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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好》导演高群书:讲一个温暖的故事
对高群书来说,猴年春节注定不平静。
就在过年前几天,为了春节贺岁档电影《过年好》,他从郑州到武汉,在五个城市跑了路演。路演最后一站是他的老家石家庄,他却没能停下,连夜赶回北京。回京的路上,他一直在感慨路演中收获的感动;两个年过八十的老人,由女儿搀扶着来看;一个70后看完特别激动,在映后环节激动不已,滔滔不绝。“他的儿子上初二,他与儿子的沟通,与父母的沟通,和电影中讲的问题相似。”
在高群书看来,对大多数人而言,过年是一个节点,回顾一下上一年的诸多不易。这个节点也许是喜忧参半、五味陈杂的,但是回顾之后就要放下,新的一年换一副身心。电影《过年好》想要传达的大致也是这种心境。
《过年好》讲述了独居老人老李一家过年的故事。老李和女儿李羊朵,李羊朵和女儿,一家三代人的观念生活在过年期间碰撞。在代际冲突的同时,令人心悸的阿兹海默症似乎也浮出水面。用高群书的说法,拍摄贺岁电影《过年好》的动因复杂。
五六年前,台湾戏剧导演李宗熹《守岁》巡演,高群书坐在台下看,深有感触。“勾连起我自己的处境。”
四年前,央视春晚请高群书、刘春、孔二狗、王小山等几位去聊策划。当时高群书就说,春晚的基调应该是温暖的。在他的设想里,如果要做一个小品,最合适的场景应该是路边的小饭店——三教九流在这里经过,矛盾碰撞在这里发生。
三年前,朋友买下这部戏的戏剧改编版权,高群书担任监制。
2015年年初,高群书买下《守岁》的电影改编版权,贺岁电影《过年好》露出眉梢。《守岁》讲述的是一家三代女性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大年夜,却抹不去悲凉。而在高群书的电影里《过年好》里,“奶奶”变成赵本山饰演的老李。《过年好》的剧本前后写了七八稿,基调一直没有变化,依旧是温暖。
高群书【对话】
澎湃新闻:《过年好》由话剧《守岁》改编而来,在故事的设置上做了一些改变。这些改变是基于什么考虑?
高群书:《守岁》这部戏的诞生背后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而我在改编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大陆面对的现实现状是什么。
《守岁》讨论的是一个代际交流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自己感同身受。我们的父辈的人际关系单一,面对的只有故乡。而像我这样的60后,甚至70后,面对的是两种人际关系,一种是故乡的发小、同学、邻里,另一种是北京上海这一类大城市的工作和社交关系。到我儿子这一辈,就更复杂了,是多线程的。他小学、初中在石家庄念的,高中在北京,大学在加拿大。所以我觉得这种三代交流对于现在的观众是会有共鸣的。
但是大陆面对的社会保障和养老体系,和台湾甚至日本是很不一样的。在一个小县城里,我想如果老人患严重的阿兹海默症,孩子是不可能让他独居的。所以改编成电影,我把故事设置在老李第一次发现症状,第一次出走,然后被他的学生发现。
第二个就是原本戏剧的一家三代都是女性,基调比较偏女性化,也比较悲。我把原来剧中的奶奶改成男性。这个是个人的创作习惯不同。我个人是觉得变成男性,可以幽默,也可以悲情。
《守岁》剧照澎湃新闻:片中的老李从一开始就确定由赵本山来演吗?
高群书:筹备时我们是广撒网,想了很多人选。有考虑过朱旭老师,但是这个角色台词量很大,而朱旭老师已经年过八十,考虑到可能会比较吃力。也考虑联系了李雪健老师,因为档期的问题没能成。
后来我们联系赵本山老师。先是通过朋友联系,但是一直没有面对面联系上。后来,我和制片人王兵两个人专门去了一趟沈阳。我们面对面和赵本山老师聊了这个人物,最后是觉得人物能立得住,才促成了这次演出。
澎湃新闻:找到赵本山老师是在什么时间?
高群书:那时候大概是2015年10月底。前期抓剧本的时间比较长,到10月份剧本基本成熟,开始筹备拍摄。当时我们也考虑过,是在今年的贺岁档上映,还是在明年贺岁档上映。后来觉得剧本写的是2015年的感触,再放一年,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新的事情,所以决定还是今年拍了。
前后加起来拍了二十多天,其实是一个正常的拍摄周期。之所以都说我们周期短是因为我们前后期交叉到一起。因为这片子场景比较集中,我们就搭了个类似剧场的内景,采用顺拍的方式,拍一场剪一场。前期开工的时候后期也就开始了。原来我拍《东京审判》的时候采取的也是这种拍摄方式。
澎湃新闻:电影里为什么要保留话剧中那样的分幕和黑场?
高群书:电影中老李的生活内核非常现实,是带有痛感的。但是外在是跳跃的、不稳定的群像。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北方社会是有很多神人的。生活中我出门能遇到很多神人,电影中那个写诗的警察,都是有身边的原型的。电影中老李的邻居也是神人,这些是社会现象的集中呈现。所以想到要用一个东西去隔开,不要太陷入别人的生活。就像你过年回家吃饭一样,朋友倾诉,你不会让他完整说完,会打岔,伤心的事情不会成为完整的东西。
澎湃新闻:电影的选角和表现的北方社会,对南方的观众来说,会不会有点难以接受?高群书:恰恰相反,电影上映之后,票房领先的几个省份是广东、浙江、江苏,然后才是辽宁。我想赵本山的喜剧早已经打破了南北的界限。现代社会是一个流动性的社会。
澎湃新闻:电影中有很多明星出现的镜头,有观众在网上总结说是“高群书导演的人脉大集合”。
高群书:真的不是我的人脉,主要是这个题材的特殊性,我们希望有更多人出来拜年,说一声吉祥话。这部电影有好几个制片人,都是业内很成熟的制片人,在各个领域里都很有影响力。他们都起到了作用。我们希望电影最后的部分是一个high,有了这个祝福,忘记不高兴的事情,把不快扫掉。
澎湃新闻:你现在是怎样过年的?每年都要回老家吗?
高群书:对,从小到大,过年必须回家。过春节是个仪式感,仪式是不能丢的。除非是有时候拍戏,实在回不了家。否则只要可能,事儿放下就赶回家,要不觉得自己太差了。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尽孝和习惯。
父母觉得过年必须热闹,但是对我而言,我可能更愿意一个人呆着。而对于我儿子那一辈人来说,过年就更不重要。他也按照我要求的走礼数,但是走完就进入自己的世界了。这是我们一家三代人关系的嬗变,在生活方式上也是有分歧的。
如果我到了我们的父辈的年纪,我就不会要求孩子和我厮守,我宁愿各玩各的,不用过年来维系两代人的关系。倘若我们到了老年,也许也不会和父辈一样固守在一个地方,维持完全不变的邻里关系和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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