产能的爆发，一些传统行业的用工需求则出现严重收缩，钢铁、煤炭等资源型行业和传统的餐饮、服务和酒店业劳动需求出现暴跌态势。在此背景下，农民工群体首当其冲，并成为失业大军中的主要群体；其中，对于那些年龄超过50岁，而且无论是工作技能还是工作强度都无法跟上产业调整步伐的高龄农民工来说，则更是成为第一批受到冲击的群体。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他们被产业发展的巨大拉力所吸引，流入到城市并成为一线的产业工人；而当经济处在下行周期的时候，他们也迅速地被城市抛弃，成为第一批的失业群体并不得不返回农村；特别是，由于高龄农民工具有保留工资低、抗压持续时间长的特点，从而更是不平衡地首先承受了经济波动和社会转型的代价。农民工尤其是高龄农民工的这种蓄水池作用，在抚平经济增长波动的同时，也不平等地承受着经济转型的巨大代价。

而且，由于我国统计制度的特点，农民工群体也经常没有被纳入统计指标的计算范围。当前，我国经济在下行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快速调整，从而一些传统产业在萎缩的同时，也有新型产业迅速崛起。这样，城镇新增就业和农民工失业现象就同时存在，并在总量上可能失业数量更多。然而，根据我国的统计制度，农民工由于失业而不得不返回农村后，就没有资格进入失业率的统计范围。这就导致“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和“城镇新增就业保持稳定”的现象同时发生，这也正好迎合了很多乐观经济学家的亢奋情绪，认为当前的经济形势不断向好，认为经济增速下滑没有对失业产生任何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民工尤其是高龄农民工群体，以其自身的贫困和失业作为代价，托起了城镇居民稳定的新增就业数字，也托起了很多地方政府日益增长的政绩需求，掩盖了经济增速疲软下滑的隐性事实，也掩盖了经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巨大代价。

高龄农民工技能的迅速退化

由于年龄逐渐增大，他们对工厂的吸引力也愈发降低。由于投资收益的年限缩短、投资回报率下降和投资成本上升，因此通过对高龄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的收益率急剧下降，从而企业没有积极性为高龄农民工进行培训或再教育。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农民工接受技能培训的比例为34.8%，而高龄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比例则只有28.8%，比21-30岁农民工接受技能培训的比例低9.5个百分点，也比31-40岁群体农民工群体低7.3个百分点。进一步从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来看，高龄农民工文化程度越低，其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也就越低，在文盲半文盲高龄农民工中，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只有15.4%。因此，很多高龄农民工再出去打工，由于年龄超过50岁，工厂再雇佣其就业的可能性也就大大降低。但迫于生计，很多高龄农民工仍然不得不外出务工，只不过就业形式开始从工厂流水作业转向自营就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农民工的自就业比例从2009年的6.4%上升到2013年的16.5%，并进一步提高到2014年的17%，而高龄农民工的自营就业比例则更是从2009年的6.8%显著上升到2014年的18.5%。从这个角度来看，高龄农民工的自营就业比例不但在存量上显著高于一般农民工群体，而且在增速上也明显更高。这说明高龄农民工在被工厂逐渐排出后，为了生计而不得不转移到自营就业上去了。

另外，从就业的行业分布来看，高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整体来看，农民工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占比达到56.6%，而其中高龄农民工的比重更是高达58.1%。近年来，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农民工群体的议价能力有所上升，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在脏累苦的制造业就业，从而农民工从事制造业的比重从2010年的36.7%下降到2014年的31.3%。然而与此对应的是，高龄农民工群体从事制造业的比重却不断提升，由2010年的37.4%增长到2014年的39.7%，并成为他们主要的就业行业。从这个角度来看，由于制造业劳动强度高，平均利润率水平较低，大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都不愿从事这个行业，使得我国制造业产业竞争力不足，发展动力弱化，除了超过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无奈仍支撑这个行业之外，我国制造业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

高龄农民工身体不能承受之重

农民工大多从事低技术、高劳动强度的重体力活，这对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尚难以负担，而对于超过50甚至60岁以上的农民工群体来说，则更是身体无法承受之重。尤其是，其中还有高达35%左右的高龄女性农民工群体，其绝对数量也超过1093万。而且从近年的发展趋势来看，女性高龄农民工的比例甚至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态势，从2010年的33%提升到2014年的35%左右。对于高龄女性农民工来说，虽然到了55岁的城镇女性退休年龄，但是他们却依然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这对他们来说实在是无法承受之重。而且，从劳动时间来看，2014年农民工群体平均年从业时间平均为10个月，月从业时间平均为25.3天，日从业时间平均为8.8个小时，这都远远超过城镇职工的平均劳动时间。但如果与高龄农民工人群相比，则发现他们的平均劳动时间甚至还要高于普通农民工群体，日从业时间达到9.1个小时，比农民工群体平均高出3.4%左右。另外，从消费角度来看，1980年后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务工的月生活消费支出为939元，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出19.3%；2013年新生代农民工人均寄回带回老家的现金为12802元，比老一代农民工少29.6%；2013年新生代农民工在工地工棚居住的比例为7.3%，比老一代农民工的17.7%少10.4个百分点。综合来看，相比其他农民工群体，高龄农民工群体普遍工作时间更长、接受培训比例更低、劳动强度更大、居住工棚比例更高，在接近或超过退休年龄后，虽然工作、生活和生存条件恶劣，收入和消费水平更低，但他们仍然坚守在产业工人第一线，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工作条件，继续为国家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作出显著贡献，并成为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和国家竞争的比较优势来源。

积极关注高龄农民工群体

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伴随经济增速的放缓、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发生的转变，我国农民工数量增速开始放缓，而且农民工老龄化态势愈发明显，从而支撑产业竞争优势的劳动力要素开始减少，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人口红利也逐渐消失。从2010年开始，16-20岁、21-30岁、31-40岁群体的农民工比例都显著下滑，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由2010年的65.9%下降到2014年的56.5%。而相对应的是，较高年龄群体的农民工占比则持续增加，41-50岁群体的比例从2010年的21.2%增加到2014年的26.4%，而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比例也从2010年的12.9%增加到2014年的17.1%，由此农民工平均年龄就从2010年的35.5岁上升到2014年的38.3岁。而进一步从高龄农民工的特征来看，由于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他们接受技能培训的比例更低、在制造业从事低技能职位的概率更大，同时工作时间更长、居住条件更差、收入和消费水平也显著更低。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进入下行周期时，他们也最先受到冲击，并成为贫困和失业的主要代价承受者。因此，关注高龄农民工群体，肯定他们为产业发展和城市服务所做的奉献，承认他们为我国工业化积累和经济起飞所作的巨大牺牲，并积极解决他们老了以后的各种社会保障就显得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